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外国文学经典的成形标识
文学应该有一种精神的传承，人类文明的发展应该有一条内在的线索，这种传承和线索就是由经典构成的。经典的界定和文学精神的传承是每一代人都要面对的问题。一方面，经典文学作品隐含了丰富的人生体验和智慧，基本都有固定不变的审美标准，是一代又一代人的艺术共识，体现了文学家艺术家的原创性，譬如当代国际文坛久负盛名的诺贝尔文学奖、普利策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等就基本继承了这种传统。正如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 ）所说的那样：“作家、艺术家和作曲家们自己决定了经典，因为他们把最出色的前辈和最重要的后来者联系了起来。”[1]另一方面，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有一定的时代特征，意识形态的建构和权力话语的塑造也是文学经典生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譬如美国文学经典化的完成曾经是各种力量的博弈，英国文学经典的确立曾经受文化输出需要和国家地位变迁的左右。[2]
美国文论家韦勒克、沃伦说：一种艺术品“既是‘永恒的’（即永久保有某种特质），又是‘历史的’（即经过有迹可循的发展过程）”[3]。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从文学人类学等宏观层面看，由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方面决定。回溯历史，从人类文明沉淀角度分析，文学经典生成的内部因素主要是指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审美原创性”或者叫“经典性”，具有相对稳定的客观性和永恒性；外部因素主要是指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的“机缘/过程”或者叫“经典化”，具有主动谋划、集体合谋、多方博弈的特征。“经典性”偏重于静态的、历史文明的客观性描述，“经典化”偏重于动态的、时代精神的主体性博弈，恰当的“经典化”的时代成果最终将汇入“经典性”的审美谱系。“经典化”是时代的调弦，努力造就文学历史；“经典性”则是文学艺术的标尺，努力守卫人类心灵。简言之，在一部文学经典的生成即“经典化”过程中，诗人、作家的审美创新是内在基础，意识形态的建构和权力话语的塑造是重要支撑，学者精英的评阅与阐释是重要动力，平民大众的接受与阅读是重要条件，四方面相互结合、相互妥协，再加上时间的沉淀，共同作用于文学经典的生成过程。
尽管以诠释为业的文学评论家不能单独决定哪些文学作品是或者不是经典，但在文学经典诞生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也是不争的事实。首先，文学经典在最广泛的阅读和阐释中发生变化，甚至还会出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在最广泛的阅读和阐释中发生成百上千的变化这种现象。任何时代任何阶级都有自己特殊的精神需要，既不可能完全满足于那些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学经典，也不可能完全满足于同一时代其他阶级所创造的文学经典，都会对以往文学经典各取所需。那些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学经典，虽然它们今天仍然能够给人以文学享受，并且在一些方面上可能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但它们在历史的接受过程中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后人的接受绝不可能是原封不动的。人类对这种文学经典的接受是批判地接受，即在突破各种限制和克服各种偏见的过程中吸收和发扬那些还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因此，文学评论家甚至可以帮助有些经典有效地“增值”。
其次，文学评论家不但可以帮助人们正确地甄别经典和非经典，而且可以促使人们准确地认识经典。因此，夸大文学评论家在经典诞生中的作用固然不对，但是，也不能漠视文学评论家的作用。文学评论家不但可以发现经典和推广经典，而且可以帮助作家创作经典。文学评论家应该着力研究经典的内在特质并在这个基础上把握一些经典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们产生的条件，促进一些经典的诞生，而不是相互攻讦。优秀的文学评论家只是指出一些文学作品的不足是不够的，还要积极发现和挖掘一些遭到遗漏或埋没的优秀文学作品。[4]
本书“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要素”与“外国文学经典的成形标识”两章，重在探讨作为“文学性”标尺的“经典性”问题；“外国文学经典的建构方式”与“外国文学经典的演变过程”两章，重在探讨作为时代调弦的“经典化”问题。其实，除前两章外，其他章节所讨论的问题均与“经典化”有关，差异只在侧重点不同而已。
经典的概念来自拉丁文classicus，意为“第一流的”，指“公认的、堪称楷模的优秀文学和艺术作品，对于本国和世界文化具有永恒的价值”。显然，这一定义反映了一般人对于经典的理解，它主要从实在本体论角度来看待经典，将其视为因内部固有的崇高特性而存在的实体。近代以来，许多理论家更倾向于从关系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待经典，将它视为一个被确认的过程、一种在阐释中获得生命的存在。辩证地看，文学经典既是一种实在本体又是一种关系本体的特殊本体，亦即是那些能够产生持久影响的伟大作品，它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透性，并且包含着巨大的阐释空间。[5]其内涵和特征至少应该从如下三个方面把握：
首先，从本体特征看，是原创性文本与独特性阐释的结合。文学经典通过个人独特的世界观和不可重复的创造，凸现出丰厚的文化积淀与人性内涵，提出一些人类精神生活的根本性问题。它们与特定历史时期鲜活的时代感以及当下意识交融在一起，富有原创性和持久的震撼力，从而形成重要的思想文化传统。同时，文学经典是阐释者与被阐释文本之间互动的结果。经典只有持续不断地被解释、接受、传播，它内在的潜力才能得以开发。如“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即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的重新解释，又如“不朽”的歌德也是此意。可以说，富有原创性的文本也需要富有原创性的阐释对之进行塑造和定位。因此，文学经典的本体特征呈现于经典文本与独特阐释的结合中。对文学经典的独特的读解系统与阐释空间，是它得以持续延传、反复出现、变异衍生，真正成为经典的必由之路。
其次，在存在形态上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的特征。文学经典作为人的精神个体和艺术原创世界的结晶物，它诉诸人的主体性的发挥，是公众话语与个人言说、理性与感性，以及意识与无意识相结合的产物。如果说对文学经典的阐释大多借助上面三对关系的前项，那么，这些关系的后项，即个人的阅读、感性经验和无意识(包括集体无意识和个人无意识)则是文学经典具有超越性、开放多元的重要途径。特别是文学经典的审美把握，通过主题内蕴、心理情感、意境营构、人物塑造、修辞方式等努力，容纳了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与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这样创造出来的文学经典既具有自身的特质，又包含了文化、人性的内容，从而使不同时期的文化和文学得到深层沟通，在文化和文学生命信息的传递中实现对话、互通和互动。惟其如此，文学经典才能出现“共鸣”现象，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再次，从价值定位看，文学经典必须成为民族语言和思想的象征符号。如莎士比亚之于英语与英国文学，普希金之于俄语与俄罗斯文学，鲁迅之于中国与中国新文学，他们的文学经典都远远超出了个人的意义，而富于民族的精神气质。也是在此意义上说，鲁迅被称为中国的“民族魂”。无论是所谓古代“轴心期”文明，或是在古代向现代转型期的文明，伴随着经典的出现和阐释，往往会出现能体现中国文化特有的人生体验结构、价值观念和审美风尚的“意义场”和“意义空间”。这里具有双面性：一是在社会文化“长时段”的深层结构中形成了经典阐释的土壤和背景；二是经典阐释又反过来推动社会和文化变革。
需要说明的是，文学经典除具有一般的经典特质外，还有自身的特点，因为与历史和哲学经典相比，它更具有文学性，更富有心灵的感动，更具有审美的内容，所以，文学经典更强调从艺术和审美的角度来理解“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经典一方面作为实在本体，是文学艺术的高峰；另一方面又是关系本体，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学传承阐释关系，从而也就意味着一段新的历史。因此，它是一个国家、民族，一个历史时段的文学取得合理性存在价值，并形成独特的思想艺术传统的根本依据和保证。[6]文学经典是在一代代读者的接受过程中不断展开和呈现的历史性审美存在，是实在本体和关系本体的复合体。
那么，文学经典的艺术奥秘究竟在哪里？或者说，文学经典的成形标识是什么？文学经典为什么说不尽、为什么具有永久的魅力？这个难题应该从三方面分析：
第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7]的重要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它首次揭示了艺术发展与社会发展、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文学的发展进步与科学技术、某些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并不相同。在文学领域里，不是简单的一部作品代替另一部作品、一个时代的作品代替另一个时代的作品——况且，一个作家的创作不一定越写越好、一个时代的创作也不一定都能超越过去时代的创作——正相反，过去时代的文学和当今时代的文学之间，始终具有生气勃勃的历史联系、交融和传承，用李白诗句“抽刀断水水更流”来形容其关系非常贴切。而科技和某些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基本上是一个代替另一个、新的代替旧的、先进的代替落后的、从不完善的形式走向更加完善的形式，譬如从四轮马车发展到蒸汽机火车、电气火车和今日之“高铁”等。在当今世界的很多国家里，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四轮马车和蒸汽机早已进入历史博物馆，但是四轮马车和蒸汽机时代产生的文学经典却因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和很高的艺术水平而广泛流传。
第二，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的单薄、扁平，文学经典具有明显的多层次性且底蕴丰厚。有人曾就此把文学经典比喻为“葱头”，提出“葱头有七层皮。好的文学作品大约也是多层次的……有的读者不会从第一层往里走，有的可能达到第二层，如果他对书作长时间的思考，可以达到第三层和第四层。可是有的作品甚至还有第六层和第七层。有时候作者本人对自己的书也只能理解到第六层，他也和读者一样，感觉得还有点藏而不露的东西”[8]。正是文学经典中的这种“藏而不露的东西”，为历代读者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这与宋代诗话家范晞文在《对床夜语》中所说的“咀嚼既久，乃得其意”十分相似。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在《午后之死》那部关于西班牙斗牛的著作中，曾经生动地把优秀作品比喻为“冰山”，认为它在海里移动十分壮观，但是露在水面的只有八分之一，而水下部分却占了八分之七。这就是说，一部优秀作品除表面层次以外，还有很多内在的层次，需要历代读者按照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体会去领略、去重组、去想象、去扩充。
第三，文学经典所具有的各种多义性，是它说不尽的源泉之一。文学作品的多义性不仅是客观的存在，而且也十分复杂多样。具体来说，起码有四个层次：一是艺术形象的多义性，拿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名诗《帆》(1832)来说，“帆”是诗中的主要形象，但是历来的人们由于生活经验和眼光的不同，对它却有几种不同的理解：心情不安的象征、反叛者的形象、浪漫者的形象、作者本人的形象等。二是艺术世界的多义性，一部经典作品尤其是诗词的艺术世界，其概括的内容十分广泛丰富，包括众多不同的生活现象，使读者对此可以有不同的感受、联想和理解，如“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等。三是语境的多义性，这不仅指语言的细节(词、词组、句子、语音，尤其是双关语、隠喻、象征、悖论和反讽等)和语言的上下文相关，也指一部作品同它的哲学、社会、历史、宗教等的上下文相关；这就有可能使一些读者认为上下文应该如此，而另一些读者则认为它不应该如此。四是科学中的语言与文学中的语言完全不同，前者永远是单义的，而后者则是多义的，这是语言艺术的奥秘之一。文学语言的多义性，特别是诗歌语言的多义性，其中包括它的空灵性、含蓄性和模糊性，对于文学至关重要[9]，中国古人对此早就有“诗无达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等艺术体悟。
歌德曾提出“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谈到“说不尽”的普希金，他认为：“普希金不是随生命之消失而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而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每一个时代就这些现象发表自己的见解，不管这个时代把这些现象理解得多么正确，总要给下一代说一些什么新的、更正确的话，并且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把一切话都说完。”[10]俄国学者巴赫金依据他著名的“对话理论”，曾经指出：一部好的作品既可以与过去时代和当今时代的人们对话，也能够与未来时代的人们对话，因为它除了具有“现实内容”外，还具有“潜在内容”。而“潜在内容”则是一种在作品中刚刚涉及的具有胚胎或萌芽形式的东西，是作家本人在作品中尚未完全实现的，但可以被未来时代的作家和读者接受，并创造性地加以发展。另一位俄国文学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论述了文学经典的“多结构和多声部”的意义和价值。他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话小说”时，认为其小说的内容从本质上看是难以结束的，“只要作品还是多结构的和多声部的，只要人们还在争论”。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结束意味着新巴比伦塔的倒塌”。这表明对话小说内容的“难以结束”，或者说它的“未完成性”，是它的艺术奥秘之来源。
莎士比亚和普希金之所以“说不尽”，之所以“拥有取之不尽的可能性”，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的杰作具有巨大的艺术概括力和极为深厚的内涵，使得同一时代或不同时代的读者能够对世界、对生活、对人做出多种复杂深入的联想、对比、想象和预见。美国学者布鲁姆就毫不掩饰地夸赞莎士比亚“在认识的敏锐、语言的活力和创作的才情上都超过所有其他西方作者”[11]。整整四百年来，莎士比亚一直坐在文学殿堂的王座上睥睨众生。他被海明威称为文学史上的“两大冠军”之一(另一个是托尔斯泰)，在历代读者中有人爱其哲理意蕴、有人取其文章气魄、有人爱其文辞华美。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可以说完全是一种从灵魂到语言上的全面熏陶。
基于以上综合分析，我们认为文学经典的成形标识起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历久弥新的精神空间，二是千人千面的诠释体验，三是民族语言的艺术榜样。可以说，文学经典往往代表了某一段文学时期的最高成就，并且是其他作品竞相仿效的对象、依据和奋斗目标。文学经典因为优秀的品质和伟大的价值被保留下来、载入史册，成为后人了解这个时期文学成就的凭据；而一般作品往往是过眼云烟，迅速地遭到历史的淘汰、抛弃和遗忘。[12]
[1]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412页。
[2] 刁克利：《诗性的寻找：文学作品的创作与欣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0页。
[3]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年版，第36页。
[4] 熊元义、李明军：《文艺经典与文艺评论》，《中国艺术报》，2012年6月8日。
[5] 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6] 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2页。
[8] 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苏联当代作家谈创作》，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年版，第10页。
[9] 吴元迈：《也谈文学经典》，《文艺报》，2010年4月19日。
[10]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三卷），满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年版，第278页。
[11]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
[12] 谭旭东：《文学经典的生成及其价值》，《文艺报》，2008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