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本书的写作历程最初可以追溯到2005年一个异常温暖的秋夜。来自美国联邦司法部司法协助局[1]（U.S.Department of Justice’s Bureau of Justice Assistance）的多明戈·赫赖斯（Domingo Herraiz）和伊丽莎白·格里菲斯（Elizabeth Griffith），与来自法院创新中心（the Center for Court Innovation）的格雷格·伯曼和朱利叶斯·朗（Julius Lang），在地狱厨房（Hell’s Kitchen）的一个希腊餐厅聚会。**当时大部分的讨论都围绕着刑事司法制度的最佳实践这一主题，所有人都赞同，识别“行之有效”的项目并进行推广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时也都认为，刑事司法领域并不善于坦诚、客观地面对与“行之有效”截然相反的情况：一些项目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其预设的目的。
在那个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那次聚会上的讨论最终启动了一个新的研究计划。在过去的7年里，法院创新中心与美国联邦司法部司法协助局一起，一直在研究那些失败了的刑事司法领域的改革试点，并尝试为未来的刑事司法创新者发现和总结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这项现在由法院创新中心的奥布里·福克斯所领导的调查研究，已经被证明成果非常显著。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们的合作伙伴——美国联邦司法部。为此，我们要感谢劳里·罗宾逊（Laurie Robinson）、吉姆·伯奇（Jim Burch）、德鲁·马洛伊（Drew Malloy）、贝琪·格里菲斯（Betsi Griffith）、金姆·诺里斯（Kim Norris）和普雷蒂·梅农（Preeti Menon），感谢他们的幽默和洞察力，以及他们在资助一个题目中就有“失败”这个“刺眼”的词语的项目时所具有的非凡勇气。
在尝试就“失败”这一主题写一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很幸运能为同样珍视思想探索和书面写作的法院创新中心工作。从创始主任约翰·费恩布拉特（John Feinblatt）开始，这两方面的重要价值已经深深地烙印于法院创新中心之上。约翰·费恩布拉特先生还帮助刺激我们产生对于刑事司法的兴趣，并砥砺我们思考如何在真实世界中做得更好。我们对此深表谢意。
我们同样还对纽约城市基金会（Fund for the City of New York）主席玛丽·麦考密克女士（Mary McCormick）深表谢意，感谢她一如既往地帮助法院创新中心正常运转、她的友善以及提供给我们的睿智建议。同样的帮助还来自法院创新中心的核心机构合作伙伴：纽约州法院系统。特别感谢乔纳森·李普曼（Jonathan Lippman）、朱迪斯·S.凯耶（Judith S. Kaye）和安·普福（Ann Pfau）多年来对我们的信任。
法院创新中心的很多同事也在伦理、行政和智力方面对这一项目提供了支持。他们是迈克尔·伦佩尔（Michael Rempel）、阿曼达·西斯纳（Amanda Cissner）、莎伦·布莱恩特（Sharon Bryant）、卡罗尔·菲斯乐（Carol Fisler）、维罗妮卡·拉马丹（Veronica Ramadan）、艾米·莱维特（Amy Levitt）、朱利叶斯·朗、罗伯特·沃尔夫（Robert Wolf）、艾莉娜·沃格尔（Alina Vogel）、唐·法罗莱（Don Farole）、利伯蒂·奥德里奇（Liberty Aldrich）、瓦莱丽·雷恩（Valerie Raine）和艾米丽·戈尔德（Emily Gold）。特别感谢在本项目早期承担管理工作的亚当·曼斯基（AdamMansky）、从英国政府借调与我们共事一年的菲尔·博文（PhilBowen）以及在打磨文字和检验观点方面对我们助益良多的阿尔弗莱德·西格尔（AlfredSiegel）。
在本书写作与研究过程中，无论是经由文字还是口头，我们都受到了许多学者和司法工作者的有益启发，他们已经在推进关于刑事司法改革的坦率对话方面做了很多探索。他们包括琼·彼得斯拉（Joan Petersilia）、杰里米·特拉维斯（Jeremy Travis）、埃里克·莱恩（Eric Lane）、马尔科姆·菲利（Malcolm Feeley）、大卫·肯尼迪（David Kennedy）、李·肖尔（Lee Schorr）、迈克尔·雅各布森（Michael Jacobson）、托尼·汤普森（Tony Thompson）、卡罗尔·韦斯（Carol Weiss）、朱迪·哈里斯·克卢格（Judy Harris Kluger）、安妮·斯沃恩（Anne Swern）、明迪·塔罗（Mindy Tarlow）、乔尔·科伯曼（Joel Copperman）、罗宾·斯坦伯格（Robin Steinberg）、迈克尔·汤普森（Mike Thompson）、杰夫·马尔根（Geoff Mulgan）、蒂姆·穆雷（Tim Murray）、莉斯·格雷泽（LizGlazer）、罗伯特·基廷（Robert Keating）、吉尔·克里考斯基（Gil Kerlikowske）、法兰克·哈特曼（Frank Hartmann）、赫尔曼·戈德斯坦（Herman Goldstein）、乔治·克林（George Kelling）、里克·罗森菲尔德（Rick Rosenfeld）、米歇尔·斯维里多夫（Michele Sviridoff）、迈克尔·斯考特（Michael Scott）、埃里克·李（Eric Lee）、赫伯·斯特兹（Herb Sturz）和罗恩·科比特（Ron Corbett）。
我们还希望对所有在我们的个案研究中接受访谈的人表示感谢。当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大众媒体和专业的学术出版物上后，我们对于处于不同立场上的不同理解感同身受。我们对于所给予我们的时间和访谈的机会无比感激，同时也努力遵守我们的承诺：在我们的文字中保持不偏不倚，并在我们的分析中保持敏感性。
且不说在当前的出版环境中，即使是在出版环境最好的时期，寻找一个出版社来出版一本有关“失败”的书也绝非易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的马尔科姆·菲利、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尼可·方德（NikoPfund）和约翰·杰刑事司法学院（John Jay College）的坎迪斯·麦考伊（Candace McCoy）的帮助和支持。同样感谢大卫·申克（DavidShenk）、伊丽莎白·施里夫（Elizabeth Shreve）和安迪·普斯曼（AndyPostman）帮助我们学习出版方面的“游戏规则”。我们很高兴最终能在城市研究所出版社（TheUrbanInstitute Press）出版本书，并得到凯思琳·考瑞尔（Kathleen Courrier）、斯科特·福里（Scott Forrey）以及他们团队中其他成员的有力支持。
最后，我们还要感谢我们的家人，我们在完成白天日常工作的同时写作一本书时遭遇了各种的跌宕起伏，而家人的支持是我们得以完成此项工作的最主要动力。
格雷格·伯曼想要感谢卡洛琳·维兰加·伯曼（Carolyn Vellenga Berman），她长久以来都善于运用技巧、保持求知欲和形成新的思路；感谢米利·伯曼（MillyBerman）和汉娜·伯曼（Hannah Berman），他们作为作家的才华和创造性是写作灵感的不竭源泉；感谢M.J.伯曼、艾伦·伯曼（Allan Berman）和米歇尔·伯曼（Michele Berman），他们现身说法地为我展现了完成任何一项重要任务所必须的勇气和决心。
奥布里·福克斯（AubreyFox）想把本书献给罗宾·伯格（RobinBerg）以感谢她的爱、支持和好脾气（当然还有编辑技巧），以及罗伯特·福克斯（RobertFox）和安妮塔·斯佩林（AnitaSperling）以感谢他们从小就培养他对阅读和写作的热爱。
[1] 美国司法部司法协助局并不从事通常意义上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工作，其主要工作是资助有关刑事司法改革的示范项目，给各州开展司法改革提供指导，致力于提高刑事司法的公正与效力，推进实证研究与司法改革的结合。——译者注**地狱厨房是位于纽约市曼哈顿西侧的地名，通常被认为是曼哈顿岛上治安较差、犯罪较为多发的地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