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概念梳理与理论建构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共生——以《郑和锡兰布施碑》为例

万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百年来，从中西交通史至中外关系史，形成了诸多专门研究领域，诸如“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也称“西南丝绸之路”）等。此外，还有不少是没有带“丝绸”二字的中外交往通道的研究，如“陶瓷之路”“茶叶之路”“茶马古道”“瓷银之路”等。实际上，丝绸之路早已超出了字面含义，成为后世对中国与西方所有来往通道的统称。丝绸之路不仅是一两条交通道路，而且是四通八达、辐射广远的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交通网络；不仅是丝绸西传、西物东来，而且沉淀了东西方文明相互交往几千年的历史轨迹；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已扩展为一种历史文化的象征符号，构建的是一个多元共生互动的中外文明开放系统，凸显了古代诸文明之交流对人类的巨大贡献。明代郑和七下印度洋，贯通了陆海丝绸之路，就是一个典型范例。

在这里，本文尝试超越以往静止的、孤立的中外关系国别史或局部区域史研究的框架，从文化共生的新视角出发，以《郑和锡兰布施碑》（以下简称《郑和锡兰碑》）为例，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共生现象，进行探讨与研究。

一、郑和七下印度洋与《郑和锡兰布施碑》

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中国人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走向海洋。在亲历下西洋的马欢笔下，当时明朝人所认识的西洋具体是指“那没黎洋”——今天的印度洋。郑和七下印度洋，打造了古代陆海丝绸之路全面贯通的新局面，联通了亚非欧，为区域史走向全球化做出了重要铺垫，对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共生具有重大意涵。

斯里兰卡，明朝时称锡兰国（Ceylan），是印度半岛南端印度洋中的一个岛国，是镶嵌在广阔印度洋上的璀璨明珠，北临孟加拉湾，西濒阿拉伯海，是印度洋东西方海上交通的必经之地。斯里兰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达两千多年，很早已有人类定居及文化生活的连续记载。斯里兰卡的主体民族是僧伽罗族。“僧伽罗”在本民族的语言中是“狮子”的意思，其始祖僧伽巴忽在神话传说中是狮子的后代，因此在历史文献中又把斯里兰卡称为“狮岛”或“狮子国”。

中斯两国虽然山海相隔，但是友好交往的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公元1-2世纪以前，前往奥古斯都朝廷的僧伽罗族使节曾谈起锡兰和中国之间有商业往来。《汉书·地理志》记载“已程不国”：“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可推断这一“已程不国”是汉朝时中国对斯里兰卡的称呼。东晋时期的法显是中国第一个从陆上丝绸之路去印度取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回国的高僧，著有《佛国记》。书中记载“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风，昼夜十四日，到师子国”。他在此国留居两年，并求得中国没有的佛教经律带回中国。此国在中国史籍中梵名Simhala，译师子国。《宋书》记师子国遣使献方物。《梁书》云“师子国，天竺旁国也”。《旧唐书》《新唐书》也作“师子国”。《大唐西域记》译作僧伽罗，意为狮子。宋代《岭外代答》《诸番志》作细兰；《宋史》作悉兰池、西兰山等，皆为阿拉伯语Silan的音译。明代称锡兰国。英文作Ceylan。

1911年发现于斯里兰卡加勒的《郑和锡兰碑》，是郑和在锡兰布施寺院所立的石碑。现藏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国家博物馆。此碑通高1.44米，宽0.77米，厚0.12米，石碑上刻有五爪双龙戏珠精美浮雕，碑身正面长方体，周边均以中式花纹雕饰，中文铭文居右从上至下正楷竖书，自右向左有11行，共275字；泰米尔文居左上端，自左向右横书24行；波斯文居左下端，自右向左横书22行。此碑以汉文、泰米尔文、波斯文三种文字记录了对三位航海保护神佛祖释迦牟尼、印度教毗湿奴、伊斯兰教真主安拉的尊崇，反映了印度洋航海者具有共同的航海保护神的历史事实，是中国与印度洋地区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共生的真实体现。

“共生”（symbiosis）见于德国近代法哲学理论创始人之一约翰·阿尔杜修斯（Johannes Althusius，1557-1638）逝世后留下的《共生学》草稿，指出人们如何实现一种共同生活。而一般认为，共生的概念，是德国著名真菌学奠基人德贝里（Anton de Bary，1831-1888）在1879年首创。其原意为不同生物之间密切生活在一起（Living Together）的共栖、共存的一种普遍存在的生物现象。文化共生是多元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结、共栖、共存的文化状态，揭示多元文化依存的理念，并强调多元文化的和谐发展。《郑和锡兰碑》正是文化共生的典型范例。

《郑和锡兰碑》在1911年由英国工程师托马林（H. F. Tomalin）发现于加勒（Galle）克瑞普斯（Cripps）路转弯处的一个下水道口，当时碑面朝下成为盖板。发现以后，斯里兰卡考古学家将碑铭拓片寄往在北京的英国汉学家拜克豪斯（Edmund Backhouse）考证释读。1959年，向达先生在英国看到此碑拓片后撰文介绍，这是中国学者的首次研究，引起学术界关注。诸多中外学者考证和研究了此碑，给出了越来越多的识别释文，主要有英国学者拜克豪斯、法国学者沙畹（Chavannes）与伯希和（Pelliot）、日本学者山本达郎、中国学者向达、德国学者 Eva Nagel等。2011年，此碑发现的100周年，斯里兰卡学者查迪玛在以往诸位中外学者释文基础上，进行了综合研究，发表了最新释文。从比较完整的三种文字碑文中我们可以清楚了解到此碑永彪史册的是郑和代表大明永乐皇帝，以汉文、泰米尔文、波斯文分别向佛祖释迦牟尼、印度教主神毗湿奴和伊斯兰教真主阿拉的祈愿和奉献。《郑和锡兰碑》是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所立，碑的落款日期是永乐七年二月甲戌朔日。为什么会有三种文字？而且是向三位神祇献礼？早在公元前247年，阿育王将佛教传入锡兰，此后，锡兰逐渐形成一个主要信奉佛教的国家；更早的时候，公元前2世纪泰米尔人就从印度南端渡过32公里的海峡，来到斯里兰卡的北部生活，他们与本土主要民族僧伽罗人都信奉印度教；从7世纪起，阿拉伯商人来到锡兰，在西海岸定居和进行商业活动，他们信奉的是伊斯兰教。这就是当时锡兰多元文化共生的人文场景，也是明朝郑和为什么会在锡兰以三种文字向三位航海保护神祈求“人舟安利，来往无虞”和进行奉献的原因。依据此碑的释文，我们对15世纪初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共生可以有一个真切的了解。

著名的《郑和航海图》中，在锡兰山上端标明一座佛堂，下端也标有一座佛堂。根据《郑和航海图》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的特征，在上端的那座佛堂，应该就是郑和供奉之所，也即《郑和锡兰碑》所立之处。《瀛涯胜览》和《西洋番国志》称“佛堂山”，《顺风相送》称为“大佛堂”，即指锡兰南部栋德勒角（Dondra Head）的佛教寺院。栋德勒，是锡兰重要的港口城市，僧伽罗语作Devi-neuera或Duwundera，梵语Devanagara，意为“神城”，位于斯里兰卡岛的最南端，距离发现《郑和锡兰碑》的加勒不远。据1344年游历过这座城市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说：“……抵廸耶脑尔城，那是海岸上的一大城市……以廸耶脑尔出名的大佛像就在城内的一大庙中，庙内的婆罗门、柱肯耶近千人，还有印度姑娘近五百人，他们每夜于佛前唱歌跳舞。”这里的翻译没有清楚地说明“大佛像”是什么神祇，只是证明与僧伽罗语称其为“神城”的情况相契合。新译本在这里译为“一尊迪奈沃尔神像”，而下面的原注则说明了“那里的毗湿奴（Vishnu）佛像于1587年被葡萄牙人所毁”。此注印证了栋德勒不但有佛教寺庙，而且自古以来那里也是锡兰礼拜毗湿奴神（锡兰的保护神之一）的中心，因此才被称作“神城”。郑和所布施的那座寺院，应该是伊本·白图泰所说的既供奉释迦牟尼佛，又供奉毗湿奴神的巨刹。可惜此寺院在1587年为葡萄牙人所毁。葡萄牙历史学家Fernao de Queyroz（1617—？）曾记载，葡萄牙人在栋德勒发现了一块中国皇帝命人所立的石碑，碑上刻有中文。斯里兰卡学者查迪玛指出，在斯里兰卡史书《大史》（Mahavamsa）中，栋德勒是朝拜Uppalavanna的圣地，而僧伽罗语中的Uppalavanna，在印度史诗（Purana）中写作Vishnu，即毗湿奴。毗湿奴是后期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神话中三大主神之一，是世界的保护神。泰米尔文Tenavarai-nayinar意即栋德勒之神，也就是毗湿奴神Vishnu。由此，他认为《郑和锡兰碑》原本应是立于栋德勒。这一看法是很有说服力的。

笔者在这里还可提出一个中文文献的佐证：明人黄省曾在《西洋朝贡典录》中记载郑和去锡兰的针位云：“又九十更，见鹦哥嘴之山。又至佛堂之山。又五更平牙里，其下有沉牛之礁鼓浪焉。”书中所云佛堂之山，即佛堂山，也即栋德勒角，而记载中的牙里，应该就是加勒。

二、《郑和锡兰碑》诞生的人文背景

明朝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的28年间，郑和七下西洋，访问了当时印度洋周边3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促进当时中国与印度洋周边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600多年来，中国与印度洋各国交往的佳话流传不衰。

马欢是跟随郑和经历3次下西洋的通事。在他所撰的《瀛涯胜览》中，记述了亲身所至20个国家的政教情况。表1一一列举说明，以展现下西洋的人文环境，也为《郑和锡兰碑》的人文背景作一个概述。

跟随郑和亲历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记述的是他亲自抵达的诸国宗教信仰情况。由于身为通事，他的了解是比较全面的。值得注意的是，记述所访问的20个国家中，绝大部分属于伊斯兰教国家，即16个国家是由穆斯林掌控，或穆斯林占有重要地位，如即使是国王信奉佛教的古里国，其掌管国事的大头目也“俱回回人”。只有4个国家占城、暹罗、锡兰、小葛兰是信奉佛教的国家，印度文明影响至深，没有“回回人”的记载。然而我们知道，宋末元初著名海商、掌管市舶司事务的蒲寿庚（1205-1290），其家族正是来自占城，可见阿拉伯人早已有经商而定居那里的情况；因此，当时几乎遍布西洋的“回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国际社会现象。

归纳起来，马欢所至20个国家明显可分三种类型：一是举国信奉一种宗教，包括国王、国人；二是国王信奉一种宗教，国人信奉另一种宗教；三是一个国家中有多种宗教并存。

关于锡兰，马欢的记载是“国王崇信佛教”，而锡兰的《郑和布施碑》却明确说明当时明朝人了解这个国家属于第三种类型，即有多种宗教并存。因此郑和代表大明永乐皇帝在锡兰寺庙布施，立碑采用了三种不同的文字，表明对于三位神祇的尊崇。其主要目的是向三位神祇祈求航海保佑，也就是向三位航海保护神祈求太平。这一行为充分展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多元文化内涵、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发展的逻辑与特性，文化共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对话与发展的空间。

三、《郑和锡兰碑》呈现文化共生特性

通过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印度洋周边族群密切交往与迁徙移居，这一地区诸国呈现了多元文明交汇和融合的现象。郑和下西洋所代表的中华文明，所到之处的人文环境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伊斯兰文明，另一类是印度文明。郑和七下印度洋，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在海上丝绸之路上进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对话和交流。最好的历史见证就是郑和在锡兰国所立、迄今传世的汉文、波斯文和泰米尔文三种文字的石碑，反映了对多元文化的价值认同，使文化共生精神跃然其上。最早记述《郑和锡兰碑》的是曾随郑和两次下西洋的费信。费信在所著《星槎胜览》前集《锡兰山国》中记述他于永乐八年（1410）到锡兰山时见到此碑，曰：“永乐七年，皇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捧诏敕、金银供器、彩妆、织金宝幡，布施于寺，及建石碑。”碑文印证了文化的多元共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特性之一。

宗教文化是印度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的影响上自国家政治生活，下至人们的意识形态、行为规范、日常生活，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今天，佛教是斯里兰卡的国教，全国寺院和庙宇广布，信徒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另有20%的人信奉印度教；还有一些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僧伽罗语为国语，它和泰米尔语同为民族语言，全国又普遍使用英语。首都科伦坡，扼印度洋东西航运要冲，《郑和锡兰碑》就存放在科伦坡国家博物馆中。此碑是郑和代表明朝永乐皇帝对于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三大航海保护神的尊崇和奉献。从航海文明背景来看，共同的航海保护神，是在同一海洋背景和文化氛围之中产生的文化共生现象。文化共生是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精神的产物。

此碑的三种碑文中，汉文碑文是对佛世尊即释迦牟尼的赞颂和奉献，波斯文碑文与泰米尔文碑文则分别是对伊斯兰真主和泰米尔、僧伽罗两个民族都信奉的保护神毗湿奴的赞颂与奉献。这一方面说明明朝人对于当时锡兰的僧伽罗人、泰米尔人和阿拉伯人后裔及其三种宗教信仰十分了解，所以才可能在碑文中体现出对三位神祇的尊崇有加。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伊斯兰教在7世纪时已传入中国，郑和出身于穆斯林世家，而他又有佛教法号“福吉祥”，因此碑文中表现出对释迦牟尼和真主安拉的敬奉是毫不奇怪的，可是碑文以泰米尔文表达了对于印度教保护神毗湿奴的敬奉与尊崇，而印度教当时并没有传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郑和船队在出洋之前已经做好了“功课”，明朝人对于印度洋上的神祇早已有所了解，并且对于印度洋上的保护神也有所认同；另一方面，笔者不同意有些学者提出的这是郑和的“外交智慧”的观点，而认为明朝永乐皇帝和郑和是了解印度洋上存在多元神祇的，他们真心诚意地敬奉海上神明，祈求所有神明保佑明朝航海使团。这种钦敬的心境在碑文中充分表达了出来。

中文碑文云：

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贵通昭告于佛世尊曰：仰惟慈尊，圆明广大，道臻玄妙，法济群伦。历劫河沙，悉归弘化，能仁慧力，妙应无方。惟锡兰山介乎海南，言言梵刹，灵感翕遵彰。比者遣使诏谕诸番，海道之开，深赖慈佑；人舟安利，来往无虞。永惟大德，礼用报施。

泰米尔文云：

皇帝陛下昭告，毗湿奴神的慈爱，保佑万民，安乐幸福。毗湿奴神的恩泽，为来往的人们扫平障碍。

波斯文云：

■/伟大的帝王■奉王命■明■/■被派来表示敬意■/■寻求帮助并■/■/■知道■/■为■/这些奇迹■/■被送给■/■知道■表达敬意/■。（■代表若干缺字）

以上三种文字所体现的大同小异，正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共生的实态；随此碑展现的是明朝君臣对于印度洋上所有神明恭敬有加的多元并蓄文化观。永乐皇帝和郑和的布施寺院与立碑是真心诚意认同印度洋上这三位神明作为航海保护神，诚挚地敬奉，表明了明朝中国对于印度洋文明的开放与包容心态，具有认同印度洋多元文明的广阔胸襟，并不是唯我独尊，只以中华文明为尊，而是一种平等开放的文化思想。与此同时，也表达了明朝皇帝和使臣对信奉这些宗教神明的各民族的尊重和友好，绝不是今人揣测的所谓“外交智慧”。

通过碑文，我们可以了解到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态势。锡兰处于中国至印度、阿拉伯，乃至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在这里汇聚了佛教和伊斯兰教还有印度教，可以看到印度洋上各种文明的融合与共生，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特点鲜明的多元文化共生格局。郑和七下印度洋，拓展了中外文明对话与发展的新空间，体现了海上丝绸之路上文化共生的特性，也充分表现出明朝对外关系的特质是包容和开放的；同时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到，15世纪在印度洋上，海上丝绸之路极大地扩展，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各种文明在印度洋相互交融、相互激荡，海上丝绸之路上各种文明相遇，文化共生为各种文化相互吸收营养成分和信息交换提供了前提，也为航海发展提供了契机。文化共生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各种文化的和谐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文明相互兼容并蓄，摒除冲突，形成了新的文化共生合力。特别重要的是，印度、中国、伊斯兰文化圈交错重叠。文化共生——印度洋共同的航海保护神为中国航海船队护航，中华文明融入了海上丝绸之路多元文化共生格局之中，郑和下西洋，推动印度洋文明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形成了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共同影响作用的多元复合文化。更重要的是，中国航海文明吸收多元海洋文明的合理元素，经过交流、吸纳和融合、会通，成为自身航海文明的一部分。《郑和锡兰碑》就是证明之一。

总之，15世纪初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上，呈现出多元、包容、和谐的文化氛围，具有鲜明的文化共生特性，这是西方东来之前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真实图景。

四、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共生与当代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中国这一倡议的提出，从历史纵深中走来，融通古今，连接中外，赋予了古老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

在全球化的今天，全球文明交流的广度、强度和速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重温15世纪初中国与锡兰以及印度洋周边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文化共生的历史，对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在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下，印度洋多元文化共生格局的演进将有新的发展态势，在广度与深度上也都将进一步得到增强。

倡议在今天正在变成实践。在南亚国家中，斯里兰卡率先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经过多年的经济改革，国有化经济管理模式已打破，市场经济格局基本形成。加强中斯的经济合作大有可为，同时也要加强中斯的文化合作。文化线路是近年世界遗产领域中出现的一种新型的遗产类型。和以往的世界遗产相比，文化线路注入了一种新的世界遗产的发展趋势，即由重视静态遗产向同时重视动态遗产的方向发展，由单个遗产向同时重视群体遗产的方向发展。世界遗产委员会在《行动指南》中指出，文化线路遗产代表了人们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一定时间内国家和地区之间人们的交往，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从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多元共生，到今天中斯合作发掘、保护和研究文化线路遗产，主动把中华文化与其他多元文化融通，创造出互相促进、互惠互利、合作共赢、造福未来的新型文化共生模式，将大力助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