如何验证经济理论的正确性
我与员工自治企业的倡导者们的交流是一次带有意识形态价值的实际探讨,我的经济学同行们知道市场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也同样知道资本主义剥削是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但正因为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才不愿或不能剖析他们所持理论的更深层意义。
在过去这些年里,我鼓励学生们在思考市场失灵时尽可能地完全摆脱他们的意识倾向。如果他们对于为什么市场以某些特定的方式失灵持有某种假设,那么对该假设最重要的检验标准则是:这是否意味着尚有人们未加利用的机会。员工自治企业的倡导者们的阐释显然没有通过检验。如果这些企业具有他们的倡导者们所宣称的那些优势,那么企业家们就可以花费上亿美元收购传统企业并将之重组为员工自治的企业。他们只需要买下现有传统企业的股票,将决策权移交给员工,接着将重组企业的股票卖给新的员工股东。由于重组后的企业相比于原先的会更有效率,这些股票的卖出价格会远高于它们的买入成本。然而,先前也提到过,并没有出现以这种方式重组企业的热潮。
简而言之,长期存在大量未加利用的机会的理论并不好。在任何一个稳定地维系了很长一段时期的市场环境下,极有可能不存在大量未被利用的机会。然而,谴责市场结果的左派人士给出的解释也没能通过“没有未加利用的机会”的检验。例如,这些左派批评家常常宣称我们必须对工作场所的安全进行监管,否则员工就会被手握资本的掌权者剥削。起初,这一主张听起来似乎挺有道理。毕竟,企业主常常钱多得花不完,而他们的员工却每天冒着生命危险勉强维持生计。这确实看起来像是剥削。但是我将会解释,其实这也意味着仍存在大量未被利用的机会。
假设由于老板的台锯没有安装刀片防护套,一位木工面临受伤的风险,这位老板应该安装防护套吗?必须对安装这一装置的收益和成本进行分析后,才能做出明智的回答。如果这位木工掌管该企业,并可以自行做出决定,分析结果就是显而易见的了。防护套的成本是很好测算的,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假设每个星期需要花费50美元。这一装置带来的收益就是这位木工为了获得防护套的保护而愿意放弃的最大代价,这自然取决于操作没有防护套的台锯的风险有多高。比方说,如果他愿意承受的代价是100美元,显然是应该安装防护套的。但是,如果说防护套对他的价值只有30美元,那么他的选择就是不安装。
即使这位木工受雇于一家公司,决策逻辑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他仍然有必要对比防护套的成本和收益。即使由雇主承担安装费用,成本也不会有变化。而在木工眼中,防护套的价值仍然在于其所能提供的保护。我们假设防护套的收益超过了成本,因为这种情形更有意思。如果对木工来说,每周用于安装和维修防护套的费用只有50美元,而它对工人的价值却有100美元,那么雇主毫无疑问会安装。不这么做意味着会失去原本可以获得的50美元经济剩余。
“看不见的手”理论的质疑者坚持认为,资本主义雇主的贪婪会阻止他安装防护套。但是,这一指责忽略了亚当·斯密理论的本质。如果安装防护套的收益超过了成本,雇主却不这么做,就会将获利机会拱手让给愿意安装的竞争对手。记得吗?防护套的花费只有每周50美元,而在木工眼里的价值却有每周100美元。我们可以假定,现在这个雇主以当前的工资水平雇用这个木工并没有什么损失。因此,如果一个竞争对手提供安装了防护套的台锯,而工资只比目前的少75美元,那么这个木工会接受这份工作。换工作后,这个木工可以获得每周25美元的额外经济收益,也就是防护套对他的价值100美元减去工资减少的75美元。并且他的新雇主每周也会多得25美元(假定新雇主的成本与当前雇主的相似)。无论何时,如果一个雇主拒绝安装收益超过成本的安全设备,就会存在被遗漏了的获利机会。
许多市场体系的批评者反驳说,使用成本-收益分析来决定是否应该安装安全装置是不道德的,但是这种反驳经不起一丝推敲。防护装置的花费可以用来购买其他对人们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任何不好的结果发生的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在决定采取哪一种安全措施时,我们必须权衡收益和成本。
如果你不同意,那么我来问两个问题:你今天检查刹车了吗?如果是,那么你明天还要再检查一遍吗?理智的人对两个问题的回答不可能都是肯定的。如果你刚确认了刹车状态良好,那么它在明天就出故障的概率是极小的。检查刹车会耗费时间和金钱,所以理性的人只会隔一段时间才检查一次。在美国,有汽车检查计划的州通常明确规定一年检查一次。多数人不会频繁地检查刹车,因为这么做不仅花费高而且不能带来显著的好处。如果说成本-收益分析框架适用于考虑检查刹车的频率,那么为什么不能用它来考虑台锯上是否应该安装防护套呢?
其他质疑者的回应是“看不见的手”或许在竞争充分的劳动力市场中是有说服力的,但是他们接着强调,劳动力市场实际上并不是竞争性的。毫无疑问,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确实不如其他类型的市场。例如,一旦一个人与一名雇主签订了合同,相比于其他雇主,他逐渐积累起来的许多技能会对目前的雇主更有价值,他也就更加不可能获得来自别处的更好的工作机会。从某个时候开始,他实际上就被“困住”了。6
然而,即使这位员工被迫要永远为同一名雇主工作,雇主不安装通过成本收益检验的安全设施也是不明智的。如果由雇主支付设施的费用,并通过削减这位员工的工资来抵补这部分花费,员工和雇主的情况都会得到改善。质疑市场的人可能会觉得被“困住”的员工得到的报酬太低了,不能承受他在工资足够高时愿意付出的代价。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个能够实行管制的国家来说,可能会有好得多的选择,只需要求企业提升工资即可。接下来,员工就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承担额外的安全设施的代价。
无论如何,不能过分强调劳动力市场的非竞争性。劳动力流动是不充分的,但是相比于以往,现在人们可以更频繁地换工作了。而且,即使企业知道大多数员工不会离开,有一些也确实还是会离开的,还有另外一些最终也会退休或者去世。因此,企业主们必须维持对新员工的吸引力,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提高企业的声望。信息时代是藏不住秘密的,一家剥削员工的企业最终会面临严重的用工困难。
总而言之,强调锯刀“太危险”相当于强调提高锯刀安全性的成本将低于相应的收益。如果劳动力市场是竞争性的,员工们也足够重视锯刀的安全性从而愿意承担额外的费用,那么企业主就会有安装防护套的强烈动机,以避免竞争对手挖走他的员工。如果这些都没有发生,那么就可以认为员工事实上并不看重锯刀的安全性,因而不愿意支付额外的费用。他们会乐意无偿获得安全的锯刀,而并不愿意为此付出代价。
关于“看不见的手”更详细的论述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市场上针对工作场所的安全性问题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选择。一些企业的工资高,工作安全性低;一些企业的工资低,工作安全性高;还有一些企业,两者的水平都是中等。面对这些选择,员工根据自己的偏好在这些公司中寻觅。当然了,偏好在许多维度上都是不同的,但是出于目前的需要,我们仅考虑两个维度:面对风险的态度和对金钱能买到的东西的渴望。
对于特别谨慎同时又刚好不在乎钱的人来说,最好的选择是一份风险极低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可以满足他们对安全的需求,又因为钱在他们眼里不是那么重要,工资低一点也是可以接受的。处在另一个极端的是那些最不关心风险,同时又迫切需要更多收入的人。对这些人来说,最危险的工作会是最好的选择。这样的工作能提供给他们的薪水是最高的,同时他们也可以容忍这份工作额外的风险。对在这两个维度上的偏好都不那么极端的人来说,最好的选择是工资和安全性都处于中等水平的工作。
那么,根据传统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人们愿意支付多大的代价,就能相应从工作中获得多大程度的安全保障。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用来获得更多安全保障的资源也可以被用来获得其他对自己有价值的东西。如果一位员工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更多的安全保障,这只意味着他并不愿意付出相应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