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欧悌德谟》

《欧悌德谟》可以径直被标画为对充满《泰阿泰德》第二部分的那种论战的补充性附录；这一附录在《泰阿泰德》中如此明确地预示出来，以至于它甚至能够作为对之的补篇——如一种羊人剧（Satyrspiel）401那样——同时公之于众；顺便一提，其实我不太想主张这点。

于其中两篇对话得以联系起来的，主要是虚假表象这一难题。在《泰阿泰德》中（190E），关于这点的讨论指向了许多荒谬的结论，它们是被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虚假表象这一假设所导致的；而苏格拉底有意暂且不发展它们，因为似乎那些可笑的结论会落到他本人身上似的；因为他毕竟好像在支持那成问题的看法。只有当摆脱了整个看法，从而那些糟糕的结论不再落到他身上，而是落到其他人身上之后，他才答应阐述它们。

如果柏拉图曾经在他的一部作品中先行预示过紧接着的作品，那么就是《欧悌德谟》这儿。因为在《欧悌德谟》中由那愚蠢假设（尤其是285—288）而来的那些可笑结论被非常轻松愉快地发展了出来。在这儿再次涉及安提司特涅；关于这点，这次有三重外在的证据。首先，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在其普罗塔戈拉传记（IX 53）中记述到：正如柏拉图在《欧悌德谟》中所说的，普罗塔戈拉首先提出了〈后来的〉安提司特涅的命题，即根本没有矛盾。402诚然，在《欧悌德谟》中并未提到安提司特涅的名字，但论点无疑作为整个风趣的论战所针对的那位同时代哲学家的论点而被引证；并且对此还要注意：这种才智并不是新的，而是来自普罗塔戈拉（286C，288A）。其次，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V，1024b32）中证实了安提司特涅的愚蠢意见403：一个人根本不能将两个概念结合在一个判断中，以至于说，这一个是另一个（也即是说，它根本不容许有任何谓述，除了下面这样，即谓词概念 ［Prädikatsbegriff］和主词概念 ［Subjektsbegriff］实际上是同一的）；每一事物仅仅具有一个它所特有的“概念”（或者仅仅允许下面这唯一的陈述、λόγος ［逻各斯］，即它就是它自己本身）；由之进一步得出，人们根本不会进行任何矛盾的陈述，事实上也根本不能做出任何虚假的陈述。然而，所有这些命题——其中第二点是第欧根尼·拉尔修谈到过的，都作为对手的命题出现在了《欧悌德谟》中，而对手则被伪装成欧悌德谟（Euthydem）和狄奥尼索多洛（Dionysodor）两兄弟的双重形象，并且整篇作品似乎都在与之作斗争；因此，该对手必然是安提司特涅。最后，这同样的三个命题再次一起出现在伊索克拉底《海伦》的引言中，在那儿，它们显然是那时还活着的同一位作者的命题，因而再次是安提司特涅的命题；伊索克拉底在《海伦》以及在《驳智者》的一个地方对那未具名的对手的整个刻画，同柏拉图在《欧悌德谟》中对之的刻画若合符节。404在这些方面以及在一些进一步要点上，在《欧悌德谟》中的争论同在《泰阿泰德》中的争论保持着如此紧密的联系，以至于在相同的基础之上无疑也可以确定《泰阿泰德》针对的也是安提司特涅。

正如在已经援引过的段落那儿《泰阿泰德》明显预先指向《欧悌德谟》，同样，可以发现《欧悌德谟》中的另一个段落，它同样地明确往回指向《泰阿泰德》，确切讲，再次处于相同的实事上的联系（Sachzusammenhang）中。405它关乎刚才涉及的那个历史学上的正确指向，即安提司特涅的那些悖论并无任何新颖之魅力，而是归根于普罗塔戈拉。关于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那两个命题，即没有任何的自相矛盾以及没有任何的虚假陈述（Falschaussag），这样说到（286C）：我已经多次并从许多人那儿听说过它了，并且总是让我对之感到惊异；普罗塔戈拉已经为该命题进行过辩护，而对我来说它依然显得是奇怪的，并且它在反驳（打倒在地，ἀνατρέπειν ［反驳］）他人的同时似乎也反驳了它自己；同样在288A：在我看来，如长久以来的那样，这一命题始终裹足不前，它在摔倒他人之后，同时它自身也跌倒了（从摔跤而来的一个比喻，当一个人把对手扔出去时，他自身同时也摔倒了）；并且你那了不起的智慧也没有找到弥补它的办法。《泰阿泰德》，确切讲在涉及普罗塔戈拉时已经指出，任何意见、因而任何陈述都是真的这一意见，将因下面这点而反驳了它自己本身，那就是它宣称那认为没有任何意见是真的的人的意见也是真的；因而也推翻了它自己本身、或者把它自己本身打倒在地。因此，原初属于普罗塔戈拉的这一命题已经先行反驳了它自己本身，这一提示完全可靠地同《泰阿泰德》中柏拉图所引出的该命题自相矛盾这一论证相关。柏拉图想说，在那儿已经拿来反对普罗塔戈拉的论证，同样适合于安提司特涅，其智慧在这一点上仅仅是普罗塔戈拉的智慧的重温而已。即使这或许在实事上并无太大的利害关系，但绝不因此在这儿就可以被忽略；因为《泰阿泰德》早前的写作年代依然在多方面还是有争议的，并且单纯就语言标准和文体标准来看，也的确容易引起争议。一个人应该注意该论据如何同那些众所周知的、必然把《欧悌德谟》置于《斐德诺》之后的理由紧密相连，因为《斐德诺》和《泰阿泰德》无论是在实事上还是在语言风格上都紧密地共属一体。

此外，或许这儿并不是深入探讨该作品那从一种狂欢节情绪（Karnevalslaune）中产生出的论战的最得体的地方，因为对于柏拉图的逻辑学来说，从中并未赢得太多的东西。然而，必须强调下面这一即使仅仅附带地和隐藏地、但还是回指向一个强大背景的暗示（290C406）：几何学、天文学、算术，即使捕捉到了各种精美的认识，但并不知道如何使用它们，而是把它们所取得的东西拱手让出——如果它们是有理性的话——，交给他人、即辩证法家去使用；然后，他407在一种前后关联——在这儿有意地让之处于模糊中，但很容易从后来《政制》中所发展出来的思想那儿补充出来——中被证明为等同于真正的政治家，即等同于那精通君王术（Königskunst）的人。这一暗示作为下面这点的一种征兆是异常珍贵的，那就是：在《斐德诺》中所赢得的辩证法之概念，如何已经开始朝着伦理学和政治学（Staatskunde）408同理论性科学的最终统一这一方向进行深化，而且是基于数学而来的。辩证法的概念首先在《斐德诺》中被确立起来；如果我们把在《政制》之前对它的这种使用，同在《欧悌德谟》结尾部分对待伊索克拉底的态度——同《斐德诺》这篇对话相比，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结合在一起，并且同前面已经指出过的同《泰阿泰德》——它就它自己那方来说复又在多方面清楚地回指向《斐德诺》——的关联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必须得承认，尽管从风格的角度似乎首先彼此矛盾，但这些实事上的理由之间那被结合在一起的分量，必然把《欧悌德谟》的位置放在《斐德诺》和《泰阿泰德》之后，而且直接放在《泰阿泰德》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