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高的收入意味着更高的消费能力

我给出的解释很简单⁹，它源自达尔文的核心洞见：个体利益常常与群体利益相冲突。就像我在第1章中提到的，按照标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一个工人愿意接受安全性更低的工作以换取更高的工资，这意味着额外的收入足以补偿安全性的降低。但是“看不见的手”理论的假设是，收入的价值体现在其所能带来的额外的绝对消费。然而，相比于安全防护只是让工人在少数情况下避免因粗心导致手被刀片伤到，更高的收入可带来另外一个确定且能立刻得到的好处，那就是：消费能力相比于其他人有所提升。

这一点在父母希望将孩子送到尽可能好的学校的例子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就像第1章中提到过的，一名员工愿意接受一份更加危险但收入更高的工作，很可能是因为这样他就可以支付更好学区的房子的月付。但是这对其他员工是一样的。而且，学校质量本身是一个相对概念，如果其他人也牺牲工作安全性来换取更高的工资，那么相对来说，没有人会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只会把好学区的房价抬高。

由此，即使是在所有工人完全了解他们会面临的风险且劳动力市场竞争充分的条件下，也是需要对安全问题进行管制的。工人们很有可能更偏好另外一种状态：每个人都从事更安全的工作，即使要付出工资更低的代价。但是，每个工人只能决定自己的工作选择，而不能左右他人。如果一个工人接受了安全性更高的工作，而其他人没有这样做，那么这个工人就会被迫把孩子送去差一些的学校。要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工人们就必须采取一致的行动。

但是仅仅知道个体的行为会相互抵消并不能消除个体行动的动机。相比于不加管制的私人劳动力市场，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或组织都会选择采取相似的政策来提高工作场所的安全性。例如，在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就明确规定了不同的行业必须遵守的详细的安全规程。这些国家或组织还要求企业给工人购买工伤补偿险，该保险的费率会随着伤害索赔项目的数量大幅增加。这些手段并不完善，但是毫无疑问，工作场所的安全性将因此提高。

质疑大政府⁽²⁾的人通常会谴责这些政策对个人自由构成了不正当侵犯。例如，塞勒和桑斯坦在描述安全监管政策时写道：“他们纯粹就是在下禁令，这肯定会伤害到一些人。这些法规不允许人们用（政府赋予的）拥有安全工作环境的权利换取更高的报酬，哪怕聪明多识的人想要这么做。”¹⁰这意味着，至少对于信息充分的工人来说，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即使在没有管制的情况下也可以提供最优的安全性和工资组合。然而这一理念在人们强烈关注相对状况的时候是站不住脚的。

就像达尔文清楚认识到的那样，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被置于一条相对地位的评价曲线之上。是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决定了谁可以在好学区或者景色绝佳的地方买到房子。当相对收入变得重要时，“看不见的手”就失灵了。我们再也没有理由认为个体动机会促使资源实现其最大价值。

这里，读者需要再次注意，我对安全管制所做出的解释与托马斯·谢林对佩戴冰球头盔的规定所做出的解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¹¹我在第1章曾提过，谢林最初观察到，可以自行选择滑冰装备时，运动员总是不佩戴头盔，但对于制定佩戴头盔的规则却表示强烈赞同。谢林认为导致出现这种矛盾的原因是个体与群体利益之间的冲突。当一个运动员卸下头盔，他就获得了相对优势，这在他眼里足以与重伤概率的些微上升相抵。其他运动员也面对相同的动机，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所有的运动员都不戴头盔。没有哪个队伍的运动员可以获得他们追求的竞争优势，他们却都面临着更高的重伤风险，因此他们才会支持要求佩戴头盔的规定。

仅仅知道导致问题的动机结构并不能解决问题，需要一种强有力的方式来改变个人动机。正是明白了这一点，冰球联盟才制定了佩戴头盔的规定。对于坚持不戴头盔的运动员来说，唯一可行的办法是结成自己的联盟。这与在工作场所制定安全规则是一样的，那些不想受规则管制的人可以搬去另外一个没有安全管制的国家，但是我们将在第12章看到，这样的国家仅有几个，他们也很可能并不想居住其中。

还需要注意的是，我给出的安全管制的理由并不意味着在实行管制之前仍存在未被利用的机会。就拿谢林所举的头盔的例子来说，在没有管制的情况下，市场结果体现的是每个个体的最优选择。如果一个竞争企业提供了更安全但工资更低的工作，也不会有人接受，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搬到更差的学区。

我做出的解释同样不需要以人们的信息有限、市场流动不充分，或任何人非理性为前提，也不一定要存在一个有力的市场参与者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参与者。这一解释唯一需要的前提是个体与群体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这一达尔文观察到的基本现象。当个体在许多方面追求重要结果的能力显著依赖于相对收入时，就可以满足这一条件。

对相对收入的重视导致的个体和群体动机的差异，有助于我们理解市场失灵的其他方式。在自由主义者和“看不见的手”的支持者看来，市场力量不仅可以引导人们获得最优的工资和安全性组合，也可以获得工资和其他工作特性的最优组合。例如，我们可以考虑专业分工的问题。亚当·斯密强调过，工业革命开始后的生产力爆炸式增长就是更高程度的劳动力专业化分工的结果。然而斯密还意识到，随着工作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强，它对人们在心理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马克思曾强调，资本主义下的专业分工太过了，他认为专业化分工“将劳动从人身上剥离，使人退化为机器的附属物，摧毁了工作的全部吸引力并使之成为令人厌烦的苦工”。¹²

自由主义者和其他支持“看不见的手”的人士对此做出反驳，他们指出，马克思的观点意味着将一些机会闲置。这与他们在关于安全性的案例中给出的理由如出一辙：如果工人们一直认为工作场所缺乏多样性，那这必然意味着在这些工人看来，日常工作的多样性比专业化程度下降所导致的产量损失更重要。但是如果工人们在乎的是相对收入，这一主张就不成立了。如果每个工人的工作多样性都增加一些，同时减少一些收入，那么整个工人群体就会更幸福，因为这一转变不会影响人们实现那些取决于相对收入水平的目标。但是没有哪个个体可以单独换一份更具有多样性的工作而不会损害他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

与此类似，个体与群体利益之间的冲突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人们最终会在不那么理想的环境中工作。劳动力市场为人们提供了获得更高收入的机会，他们可以接受自主性更低的或者有违道德的工作。¹³额外收入的诱惑是人们接受这类工作的重要原因，然而，如果所有工人的绝对收入一起增加，相对购买能力几乎不会受到影响。

对相对收入的重视导致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存在分歧，这一事实也质疑了传统经济学中显示性偏好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相比于人们说的话，我们更能够通过观察人们的行为来了解人们的偏好。¹⁴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一个人可以每周削减100美元的工资来换一份更具多样性的工作，而他却没有这么做，那么对他来说，额外的多样性肯定不值100美元。从个人价值评估的角度来说，这是对的。但是个人评价和群体评价并不一定是一致的。如果重要的是相对收入，那些拒绝为增加的多样性支付100美元的人可能会发现，如果所有人都支付100美元获得额外的多样性，增加的多样性的价值将远远不止100美元。

谁也无法否认，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人生中的许多重要目标的能力取决于相对购买能力。由此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当一个人的收入增加时，他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提高了，其他人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却下降了。或者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同样的活动在带给一个人更多收入的同时，会给其他人带来负的外部效应。

许多自由主义者肯定乐于忽略这一问题，或者坚持认为他们拥有随意给其他人造成直接伤害的权利。但是我将在第6章证明，间接伤害的问题会让正直的自由主义者面临选择的困境。如果一个人想要行使直接给他人造成伤害的权利，那么他就必须为此提供有说服力的理由，而事实证明，这是非常困难的。

我希望这样假设是合理的：对于一个剥夺了球员选择是否戴头盔的权利的规定，一个正直的自由主义者应该不会反对。这个规定当然会剥夺球员的权利，但这也正是球员们会支持这项规定的原因啊！他们知道，如果可以在打冰球时不戴头盔，那么他们一定不会戴。但是他们并不想不戴头盔。

很明显，政府比冰球联盟更有约束力。仅凭这一事实就决定了施行政府禁令需要更加严格的标准。但这只是程度上的差异，本质上并没有差别。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看到，令人欣慰的是，人们常常不用对行为加以限制就可以减轻对他人的伤害。

经过2005年三次独立的专项拨款，美国国会共计投入3.2亿美元，用于建设一座连接阿拉斯加州凯奇坎（Ketchikan）市区及格拉维纳岛（Gravina Island）上的机场的桥梁。那座桥被戏称为“哪儿都去不了的桥”，这个工程很快就成了政府财政浪费的著名案例。¹

建这座桥从一开始就不是个好主意。凯奇坎的人口在那时只有不到9 000人，格拉维纳岛只有50人。市区和这个岛屿之间的交通靠的是轮渡，每趟的费用是6美元，每趟船的间隔在15分钟到30分钟不等，依具体时间而定。显然，有了桥会更方便，但是远不至于因此而启动这样耗资巨大的工程。

既然这座桥这么失败，为什么一开始还要建呢？反对政府管制的改革者翻来覆去地强调其中的原因。提议开展这项工程的政客希望讨好能从中直接获益的当地居民，以赢得他们的选票，却使远在别处、毫无戒心的纳税者被迫买单，这些纳税者永远不会注意到，更不会抱怨最终由此导致的税收的增加。其他州的立法者之所以支持这一提案，是出于理性的考虑，他们预期当自己有提案时，也可以得到对等的帮助。

让人欣慰的是，这项工程最终在美国民众激烈的反对之下被迫取消。然而，在每笔国会预算中，仍有许多其他提案得以通过，因为这些提案太微不足道，无法进入大众的视野。

有一些无意义的活动最终木已成舟。例如，20世纪80年代广为人知的军事采购项目，现在被称为“政府疏忽计划”，据说私人国防用品承包商的一个拔钉锤就向政府要价435美元，一个马桶坐垫要640美元，一个咖啡壶则要7 600美元。²这些事实着实令人不安。如果已经有不够尽责的或者腐败的政府官员被诱使为日常用品支付如此高昂的价格，那么涉及复杂的、难以弄清楚的设备的合同中又可能存在多少浪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