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桂士杞

桂士杞，字有山，号楠友，清代学者，广东南海人。生平潜心经术，著述甚丰，著有《潜心堂文集》等。桂士杞继承父亲桂鸿之志，注重对儿孙的教育，培养出清代广东大儒桂文灿、桂坫，成就了一族书香。

《有山诫子录》不分卷，桂士杞所编，桂文灿所刻。主要为历代名人典故、格言警句的摘抄（部分内容之后有桂士杞的分析评论），以及他自己的治学、读史、观世等心得。全书基本上以“读书为善”为中心，劝诫子孙做好人、勤读书、守礼节、正风俗，以冀讲求实学，造福苍生。此书虽然为晚清时期的作品，但是文字典雅、征引广博、道理渊深，读来颇有韵味，可以从中获益不少。而且作者比较关注当时广东的各种社会风气，如俗趋于奢靡、迷于《宅经》《葬经》《葬书》等，作者皆广寻理据，力为破之，颇有功于当时，亦可借鉴于当代，颇值一读。

有山诫子录（节选）

后汉马援兄子严、敦，并喜讥议，通轻侠[143]。援在交趾，还书诫之曰：“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论议人长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龙伯高敦厚周慎[144]，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145]，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146]。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后汉邓禹，内行淳备，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佐命元勋，尚犹如此，况士人乎？

后汉郑康成，年七十，疾笃自虑[147]，尝以书戒子益恩云：“吾念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庶几以竭吾才。入此岁来，已七十矣，案之礼典，便合传家。今我告尔以老，归尔以事，将闲居以安性，覃思以终业[148]。尔其勖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声称，亦有荣于所生。”又云：“勤力务时，无恤饥寒。菲饮食，薄衣服，节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识，亦已焉哉！”此真大儒之言也，汝曹志之。

后汉诸葛武侯戒子云：“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研精[149]，险躁则不能理性。年与时驰，意与岁去，遂成枯落，悲叹穷庐，将复何及也！”夫主静之学，理性之训，宋儒以为得坠绪于遗经。即此观之，则所谓圣人没道不传，必待宋儒继统者，毋矜夸太甚耶！

魏王永舒《诫子书》云：“夫富贵声名，人情之所乐。而君子或得而不处，何也？恶不由其道耳。知进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疚[150]。语曰：‘如不知足，则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览往事之成败，察将来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厌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禄者也！”又云：“若范匄对秦客[151]，至武子击之，折其委笄，恶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鲜不自伐[152]；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则掩人，矜则陵人[153]。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为戮于晋[154]，五叔负罪于周[155]，不惟矜善自伐好争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称，非以让人，恶其盖人也。夫毁誉，爱恶之原而祸福之机也，是以圣人慎之。孔子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必有所试。'[156]又曰：‘子贡方人，赐也贤乎哉！我则不暇。'[157]以圣人之德，犹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轻毁誉哉！”

晋羊叔子《诫子书》云：“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岁，便诲以诗书。然尚犹无乡人之称，无清异之名[158]。今之职位，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远矣，汝等复不如吾。咨度宏伟，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异独达，察汝等将无分也。恭为德首，慎为行基，愿汝等言则忠信，行则笃敬，无口许人以财，无传不经之谈，无听毁誉之语。闻人之过，耳可以受，口不得宣，思而后动。若言行无信，身受大谤，自入刑论，岂复惜汝，耻及祖考。思及父言，纂及父教[159]，各讽诵之。”

晋陶元亮常以书训子云：“少年好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色喜。每当五六月，北窗高卧，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160]。意识浅陋，日月遂往，缅求在昔，眇然如何！”其兴趣萧散，而寓意深远，世人不识也。

宋徐修仁《戒子书》云：“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贫素。至于产业之事，所未常言，非直不经营而已[161]。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禄，可谓备之。每念叨窃若斯，岂由才致？仰藉先门风范，及以福庆，故臻此尔。古人所谓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又云：“‘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详求此言，信非徒语。吾虽不敏，实有本志，庶得遵奉斯义，不敢坠失。所以显贵以来，将三十载，门人故旧，承荐便宜[162]。或使创辟田园，或劝兴立邸店[163]，又欲舳舻运致[164]，亦令货殖聚敛，若此众事，皆拒而不纳，非谓拔葵去织[165]，且欲省息纷纭。中年聊于东田开营小园者，非存播艺以要利，正欲穿池种树，少寄情赏。又以郊际闲旷，终可为宅，傥获悬车致事[166]，实欲歌哭于斯。或复冬日之阳，夏日之阴，良辰美景，文案闲隙，负杖蹑履，逍遥陋馆，临池观鱼，披林听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求数刻之暂乐，庶居常以待终，不宜复劳家间细务。汝交关既定[167]，此书又行，凡所资须，付给如别，自兹以后，吾不复言及田事，汝亦勿复与吾言之。假使尧水汤旱，岂如之何？若其满庾盈箱，尔之幸遇，如斯之事过，并无俟令吾知也。《记》云：‘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则无所恨矣！”

宋谢瞻之弟晦为右卫将军时，晦权遇已重，自彭城还都，迎家宾客辐凑，门巷填咽。瞻在家惊骇，谓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归趣乃尔！吾家素以恬退为业，不愿干预时事，交游不过亲朋，而汝今遂势倾朝野，岂家门之福邪！”乃以篱隔门庭，曰：“吾不忍见此！”及还彭城，乃言于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过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荣冠台府，位任显密，福过灾生，其应无远，特乞降黜，以保衰门。”前后屡陈之。晦或以朝廷密事语瞻，瞻故向亲旧陈说，以为戏笑，以绝其言。及上即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忧惧。是岁，瞻为豫章太守，遇病不疗，临终遗晦书曰：“吾得启体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励，为国为家。”

宋颜延之之子竣贵重时，凡所资供，延之一无所受，布衣茅屋，萧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车，逢竣卤簿[168]，即屏往道侧。常语竣曰：“吾生平不喜见要人，今不幸见汝！”竣起宅，延之谓曰：“善为之，勿令后人笑汝拙也。”延之尝早诣竣，见宾客盈门，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粪土之中，升云霞之上，遽骄傲如此，其能久乎！”

北齐颜黄门之推《家训》曰：“《礼》云：‘欲不可纵，志不可满。’宇宙可臻其极，情性不知其穷，唯在少欲知足，为立涯限尔。先祖靖侯戒子侄曰：‘汝家书生门户，世无富贵，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势家。’吾终身服膺，以为名言也。”又云：“兵凶战危，非安全之道。古者，天子丧服以临师，将军凿凶门而出。父祖叔伯，若在军阵，损抑自居，不宜奏乐宴会及冠婚吉庆事也。若居围城之中，憔悴容色，除去饰玩，常为临深履薄之状焉[169]。”

唐御史大夫柳玭，世以孝弟礼法为士大夫所宗，尝戒其子弟曰：“凡门地高[170]，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则得罪重于他人，死无以见先人于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门高则骄心易生，族盛则为人所嫉；懿行实才[171]，人未之信，小有玼颣[172]，众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学宜加勤，行宜加谨，仅得比他人耳。”

程子为讲官，言与上曰：“人主一日之间，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宦官宫妾之时少，则可以涵养气质而熏陶德性。”余谓士人何独不然，父兄师友犹贤士大夫也，奴仆优伶犹宦官也，妻妾娼妓犹宫妾也，多少之间，存乎其人矣。

真西山《教子斋规》八则[173]：一曰学礼，凡为人要识道理、识礼数；在家庭事父母，入书院事先生，并要恭敬顺从，遵依教诲；与之言则应，教之事则行，毋得怠慢，自任己意。二曰学坐，定身端坐，齐脚敛手；毋得伏靠背，偃仰倾侧。三曰学行，笼袖徐行，毋得掉臂跳足。四曰学立，拱手正身，毋得跛倚欹斜。五曰学言，朴实语事，毋得妄诞；低细出声，毋得叫唤。六曰学揖，低头屈腰，出声收手，毋得轻率慢易。七曰学诵，专心看字，断句漫读，须要字字分明，毋得目视东西，手弄他物。八曰学书，臻志把笔[174]，字要齐整圆净，毋得轻易糊涂。

吕东莱《童蒙训》曰：“安定先生主湖州学使[175]，学者各治一事，如水利、农田之类，其后从学者多有实效。”苏子瞻曰[176]，书富如入海，人不能兼收尽取，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则学成可以八面受敌。朱子常取以教学者。盖稽经诹史[177]，区分类聚，讨论便而记忆易，颖异者固可兼擅，笃实者亦能专精也。

元许鲁斋为国子监祭酒，其为教，因觉以明善，因善以开蔽。课诵少暇，即习礼，或习书算，少者则令习拜跪、揖让、进退、应对，或射或投壶，负者罚读书若干遍。久之，人人自得尊师敬业，下至童子，亦知三纲五常为生人之道。尝语诸生曰：人心有印板，虽摹千万皆然。又曰：教人与用人反，用人当于所长，教人当于其所短。又曰：学者治生为先，生计不足，则或嗜利以丧所学。

《日知录》云[178]：“君子以向晦入宴息[179]，日之夕矣而不来，则其妇思之矣。朝出而晚归，则其母望之矣。夜居于外，则其友吊之矣。于文‘日夕为退’，是以樽罍无卜夜之宾[180]，衢路有宵行之禁，故曰‘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至于酒德衰而酣身长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气乖而晦明之节乱矣。”又云：“读屈子《离骚》之篇，乃知尧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则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则谓之耿介，反是谓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尧、桀之分，必在乎此！”又云：“今日人情有三反：弥谦弥伪，弥亲弥泛，弥奢弥吝。”

《潜邱札记》云[181]：“今人动称廉耻，其实廉易而耻难。如公孙宏布被脱粟，不可谓不廉，而曲学阿世，何无耻也！冯道刻苦俭约，不可谓不廉，而更事四姓十君，何无耻之甚也！盖廉乃立身之一节，而耻实根心之大德，故廉尚可矫，而耻不容伪。”又云：“近代文士，务博而不明理，好胜而不平心，未有过于杨用修慎者也。杨用修生平不喜朱子，以不喜朱子故，遂并濂溪、明道、伊川、横渠、康节诸大儒一一排诋，甚至以孟子为无稽、朱子为不识字；以不喜宋儒故，遂并宋人之文章议论为繁冗、为不公不明，宋人之功业品行为不及前代；以不喜宋人故，遂并宋帝王之统系为偏安、为似晋。无论其言之是否，只此一念之增迁而不已，尚可为识字读书者耶？噫，亦可哀也！”

张稷若《蒿庵闲话》云：“综核之说，可除蒙蔽，其病必至苛察；权谋之说，可开昏塞，其失必为机诈；旷达之说，可破拘挛，必至败名检；清净之说，可息嚣竞，必至废人事；报应之说，可以劝善惩恶，必至觊倖而矫诬[182]；缘业之说，可以宽忿寡怨，必至疏骨肉而怠修为；养生之说，可拯殉欲之害，必至贪天而违命。”

张考夫《杨园集》云：“学者固不可不读书，然不可流而为学究；固须留心世务，然不可遂入于功利。修诸身，见诸行事，可以型家[183]，可以范俗。穷达一致，始终一节，方不失为圣贤之徒也。”又云：“董江都严气正性[184]，多得之《春秋》；王文中温良正直[185]，多得之《诗》《书》。凡人专精致志于圣贤遗经，得效自是不同，是以逊志时敏，学于古训，不可不力。”

陆清献公示大儿定徵云：“我虽在京，深以汝读书为念。非欲汝读书取富贵，实欲汝读书明白圣贤道理，免为流俗之人。读书做人，不是两件事，将所读之书，句句体贴到自己身上来，便是做人的法。如此，方叫得能读书人。若不将来身上理会，则读书自读书，做人自做人，只算做不曾读书的人。”清献此论，固为诫子要言，实中学人通病。其或束书不观，及溺于词章者，无论矣[186]。世有胸罗四库，目遍五车，而立身行己，无异流俗，甚或嫉妒险诈、排挤倾陷、颠倒是非、淆乱黑白者，闻清献之言，可不深愧哉！清献又尝与曾叔祖蒿庵翁书云：“烟之为物，从古所无，明季始有之。吴梅村以为妖[187]，见于《绥寇纪略》中。侄孙见今之大贤君子无吃此者，盖皆知其非佳物也。太翁留心正学，而嗜好偶同于流俗，何难一举而绝之？一则见克己之勇，一则免火烛之虞，一则后学无效尤之弊，一举三善备焉，不识太翁以为妄言否？”夫清献之所谓烟，乃今之熟烟、生烟耳，而其时大贤君子尚无吃此者，百余年来，皆视为寻常之物，而不吃者鲜矣。又况鼻烟、鸦片来自外洋，鼻烟则口不能吃而鼻嗅之，鸦片则坐不能吃而睡吸之，其戕生堕行，耗赀废时，较之熟烟、生烟，不啻倍蓰者[188]，尤当一举而绝之也。汝曹志之！

吴画溪《逸语》云：“节俭与鄙吝异，轻财与滥用异，纪衣食与志温饱异，薄富贵与傲王侯异。非纪衣食不能薄富贵，非薄富贵不能纪衣食。”又云：“君子之家，十不至其门：斥异术，僧道不至其门；不惑于星命术士，妄言祸福者不至其门；终身让畔，讼师不至其门；薄滋味，酒肉之徒不至其门；辞尚体要，存诡遇之心以弋获者不至其门；勤且俭，索逋者不至其门；早完课，催租人不至其门；绝声色，戒嬉游，酣歌恒舞者不至其门；率本性，凡趋炎热、干势利者不至其门。”

江阴杨文定公《程功录》云：“寒花耐久，春夏之花则不然，故生于忧苦乱离之人多坚实。由此言之，风霜之威，天之杀物，正以成物耳；祸患之降，天之困人，正以成人耳。遇之而摧者，乃凡卉庸流，非天心所贵者。”又云：“当天地之艰难，任君亲之责备，骨干乃坚，精气乃实。”

阎怀庭《困勉斋私记》云：“存心处事，当与古人较得失，不可与今人较得失。临深为高，小善易足。”又云：“誉有益于名，无益于实；毁有损于名，无损于实。故君子务实而已，毁与誉俱无与于我也[189]。”又云：“人即巧诈百出，未有见一朴诚之人而不心服情输者，患吾诚未至耳，勿患人欺也。”

魏善伯《杂说》云[190]：“不经疾病，不知健时之康也；不历患难，不知平时之福也；不跋涉泥淖，不知除道之功也；不阻绝津梁，不知济航之德也；不设身处地，不知人之有不得已也；不知人论世，不知事之有不得不然也；不临文受窘，不知平日学问之优悠也；不临穷遇报，不知随事种德之利益也。”又云：“待至诚之人，当以至诚；待谲诈之人[191]，尤当以至诚。盖谲诈之人，病在不诚，若以为其人未可诚动，偶参谲诈，则彼必愈增其技以加我，我又加之，是不惟不得动彼以诚，并且陷我于诈也，而曰人之多诈，岂不谬哉！”

李二曲答门人问学云[192]：“轮回之说，吾儒未常道，君子惟尽其在己者，三涂、八苦、四生、六道有与无，任之而已。若因是而动心，则平日之砥修乃是有所为而为，即此便是贪心利心，又岂能出有超无、不堕轮回中耶？积善有余庆，积恶有余殃，报应之说，原真非幻。即中间善或未必蒙福，恶未必罹祸，安知己之所谓善，非天之所谓恶？人固有励操于昭昭，而败检于冥冥，居恒貌似谨愿，无非无刺，而反之一念之隐有不堪自问者耶？”

潘稼堂《日知录序》有云：“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若夫雕琢辞章，缀辑故实，或高谈而不根，或剿说而无当，浅深不同，同为俗学而已矣。”汝曹勉旃！

先泾县公尝言：“人固当学，然尤当思。一事也，思其始，思其终，庶不贻讥；一言也，思其前，思其后，庶无后悔。世每有一事而玷辱先人，一言而害及终身者，可不慎乎！”

姜西溟与子侄论读书曰[193]：“读书不须务多，但严立课程，勿使作辍，则日积月累，所蓄自富，且可不致遗忘。欧阳公言：《孝经》《论语》《孟子》《易》《尚书》《诗》《礼》《周礼》《春秋》《左传》，准以中人之资，日读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稍钝者减中人之半，亦九年可毕。今计九年可毕，则日读百五十字。东方朔上书自称：年十二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此时朔年正二十二。自十六学《诗》《书》至十八而毕，又自十九学《兵法》至二十一而毕，皆作三年课程。三年诵二十二万言，每年正得七万三千三百余言。以一年三百六十日成数算之，则一日所诵读，得二百零三言耳，盖中人稍下之课也。夏侯氏《东方先生像赞》：“经目而诵于口，过耳而谙于心[194]。”其敏给如此。今所自夸大，不过中人稍下之课，可见古人读书不苟，非独恐其务多易忘，大抵古人读一书必思得此一书之用，至于终身守之不失，如此，虽欲多不得也。”

晋王辅嗣《易注》每尚元虚[195]，近之宗汉《易》者多非之，然能以《十翼》解说上下经，此则真《费氏易》也。《尚书》伪古文，出于东晋，朱子已疑其伪，至今日而无庸辨矣。毛西河著《古文尚书冤词》，此孔子所谓“不知而作”，实欲排斥阎百诗而已[196]，非平心以论也。孔安国《传》，虽出于伪，然却有可取之处，亦晋人旧笈故也。汉时齐、鲁、韩三家诗盛行，而《毛传》未列学官，至今日则三家尽亡，独毛为盛，此亦可见天道之循环已。《春秋左传》纪事独详，然《公》《谷》却有长处，不可偏废；三礼为郑氏专门之学，最宜潜玩。此外，则《大戴礼记》亦有可取，《夏小正》《曾子十篇》在焉，皆不可不读者也。

陆桴亭《思辨录》云[197]：“二十一史列传甚冗乱，其诸志却不可不读，盖一代之礼志刑政存焉，未可忽也。予尝欲去二十一史纪传，别取诸志合为一书，天文地理，各从其类，是诚大观。《文献通考》亦仿佛其意，但终不若独观一代为睹一代之全耳。”

陈寿《三国志》不以正统予蜀，读史者多议之。然寿为晋臣，晋承魏祚[198]，伪魏即伪晋，以其世论，断乎不可。况其书自题曰《三国志》而不曰《魏书》，可谓纪实。夫三国犹南北朝也，强予正统，究非持平之论。所惜者，魏之三祖并列本纪，而蜀、吴之主不然耳。宜或如史迁列西楚霸王于本纪之例，三国之主并称本纪，或易本纪之号别置一名，三国之主并一其称，则尽善矣。

秦始皇恐得幽、厉之谥[199]，而始废谥法，后世皆知其为暴君也；秦桧、韩侂胄自知难逃青史，而始禁野史，后世皆知其为奸臣也。欲人不知，莫若勿为，为恶而欲避其名，岂可得乎！

秦始皇四年冬十月，令民纳粟拜爵；汉武帝元朔六年六月，诏民得买爵赎罪，置武功爵：此皆民爵，犹今之职衔而已，非以职官选用也。至元狩四年，因河南人卜式数输财助边，帝使问式：“欲官乎？”曰：“不愿。”“有冤欲言乎？”曰：“无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式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使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如此而匈奴可灭也。”帝以式长者，欲尊显，以风百姓，乃诏拜为中郎，赐爵左庶长，赐田十顷。夫使后世之富人皆贤如卜式，则助饷选官，有何不可乎？

项羽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卒成帝业。刘先主据有巴蜀[200]，而不能兼并中原。世之专言形势者，可爽然矣[201]。高祖兄仲善治产业[202]，高祖不能，卒成帝业。光武兄縯不事家人居业[203]，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后欲救刘稷，为更始诸将所杀[204]。光武性勤稼穑，竟至中兴。世之专以执业论人者，亦可爽然已。

昔王莽时，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给[205]，侵刻小民，富者不能自别，贫者不能自存，于是并起为盗贼。有国家者，未有官无常俸，徒恃横取于民而能久安长治者也。

天地之运久而必变，夏尚忠，殷尚质，周尚文。周末文盛极矣，秦始皇出而焚书坑儒。汉兴，除挟书之律，经学之隆，近古以来，未常有也。魏晋之间，元学嗣兴[206]，以清谈为高美，以章句为尘垢，放诞颓坏，迄亡天下。自是南北乖分，学术异尚，五百余年。唐一天下，兼采南北之长，定为正义，经学复隆焉。迄乎赵宋，道学争鸣，至王氏新义出而汉唐注疏渐废矣[207]。朱子通训诂以明义理，居敬持志，如日中天；象山、永嘉出而杂之。至明而白沙、阳明推本象山，其徒衍之，几不知圣贤从读书来矣。至近时而白沙、阳明之焰熄，经学迭兴，炳然与两汉同风。夫盛极难继，自是而后，或为晋之清谈与？或为宋之道学与？抑如明之道学而禅学与？呜呼，吾不得而知之矣！

先泾县公云：“朱子曰：‘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居敬而持志。’今之学者，其专心举业，汲汲以仕进为急者，无论矣。其或以了悟为宗，衍白沙、阳明之绪，援儒入释，其失也妄；或以考订为命，踵杨用修[208]、王弇州之陋[209]，以学为市，其失也愚：皆未达夫穷理居敬之旨者也。”

朱子论《孟子》云：此书不特义理精明，且甚次第文字。某因熟读后，便自此也知作文之法：首尾照应，血脉贯通，语意反复，明白峻洁，无一字闲。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

《宋史》言刘忠肃每戒子弟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余年三十，读书至此，将旧作文字，一切焚之，并立意谢绝应酬文字。又三十余年，庶能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

刘宋殷景仁，学不为文，敏有思致；口不谈义，深达理体。至于国典朝仪、旧章记注，莫不撰录，识者知其有当世之志。

《思辨录》云：“薛文清云：‘凡国家礼文制度、法律条例之类，皆当熟读深考。’愚谓孔子动称周家法度，虽周公制作之善，亦从周故也。予每怪后儒学孔子，亦动称周家法度，而于昭代之制，则废而不讲，亦不善学孔子者矣。况居官而读律令，所谓入国问禁也。”

桂林陈文恭公《与张墨庄书》云：“秀才读书，惟知学古，不知居今。应试文策，考据虽详，记诵虽博，然多泥于古而戾于今。及入仕途，未免拘迂鲜通，方枘圆凿[210]，迥不相入。世人以读书人为无用，皆由于此。其故总缘不留心邸报之故[211]；黄陶庵先生因馆于某显者家，每日备阅章疏抄报，故为文皆切实不浮，可以坐言起行。愚意城乡学馆中，俱令看邸报，或寒生力有不能，则同邑同馆数人同看，费亦无多。凡近日朝廷用人行政，及内外臣工条奏，皆得见闻，使之长增识见，见之文策，自更亲切，不愧通儒矣。”

赵宋太祖征处士王昭素为国子监博士，问以治世养身之术。对曰：“治世莫如爱民，养身莫如寡欲。”太祖爱其言，书于屏几。

北齐主欲以王晞为侍郎，苦辞不受。或劝之，晞曰：“我少年以来，阅要人多矣，得志少时，鲜不颠覆。且吾性实疏缓，不堪时务，人主恩私，何由可保？万一披猖[212]，求退无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烂熟耳。”

陆清献公尝书座右云[213]：“杨慈湖知温州，自俸最菲，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陆象山知荆门军时，曰：‘簿书目数之间，此奸贪寝食出没之处，故于钱谷事，综核不遗。’张子韶佥书镇东判官，大书于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闲，百姓罹无穷之苦。’读此三言，可悚然于清、慎、勤之不可须臾忘矣。是三先生学术皆偏僻不可为训，而其居官乃能如是，学程朱者，其可不知愧哉！书之壁间，朝夕自儆。”

先泾县公论居官云：“凡事上官当如父兄，待同官当如兄弟，待百姓当如子弟，诚意恳挚，虽遇横逆，未有不感悟者。上官及同官，倘有未明之处，力为辨正。百姓倘有误谬之处，力为解释。上下交孚，然后事无窒碍也。”又云：“古人学优而仕，然既仕犹须从事于学。倘以未学之人，一旦筮仕[214]，顾不留心典籍，其何以知居官之道耶？为州县者，公余之暇，当将《资治通鉴》及《循吏传》不时翻阅，细细观玩，学得一分，地方便受一分之益。盖听事观书，二者并行不悖，庶不愧为儒者矣。”又云：“以余所见所闻，牧令多矣。其朘民获上之能吏[215]，不干阳谴[216]，必罹阴祸；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孙。其循格选官者[217]，大抵守拙安分不肯作孽之良吏。至于恩荣奕世，儿孙食报无穷者，则皆勤政爱民，异于常吏之为者也。天之报施，捷如影响[218]，每一念及，辄为汗下，吾愿居是职者，慎毋忘作孽之见也！”

徐鲁南《五肴约》云：“《传》曰：‘礼始诸饮食。’又曰：‘礼尚往来。’乡党邻里酒食相聚会，乃不可少、不能已之事；既不可少、不能已，则必计其有常，权其可久。衣冠之家，贫富不一，不定简便之约，则富者恐人责其不敬，贫者势必耻其相形。肴蔬品物过丰，未免应酬为事，便非有常可久之道。今立约例，除吉庆、大宾、成礼外，平常亲友相招，视客位之多寡，肴品多不过六，少不过四，酌乎之中，以五为度，山海之贵味莫陈，市肆所常有已足。或四荤一素，或二素三荤，一饱便佳，方丈何用？小饮器数亦须仿此，外用果肴五碟，中设小菜攒盘一具。酒则家酿市酤，无所不可，清谈雅令，随人随时，惟取适兴，切莫强攀。逾此例者，罚令次日重席，仍必如约乃止。一曰崇节俭以养德，二曰减口腹以养身，三曰省糜费以养财。东坡旧有成言，吾辈何弗遵古？”徐君此论，先获我心，当约同志共勉之。

粤东风俗侈靡，婚嫁尤甚，凡衣裳、被褥、簪珥之多寡，迎导、鼓乐、执事之数目，已莫遵定制矣。至女子许嫁后三日归宁，向用烧猪以遗戚友，其始不过一二头，迩来夸多斗靡，竟有用十头八头以至二三十头、四五十头者。吁！异矣。伏读《大清会典》，亲王、亲王世子、郡王婚，行七九礼，用牲六十三。郡王长子贝勒婚，行五九礼，用牲四十五。贝子婚，行三九礼，用牲二十七。宗室、镇国公婚，行二九礼，用牲一十八。辅国公婚，行一九礼，用牲九。一品官，用六；民公、侯、伯、子爵，同二品官，用四；男爵，同三品官，用三；四品官至九品官，用二；庶士，同庶人，一。遵而行之，是所望于世之知礼者。

汉魏以来有《宅经》，有《葬经》，皆出于堪舆形法家言。元儒义乌朱氏，谓《宅经》古之所有，《葬经》古之所无，盖昉于晋郭景纯[219]。然考《仪礼》有“无有后艰”之文，《孝经》有“卜宅按厝”之训[220]，古人未尝不择地而葬也。况古人多在西北、中原，地方高燥，土厚水深，不烦远择。《葬经》之说，盖以江南卑湿，而风临之，蜉蚁生焉。为人子者，必欲以亲体而求富贵，罪之大者矣。惟审视水蚁，以安其亲，则固不可已也。程子有“草木茂盛，土色光润”之说，择地者审择夫气之所流贯，势之所凝聚，山则拱卫而不背，水则环抱而不泻，自无风隙水蚁之患矣。

《葬书》昉于郭景纯，然其说本平易无奇，自杨、曾、廖、赖之书出，而其言支离汗漫，乖僻诡异，习其术者，互相短长[221]，此是彼非，此凶彼吉，加以神煞禁忌、方命生命，种种格碍，几至一年无宜葬之日，数岁无可葬之期。呜呼！自《葬书》书行，而世之不葬其亲者多矣！谨案，《大清律》曰：“凡有丧之家必须依礼安葬，若惑于风水及托故停柩在家经年暴露者，杖八十。”丧亲者尚其念诸。

范蜀公与司马温公，理道节概，可谓莫逆，而论乐反复，虽无愤气，却渐有争胜之气，惟不至如朱、陆之相诟耳。夫先王之制礼乐也，所以养人之性情，使心气和平而言语谦逊，故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后世礼乐崩坏，人皆有争胜之心，虽贤者亦或不免。论乐而争，盍亦反其本矣。

孟子云：“俭者，不夺人。”又云：“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俭者，谓廉于取也。今之言俭者，吾惑焉。淡薄清苦、悭啬鄙吝[222]，谓非此则无以为生，非此则不免匮乏。是则古之人以廉于取者言俭，今之人但以吝于与者言俭也，此岂孟子之旨乎？古之贷钱出息、食客数千者，以其奢也，而夺人者亦有时而与人。今之富人，美衣丰食，似乎不俭，其权子母[223]，固竞锥刀也[224]；其待宗族亲友，固较锱铢也。是则登垄罔利之术，直以其俭不夺人者，辗转而为夺人之具，财源日竭，民生日困，毋乃误会“俭”字之故乎？

忠孝大名，人多勉之；悌为次行，人每忽焉。世有忠似龙、比[225]，养似曾、闵[226]，而于兄弟之间，予之尺縠则有矜色，乞其斗粟则有泚颜[227]，内不自知，责亦弗及。噫，悌道其绝于世夫！余事长伯父、次伯父未尝稍拂其意，不敢稍违其言，犹觉未能自慊也，汝曹勉之！

花卉之最适用者，其莲乎！其实其根可食，其花其茎可玩，其须其叶可以沏茶包饭，雅有君子之号，宜哉！先泾县公南归后最喜植之，五十年来余弗敢替，庶无违诗人“弗剪弗伐”之旨乎[228]！

——《有山诫子录》，清同治六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