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丢子，此地巴子

中国境内有多少种方言？大连方言属于哪个方言片？在语言学界，现代汉语方言大致分为七大方言，分别是官话、吴语、赣语、客家话、湘语、闽语和粤语，其中粤语、闽语和客家话在港澳地区及海外也有广泛分布。

官话使用人口占汉族总人口的70%以上，分布于整个中国的北部和长江以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藏，以及下列省份沿长江的部分地区：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官话分为8种次方言：北京官话、东北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大连方言是典型的胶辽官话，很多人都误以为大连方言属于东北方言，实则不然。东北方言同普通话相近，主要流行于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是覆盖范围较广、影响较大的汉语方言之一。东北方言是在本地方言、河北方言和山东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

胶辽官话分为登连片、青州片、盖桓片，主要分布在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近代移民的历史背景和半岛沿海的地理环境使胶辽官话的声调发展极具特色，简单地说，古清声母入声字今读上声，是胶辽官话的标志性特征，也是划分胶辽官话与周边方言的首要标准。

大连方言属于胶辽官话的登连片，是汉语北方方言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品种，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

中国第一部方言学著作是汉代扬雄所著的《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方言》是世界上第一部方言比较词汇集，在欧洲，同类著作迟至18世纪才问世。“方言”一词最早也是出自扬雄这部著作。《方言》在记录口语词汇、比较各地词汇异同、反映汉代方言地理面貌等方面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被誉为“悬诸日月而不刊之书”。

扬雄所著的《方言》收录了675条词语，方言词语约有340条，其中山东方言分为两大区四小片区，与现代山东方言分区情况大体一致。山东方言主要包括冀鲁官话、中原官话和胶辽官话。显然，胶辽官话在我国第一部方言学著作中是有记载的，从中可以看出大连方言也是颇有些来历的。大连方言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值得学界来探讨和研究。

方言是地方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是一座城市的市井生活、民俗风情、历史文化最直接、最生动的体现。方言蕴藏着我们的身世、历史和命运，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其实都被方言生动记载着。比如，山东、大连地区将大小便称为“解手”，从中可以推断当时移民具有强制性的特点，在移民途中，为防范老百姓逃跑，用绳索绑住其双手，要大小便时，便让士兵解开手，久而久之就简化成“解手”。

在辽宁师范大学迟永长教授的研究里，大连话至少可以分出3个有明显差别的次方言系统：以大连市区话为代表的狭义大连话，以庄河话为代表的黄海沿岸话，以大、小长山岛话为代表的长山话。这样一来，我们平时所说的大连话就有了两个含义，即广义大连话和狭义大连话。广义大连话泛指所有居住在大连地区的老居民及其后裔所说的话，包括内部差别较大的大连市区话、庄河话和长山话。狭义大连话则专指以大连市区话为代表的当地老居民及其后裔所说的话，不包括同属大连话的庄河话、长山话以及与庄河、长山音系类似的话，也不包括近些年从外地搬进大连的新居民所说的不同地方的方言。

在大连方言库里，“海南丢子”是最有代表性的方言词，它诉说着齐鲁大地上那段极其悲壮的移民史，也深藏着老大连人深重的苦难史。在大连方言和文化语境中，“海南丢子”是指那些以齐鲁人群为主体的“闯关东”人群及其后裔。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上溯先秦，下及近世，代代不绝。人口迁移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人们自动的流徙迁移，二是政府有计划的移民。前者多由战乱、灾荒、饥馑或人口膨胀所致，后者则是出于政治、军事或经济建设的目的。

清代前中期，山东人口快速增长，人口数量屡创历史新高，由明代的1000余万上升至乾隆十四年（1749年）的2400余万，嘉庆十七年（1812年）增至近2896万，道光年间突破了3000万。这时候，地广人稀、物产丰富的大东北就成了山东过剩人口维系生存的避难所。官方也支持山东人移居东北，“招徕流民，不论原籍别籍，编入保甲，开垦无主荒地，给以印信执照，永准为业”。东北沃野千里，物产丰富，人参、貂皮、东珠、鳇鱼、蜂蜜、松子、稀有木材等东北特产，对山东人来说有强烈的吸引力。这一时期进入东北的山东人大多从事采参、淘金、伐木、狩猎等工作，这些人一般被称为“走山者”。

据统计，1911年东北人口1841万，其中来自冀、鲁、豫三省的移民约有1000万，山东人占70%—80%，也就是七八百万。其中，约1/6的移民是嘉庆、道光时期招垦和封禁初期去往东北的，嘉庆、道光以后的移民至少有一半是光绪年间迁入的。有学者指出：“相对于晚清东北开禁后，数十年间近350万人的后续移民，规模似乎不算太大，但封禁时期的移民持续近200年，无论对东北地区的大力开发，还是对山东社会的稳定、人口压力的缓解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清末民初，移民风潮再度兴起。这一时期的移民是民众自主自发进行的。彼时的中国山河破碎，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山东地区自然不能幸免，民众饱受天灾人祸的蹂躏，尤其是天灾长年在齐鲁大地上肆虐不息，水灾、旱灾、蝗灾交替出现，间或伴有黄河泛滥，老百姓流离失所，卖妻鬻子，极为悲惨。1877年4月16日《申报》报道：青州“大率一村内死者十分之一二，逃者十分之五六，病者十分之一二”。同年7月11日《申报》又报道：“妻妾姊妹贩鬻他方，故各村止有男而无女，所存者不过一二。”为了生存活命，有一部分山东人选择“闯关东”奔向大连。因为山东半岛在辽东半岛的南边，所以称之为“海南之丢”，简称“海南丢子”。当然，还有一些北直隶、热河和察哈尔，包括山西、河南等地的部分民众，他们从渤海以西渡海“闯关东”，被称为“海西人”，也有称之为“海西丢子”的。

语言学者周振鹤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中指出：“山东人多从海路迁入，在大连和营口登陆……‘闯关东’的山东人主要来自旧青州府、登州府和莱州府。他们到达新地后往往是先立一窝棚，窝棚的集合则以同族同姓为基础，宗族制度也就从山东输入东北。”山东流民在大连聚拢组成一个特殊的部落——红房子，位于寺儿沟一带，是当时最大的贫民窟。据纪录片《崛起的海岸》描述，红房子常年死尸遍布，冬天没有取暖设施，常有人半夜上茅厕的时候就冻死在里面了……山东人移居大连，基于地缘、亲缘、血缘以族居的形式寻求生存，抱团取暖的集结力量不容小觑，所以，他们所携带的旧地的方言自然也获得了生存空间。

大连地区移民规模之大、移民历史之长，在中国各地区中是独具特色的。清末民初，除山东人自发地“闯关东”成为“海南丢子”，还有一次移民属于政府强制性调配人员移居大连。当时，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为了开发建设大连地区的海防工程，从山东、天津等地招聘了一批能工巧匠，他们不仅有一技之长，而且大多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头脑灵活，聪明能干，很快成为旅顺大坞建设和旅顺至大连湾30多座炮台建设的技术骨干。他们是大连第一代产业工人，从清政府领酬劳，可以说是移民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这些技术工人及其家属子女，是清朝实际统治大连地区的最后一代移民。这次移民虽然规模不大，却是大连历史上带有选择性的、素质较高的一次移民。他们的移居为大连地区的人口结构注入了新的血液，对人群总体素质的提高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由于这个群体综合素质较高，他们的旧地语言也非常强势地落地。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被迫征集的山东、河北劳工，包括部分流民，仅1934年至1942年就有540万人。据《大连人口》记述，1939年从山东、河北迁入“关东州”的贫苦农民为22万人。《远东年鉴（1941）》记载，1940年大连总人口为56万人，以此推算出当时由山东、河北而来的移民约占当时大连人口总数的39.7%。他们中绝大多数是来自沿海的登州、莱州和青州。如按籍贯推测，现代大连人约有80%是山东籍人。

人的流动实质上是文化的流动，人口的迁徙必然带来文化的迁移。“移民史料可以作为研究方言历史的间接材料……人口的迁徙也就是方言的迁徙，方言跟着它的使用者流动，这是显而易见的。”移民语言与土著语言互相接触之后产生以下几种结局：第一种是依然故我，保持不变，移民带来的方言取代土著方言；第二种是化为乌有，完全改变，移民放弃旧地方言改用新地方言；第三种是你我参半，相互融合，移民的旧地方言和新地方言相融合。当然，这三种类型并不能完全概括方言演化的所有形式，还有其他更为复杂的类型。

除了移民“闯关东”、满汉杂居、日俄战争等历史原因，大连方言还吸纳了大量满语、日俄两国语言的借用词。满族兴起于东北，统治中国长达300年，满语也在东北活跃了300年之久，虽然满语后来被汉语所取代，但是东北各地方言中大量的满语词汇活跃度依然很高。大连话日常用语中，满语的音译借用词较多，比如邋遢、马勺、骨碌、磨蹭等，都是满语音译借用词。

从沙俄租借旅大到日本殖民统治“关东州”40多年间，大量的日俄外来语进入大连市民阶层，对大连方言的影响不容忽视。《新华外来词词典》记载了不少日俄外来语，比如瓦斯灯、马葫芦、布拉吉等一批有代表性的日俄外来语都被记载。

学者游汝杰在研究近现代西方外来文化和汉语外来词时发现一个“特殊的事实”，“那就是这些外来词大部分是由日本作为媒介转驳输入的，直接从西方各语言引进的反占少数。这一现象正好反映了近代日本学习西方文化远远走在中国前面，以及中国人以日本为中转站接受西方文化的历史事实”。

简言之，山东方言、满语、日俄外来语对大连方言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是大连方言的基本构成。

2019年3月，徐祖熹在《大连方言词语研究——以表程度义词语为例》一文中对大连方言在学术层面的研究做了相关检索。2018年12月1日，他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平台上，选择“期刊”，以“大连方言”为主题，以1989年至2018年为检索范围，不限定期刊来源类别，检索到了54篇文献，经过筛选，获得有效文献44篇，涉及语言接触研究、词汇研究、语音研究等。徐祖熹说：“整体上来看，近30年来，关于大连方言的研究文献数量较少，学界对大连方言的研究不充分且不平衡，大连方言的研究处于由探索到缓慢发展的过渡阶段。”

徐祖熹将这些学术研究成果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分析，发现多数学者擅于从实验语音学、社会语言学等角度对大连方言进行分析，鲜见从其他视角进行研究。徐祖熹从字源与字义、文化语言学角度对大连方言表程度义的词语进行了研究，发现对大连方言表程度义词语的研究缺乏完整的系统，他只检索到吕汝泉的《大连方言中的“血受”》一篇文献。

毫无疑问，大连方言的历史非常悠久。方言是一种地域文化最外在的标记，同时又是这种文化最底层的蕴意。大连作为黄渤海岸一颗璀璨的明珠，以其充满个性的城市品格而引人注目，大连方言也是这种个性的具体体现。以方言之美塑造城市独特的个性，浓郁的乡音，让大连有了清晰的辨识度。方言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剖析方言背后的市井生活、民俗风情与文化特质，这是我们整理和研究方言的意义所在。

虽然无处可考，但我始终相信，当我们的祖辈下了船踏上大连这片土地，第一条大连方言就诞生了，这就是“海南丢子”。当我们的祖辈舍弃家园，两手空空，挈妇将雏坐着船，或者摇着小舢板，或者在腰上绑个瓢，一路漂流奔向大海的北岸，这一程不知有多少骇浪惊涛，也不知洒下了多少泪水，“海南丢子”这个词也许就是在避难逃生的路程中酝酿成形的。

多年前，作家李承鹏写过一篇关于大连足球的文章《100年的历练：小渔村与海南丢子》，他认为大连人足球踢得好，是因为大连人的基因很优秀。“公元1899年，一群外国人坐大轮船来到大连，他们带来一种叫‘足球’的东西，没事就在码头空地上踢来踢去。后来穿长衫留长辫的大清子民也加入进去，外国人惊讶了，这个小渔村的人踢足球很有天赋。有一天，一个德国船长和小渔村的‘小五子’比试脚力，船长一脚抡开60码外，‘小五子’愣头愣脑地踹了一脚，居然直接开到海里。”10年甲A七夺冠的大连人，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在支撑？大连媒体人王维民谈人种时谈起了“海南丢子”的优秀基因：“很早很早以前，我们都是日子过不下去了，一帮胆子大的就划着小船，抱着舢板向北漂，听说北边有个地方挺好的。路上冻死了一些人，饿死了一些人，还有些意志不够坚强的人半道折回去了……到达这里的人都是经过优胜劣汰的，就像当年从非洲到美洲的黑人，体格最好，意志最强，而且争强好胜决不言败……”当生存陷入绝境，是坐以待毙，还是豁出命去闯一闯？面对崇山峻岭，面对迢迢海路，面对生死未卜的命运，第一步的迈出是需要极大的胆量和勇气的，这可不是一个人仗剑走天涯，而是拖家带口忍饥挨饿风一程雨一程地长途奔袭。性格决定命运，此言不虚。

山东乃孔孟之乡，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2000余年深厚的文化积淀孕育了山东人独具特质的精神品格。山东人粗犷豁达、忠厚朴实、敦礼守信、刚直不阿、吃苦耐劳，恰如国学大师钱穆在《中国历史精神》所说：“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之于西方的希腊般，则在中国首先要推山东人。自古迄今，山东人比较上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是的，我们的祖辈敢于“闯关东”，正是凭借骨子里那种强大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在移民迁徙、重建家园的过程中，他们又将这种勉力敬事、拓路踏歌的品格发扬到极致，无论飘散何方都完好地活了下来。

与“海南丢子”对应的是“此地巴子”。据《简明大连辞典》记载：此地巴子，是指旧时山东、天津等地迁至大连的外地人对本地居民的谑称，主要指金州、旅顺等地的老居民。有人简单地将大连人分为两拨：一拨是“海南丢子”，一拨是“此地巴子”。儿时听大人们唠家常，谁家姑娘找女婿，找了个“山东棒子”；谁家儿子娶媳妇，娶了个“此地巴子”。山东棒子，就是“海南丢子”；此地巴子，就是坐地户、大连土著。“此地巴子”也叫“此里巴子”，有时会被外地人写成“瓷哩巴子”。这些别称或多或少含有一种讽刺意味。

大连地方史研究者嵇汝广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迁徙过来的“海南丢子”不与“此地巴子”通婚，到了适婚年龄，他们都要回“山东家”找媳妇。我家保姆郭大姐跟我讲过她父亲的婚姻：“俺老爹17岁时从山东家迁过来，先是在日本人手下做苦力，后来蹬人力车。19岁那年，老爹将一笔血汗钱寄回山东家，让俺爷爷给他找媳妇。谁知爷爷用这笔钱给俺二叔娶了亲，老爹能不伤心吗？可是几年后老爹攒够钱又寄回家，还是让爷爷在山东家给他找媳妇……”

嵇汝广说，他家族三代之内的“海南丢子”不与“此地巴子”通婚。嵇汝广的爷爷于1916年来大连，是第一代“海南丢子”，为了不被当地习俗同化，保持和延续山东人的生活方式，让根扎得更深一些，让情感得到更完整的安放，这一代“海南丢子”都回“山东家”娶亲。第二代“海南丢子”是嵇汝广的父亲这一代，虽然在大连出生，成年之后却也是回“山东家”谈婚论嫁。在嵇汝广的记忆中，家族里没人说普通话，都说一口山东腔的大连话。第一代、第二代“海南丢子”的婚姻伴侣都是“山东家”的女人，到了第三代，即嵇汝广和他的哥哥这一代“60后”“70后”们，两代祖辈遗传下来的不娶“此地巴子”的婚俗家规被打破了。但一些寻根意识强烈、注重家族文化传承的“60后”“70后”们，还始终铭记着自己是“海南丢子”的后代……在“海南丢子”心中，“山东家”的灯火永不熄灭，“山东家”是魂牵梦萦的前世，大连城是爱恋不够的今生。“海南丢子”对大连之外的其他东北地域不觉得亲。从前东北人非常歧视山东人，称山东人为“山东棒子”，山东人反嘲他们是“臭糜子”。东北人嗜酸汤子，酸汤子乃高粱米发酵而成，口感滋味并不佳，但东北人就好这一口，捧碗酸汤子，如临仙境，是舌尖上的极致享受。蔡澜说，不要评价人家小时候吃过的食物。食物事关生存尊严，某些食物往往隐藏着一代人的苦难史。

王炎是电影导演，1923年出生，“海南丢子”，代表作有《战火中的青春》《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寻爱记》等。其中《寻爱记》是在大连拍摄的，1957年的大连在影片中鲜活生动。2006年，王炎出版自传《一个导演的自述：王炎自传》，以《从大连至烟台》为开篇讲述了他的身世。与多数山东人受生活所迫移居大连不同的是，王炎的父亲在20世纪20年代“闯关东”是与岳父一家关系不和所致。王炎小时候生活在大连，到了上学年纪却回了烟台姥姥家。两地生活的转换，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特别的记忆，“在大连，凡是从山东来的人都被当地户称为‘海南丢子’，即大海南边丢来的人。在烟台的学校里，欺生的学生又戏称从东北或大连来的孩子为‘关东驴’。放学后，当地的孩子们都一帮一伙嘻嘻哈哈地离去了，只有几个像我一样的‘关东驴’，背着书包垂头丧气孤寂地走回家去……”

“海南丢子”称当地户为“此地巴子”，“巴子”不是个好词。“巴子”是沪语，由“乡巴佬”一词口语化而来。一个人土气落伍、不解风情，会被上海人称为“乡”或“巴”，“巴”本是形容词，后来逐渐演化成名词“巴子”。20世纪90年代，一大批台湾人来上海做生意，由于两岸已隔离多年，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大为不同，部分台湾人好色嗜酒等恶习催生了“台巴子”一词。这是一个针对特定群体歧视性强烈的方言词。

迟永长教授说，“海南丢子”的“丢”意蕴深刻，它饱含着山东移民昔日为艰辛生活所迫背井离乡的血和泪。就是这个“丢”字，让人仿佛又看到了大连人祖辈当年因饥饿而颠沛流离的悲惨画面：无可奈何的父老乡亲只剩一条生路可走，就是丢弃生我养我的家乡，丢弃生我养我的故土。这种丢弃该是怎样艰难的抉择！不要以为是他们愿意丢弃家乡，也不要以为是他们情愿丢弃故土，不，不是这样的，事实是多灾多难又同样无可奈何的故乡挥泪丢弃了他们。“丢”字背后隐含着“丢”与“被丢”的双重无奈与无尽辛酸。一个“丢”字，力透纸背、入木三分地刻画出大连人祖辈漂洋过海移民北上的凄惨命运。表义上，此“丢”可谓一字千金；构词上，此“丢”更是无字可替。

“海南丢子”心中有一条老街，名叫东关街。这里曾是他们一处集中的生存区，百年不散的乡愁一直萦绕在这里。著名作家冯骥才说，一个城市由于有了几条老街，便会有一种自我的历史之厚重、经验之独有，以及一种丰富感和深切的乡恋；它是个实实在在的巨大的历史存在，既是珍贵的物质存在，更是无以替代的精神情感的存在，这便是老街的意义。如果哪个城市还有条老街，那就是拥有一件传家宝。而如今，多少条老街在利欲熏心、野蛮无知的铁锤中粉身碎骨、化为乌有？

“海南丢子”是大多数大连人的祖宗。在几代老大连人心目中，“山东家”是灵魂深处无法割舍的挚爱，是挥之不去、魂牵梦绕的乡恋，每逢年节，老大连人就会想起“山东家”，这种思念总是饱含着淡淡的忧伤，这份感情跨越了时间的长河与时空的阻隔，孜孜不息地养育着齐鲁人的忠诚 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