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如何推进民族文化发展的问题上，文化界和文学界做得最努力的一件事，是对传统文化展开反思和批判。从社会制度、文化模式、家庭结构、社会关系、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全面盘点本土民族文化存在的弊端。于是，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中，大家可以看到，鲁迅在揭示乡土的愚昧，冰心在批判家长制的罪恶，郁达夫在展示人性被压抑的痛苦……从总体而言，新文化运动是以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作为新文化想象和新文化建设的前提的。五四时期对“新文化”的想象基本上是以西方文化理念和文化发展模式为蓝本的，而对于这种“新文化”的建设自然也是以移植西方文化理念和文化模式作为基本操作思路的。如果我们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比喻成一辆马车，它就是靠着一根车轴上的两只轮子来推进的，一边是传播西方文化理念，一边是批判民族文化的弊端。

这里就存在很大的问题：

一方面，这样的新文化建设思路势必造成对于本土文化资源的否定、轻视甚至遗弃。批判民族文化的弊端这个思路并没有错，事实上，五四时期对于民族文化弊端的很多揭示，也的确具有永久的价值和意义。但我们也要看到，由于是用西方文化理念和文化模式作为参照系来辨认和确定本土文化的弊端，对本土民族文化的粗暴否定是相当普遍的。一些非常肤浅的观点，诸如“新文化”就是“西方文化”，而“本土传统文化”就是“旧文化”；“西方文化”是“先进文化”，而“本土传统文化”则是“落后文化”……类似的观念在当时被大面积传播和接受，事实上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从民族心理中消除。

另一方面，由于大面积否定本土传统文化的价值，五四时期的新文化建设思路就不可能把传统文化资源纳入新文化建设的使用范围之中，事实上，新文化运动设想的文化变革，不是寻求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对接点，而是简单粗暴地做了一场外科手术，其设想就是把自身坏掉的器官找出来切掉，从外面移植一个新的器官进去。

虽然文化都是相通的，但毕竟一个民族的文化在漫长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中，有着自己的土壤成分和气候特点，也有着自己的神经体系和血液循环，所谓“橘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生硬地移植外来文化是很难真正成功的。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胡适在1921年写过一首小诗名叫《希望》：“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开花好／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后来这首小诗被改编成了比较有名的台湾校园歌曲《兰花草》。这是颇有意味的一首小诗，表达着胡适的困惑，为何辛苦传播的新文化新理念，“希望开花好”，却“苞也无一个”呢？我们用外科手术的术语来描述，也许这就是文化“排异”。

1921年以后，新文化运动开始落潮。虽然新文化运动的有些成员开始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比如胡适后来转向国学研究，号召青年们“研究国故”，这个看似矛盾的转变，隐藏着的正是胡适个人对于新文化运动理念的反思。但是胡适的这种反思并没有得到明确的提倡，甚至他自己也没有做出明确的表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简单地把西方文化视为现代文化和先进文化，把本民族文化视为陈旧文化和落后文化的思想都十分普遍地存在。

民国时期，真正开始正视这个问题并且明确地用理论和创作同时对五四文化理念进行反思和批评，同时提出本土民族文化资源的重要性并把本土民族文化资源视为民族文化发展的真正基石的，是十几年后在文坛占据重要位置的一个作家，那就是沈从文。

[1] 杜素娟，山东济宁人，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华东政法大学文伯书院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小说与社会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