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分析逻辑与理论框架
1.1.1 资本市场运作的双重因素
从理论上说，一个健全的资本市场具有如下基本功能：（1）促进储蓄转化为资本，便利上市公司等证券发行人筹集资金，促进国民经济发展；（2）扩大居民和机构投资者的金融资产选择范围，促进股权与债权投资；（3）发挥金融资产的定价和价格发现功能，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公司并购、资源整合和优胜劣汰，改善产业组织和社会经济结构；（4）推进企业改革，改善公司管理和公司治理，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做大做强，最大限度地为股东和社会创造价值；（5）便利风险分担，促进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
资本市场的基本特点之一，在于市场上交易的各种证券是一种虚拟的交易性金融资产，这些资产有三种价值，即内在价值、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股票价格），前者是后两者的基础，但从内在价值，到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并不存在一种唯一的映射，不存在一种一一对应的精确的数量关系。并且，内在价值是无法直接准确地度量和评估的，关于内在价值人们在或大或小程度上是无知的（ignorant），市场上可获得的关于内在价值及其变动的信息是不充分、不对称的，甚至是不可靠的或可误的。同样地，账面价值也是可误的；而交易价格既是可上下急剧波动的，也是可误、可操纵和可扭曲的。由于信息不对称，在资本市场的相互交往中拥有更多信息的行为主体可能出现道德风险，滥用它们掌握的私人信息（private information）和隐蔽知识（hid-den knowledge），机会主义地采取对方未能察觉的对其不利的隐蔽行动（hid-den action），抑或隐瞒实情，仅向对方有选择地提供对己方有利的资讯，甚至误导或欺骗对方，以牟取己方的额外私利而损害对方的利益，从而导致社会福利水平或经济效率的下降。由于信息不充分和无知，资本市场上各种因素的变动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市场行为主体可能盲目或消极地行动。
而资本市场的高效率运作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以下两个方面：
（1）正确的公司内在价值度量，或正确的资本利用效率信号，即公司业绩和资产质量度量的准确性。这里既涉及会计标准与会计实践，也涉及公司治理水准等因素。某一时点上的一家公司，它的实质资产和公司内在价值是给定不变的。然而，第一，若采用不同的会计标准，这家公司将会出现不同的账面盈利水平和资产规模，出现不同的账面价值；第二，若会计实践和公司治理水准不同，即使不存在会计标准的差异，也会出现不同的粉饰财务报表、操纵盈利（即所谓“盈余管理”）、甚至编造虚假财务报表的可能性，从而会出现不同的账面价值。
（2）证券交易市场上良好的定价机制与价格形成机制，即正确的价格信号。这意味着：第一，存在着良好的信息传递机制和完全的市场透明度；第二，存在着可靠的中介机构和追求最佳投资回报的理性与专业的投资行为；第三，存在着恰当的资产定价技术和价格形成机制，包括对公司内在价值的正确分析，对投资收益与风险的评估、控制和平衡，对做空机制和股指期货等衍生工具的恰当运用；第四，证券市场的供求维持着动态平衡；第五，存在着适宜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能有效地阻遏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和其他市场参与者的舞弊、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不当行为。
在现实生活中的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在投资时往往遵循两种完全不同的投资决策逻辑。一种被称为稳固基础理论。该理论崇尚价值投资，认为股票价格是由内在价值决定的，着眼于公司的基本面，注重公司的内在投资价值，注重公司现在和未来的现金流，注重公司的发展前景，对股票未来价格的预期建立在公司的业绩上，重视股票价格相对于其内在价值而言的绝对水平，在投资分析方面依赖的是基本面分析与预测。另一种被称为空中楼阁理论。该理论认为股票价格是由投资者心理决定的，而不是由内在价值决定的，投资者心理则如空中楼阁一样虚幻。该理论完全抛开股票的内在价值，强调心理构造出来的空中楼阁。最早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强调的这种理论着眼于二级市场上投资者的买卖活动和短期供求关系，注重证券买卖的价格行为和数量行为，注重投资者的买卖心理因素以及投资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对股票未来价格的预期建立在其他投资者的买卖意愿上，重视股票价格相对于其他投资者未来出价水平而言的相对水平。这类投资决策基于一种“博傻”理论（the bigger fool theory）或“大傻瓜”理论（greater fool theory）：投资者自己在以任何价格水平买进股票时，不管目前的绝对价格水平有多高，总是预期未来其他人会以更高的价格买走自己手中现在买进的股票，期望在这种股票买卖和价格走高的“击鼓传花”游戏中有人能接下一棒，期望其他人比自己更傻，更容易犯错。在投资分析方面，它依赖的是关于股票价格和买卖数量的技术分析与市场供求力量对比分析。以上两种不同的投资决策行为模式，导致两种不同的市场结果：一种是以价值投资为主导的市场，另一种是以博傻行为为主导的市场。在博傻行为主导的市场上，常常存在着过度投机的市场气氛，证券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往往成为零和博弈性质的博傻游戏，存在着严重的股票价格扭曲，存在着巨大的股票价格波动和更高的买卖换手率，存在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并且，往往还同时伴随着严重的市场操纵和偏离基本面的对投资者的误导。
完美无瑕的个人、组织和社会制度安排，包括上述资本市场健全、高效运作所具有的基本功能与内在机理，以及现代金融理论中著名的有效资本市场范式，只是人们的良好愿望和一种理论模型，而不是社会现实。现实生活中的实际社会制度，既不是理论模型的简单翻版，也不是完全先验地设计出来的，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多方博弈过程中所有相关行为主体的策略互动内生形成的。
在现实世界中，逐利或贪婪是人的一种本性。在信息不完全、不对称且约束机制也不健全的环境中，这种逐利本性既可以导向正和博弈或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努力或建设性经济行为，也可以导向零和博弈的分配性努力或损毁价值的破坏性经济行为。具体活动中具体个人的实际行动取向依赖特定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现代的社会经济和资本市场其实是人性的一种演绎，因而现代社会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实际运作与发展，也同样含有创造价值与损毁价值、生产性努力与分配性努力这样的双重因素和双重效应：金钱与利益是市场行为主体的核心追求，在市场行为主体的贪婪的驱动之下，社会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演进过程，贯穿着建设性力量和损毁性力量、公正博弈与唯利是图、回归根本与舍本逐末、正和博弈与零和博弈、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这许多对不同力量、不同因素的共同作用。这些是社会经济和资本市场发展的两股基本动力，其中的一股不断推动资本市场效率的提升及功能的完善，将社会经济和资本市场引向希望和成功；另一股造成资本市场失灵和市场功能失调，将社会经济和资本市场导入歧途和危险地带。这两类不同的因素及其产生的两种相反的效应往往相互交织在一起。当守正、合作、建设性的力量和激励制度安排居于主导地位时，社会经济和资本市场就会健康、有序地发展，不断取得进步，反之，就会陷入病态和无序，难以取得进步。当这种病态和无序严重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危机。当感知到的危机的威胁达到一定强度时，人们可能会改弦易辙，调整游戏规则和行为取向，寻求化解危机和将无序程度降低到可容忍水平之内的行动方案。在改弦易辙的同时，又会囿于既有的私人与社会成本收益结构而出现路径依赖。一种成功的制度架构，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行为主体的整体建设性力量并将它们的损毁性力量抑制在可容忍水平之内。这是现代社会经济和资本市场的进步之道。它是一个不断从干中学、持续试错、经验积累和能力建设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出现挑战和应战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互动和调整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扬善和化解无序的过程。现实世界中没有完美无瑕的社会经济和资本市场，有的只是上述双重因素和力量不断消长变动于其间的社会经济和资本市场，并因此而决定了资本市场的进步水平、成熟程度和发展路径。
上述双重因素和双重效应，具体地看，就资本市场上的金融中介而言，一方面，金融中介作为资本市场专业化分工的产物，由于专业化经济的存在，它们的活动可以降低资本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减少市场摩擦，提升市场效率。另一方面，在特定的激励与约束结构下，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短期收益，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它们也可能滥用自己的中介角色、专业地位和信息优势，误导投资者，引诱投资者在错误的时点以错误的价格进行错误的交易，增大市场交易成本和投资风险，降低市场效率，从而导致中介失灵和市场失灵。例如，证券公司在开展证券承销业务时，可能与发行人一起对发行人进行过度“包装”，粉饰发行人的业绩，甚至与发行人一道弄虚作假；在开展经纪业务和投资咨询业务时，可能诱导投资者过度交易，也可能挪用客户的保证金和托管的证券资产，最终导致客户资产损失；在开展自营业务时，可能采取激进的冒险策略进行“豪赌”，承担超出公司风险承受能力的高风险，也可能借助自己的中介优势，与上市公司联手进行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或者让本公司的证券分析人员向投资大众推介本公司自营买入的股票；在开展客户理财业务时，可能为了增加自己的交易经手费收入而进行过度交易，也可能动用客户的资金在较高的价位接盘买入自己自营卖出的证券，进行利益输送，证券分析人员和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可能在向客户推荐股票和为基金买卖证券时自己先行买卖这些证券（这也适用于其他类似证券投资业务的人员），即“抢先交易”（front-run）或所谓开设“老鼠仓”。再如，审计机构和资信评级机构在审计和证券资信评级中为了获得相应业务收入而降低执业标准，不能勤勉尽责和恰当地揭示风险，使审计和资信评级结果缺乏可靠性和公信力，等等。国内外证券市场上出现的不少丑闻，包括2008年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明显是中介失灵的结果。
就上市公司的内部人员和公司控制者而言，他们可能努力履行自己的受托责任，按照公司的最佳利益行事，最大限度地增加公司价值和公司运作的透明度，完整、准确、及时、公正地披露公司信息。也可能将自己的私利置于公司整体利益之上，借助信息不对称滥用公司控制权，利用公司的上市地位“圈钱”，搞财务欺诈，假造公司业绩，侵占公司资金和其他资产，进行自我交易（self-dealing）或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借助利益输送（tunneling）掏空上市公司；或者在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方案和大股东减持股票等情况下，为捞取更多的不当私人利益而操纵公司盈利和进行选择性的信息披露，使公司的股价在特定的时段内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变动。
就股票交易市场上的资金大户和机构投资者而言，他们可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促进市场的价值发现和价值投资功能。也可能滥用自己的资金优势，单独地或与其他拥有资金、信息优势的人（如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联手合谋，进行市场操纵、内幕交易，集中买卖特定的股票或相关证券品种，热衷于零和博弈，利用中小投资者的盲目跟风获取巨大的不当得利，掏空市场。
就所有投资者而言，一方面，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会行动一致地监督上市公司，抑制上市公司的不当行为，推动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促进上市公司的优胜劣汰。另一方面，在单边市的情况下，他们的投资收益与市场价格水平的涨跌是正相关的，行动一致地追求个人投资收益最大化的个人理性行为，在牛市时往往会导致股市过热和过度上涨，出现股价普遍高估和“非理性繁荣”，削弱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的压力和筛选作用，造成市场的无效率和高风险；而当市场过热之后向下迅速调整时，利益一致的投资者们又往往下意识地形成一个影响无处不在的非正式的压力集团，采取一致的声音和行动来影响政府，短视地利用各种渠道呼吁政府救市和通过行政措施阻止市场向下调整，竭力维护自己的现有利益，甚至反对推动市场创新和发展的举措，导致市场扭曲和低效状态的延续，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形成明显的负面影响。投资者压力集团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资本市场运行周期中政府政策的逆转和政策逻辑、政策基调的前后不一致，即政府由股市过度上涨时的各种冷却股市狂热的政策，包括对“买者责任自负、风险自担”的强调，突然转向“救市”和“维护股市稳定”（即所谓“维稳”）。对双边的商品期货市场和单边的股票市场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双边市场比单边市场更有利于避免出现利益一致的投资者压力集团的不利政治影响，避免出现显而易见的市场持续扭曲，更有利于形成健全的市场定价机制。在单边市环境中，如果出现市场大幅下调，政府有关资本市场的政策核心常常不得不聚焦于如何维护眼前的市场稳定和社会稳定，防止市场的进一步下调和市场的自我校正，牺牲市场的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造成市场的扭曲和失灵。
就政府官员和监管者而言，在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他们可能遵循市场发展的内在逻辑，努力建立适宜的制度安排和监管环境，当好“守夜人”和“扶助者”，为资本市场健康、高效、适时的发展提供必需的基本规则和政策支持。也可能过度自信，追求自己所拥有的资本市场控制权力的增加，滥用自己调控资本市场的权力，基于自己的好恶和识见来制定市场游戏规则，控制市场的运作和发展取向，不加约束地自我赋权，努力满足自己的控制欲望；抑或只求眼前的稳定和“平安无事”，无视市场发展的正常需要，限制市场创新，阻止市场进步，导致市场运作政治化、官僚化、短视化、无效率和守成僵化，导致市场功能失调、严重扭曲和持续发育不全，甚至利用权力进行寻租，出现各种不当行为和消极结果。
1.1.2 资本市场发展的核心问题与解决途径
上述双重因素和双重效应，使得中国资本市场如同所有社会一样，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两大核心问题，即无序（disorder）和政府过度控制。[2]前者指市场参与者的财产权利遭受欺诈、误导、内幕交易、市场操纵、违约、侵占、不当关联交易、资产泡沫化等形式的私人侵害或不利市场力量影响的危险。后者指市场参与者的财产权利受到政府机构及其代理人通过占用资源、不当控制、限制经济自由、滥用公共权力等手段所引起的损害的危险。无论是高度无序还是高度过度控制，都会阻碍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有效运作，造成明显的社会损失。资本市场的制度进步，则推动无序程度和过度控制程度同时下降，并且这种进步是渐进实现的。同时，在一定的历史时点上和在给定的制度环境下，无序程度和过度控制程度之间往往存在着或大或小的交替关系，政府过度控制程度的上升可带来市场无序程度的降低，反之则反是。
要解决资本市场上的无序和过度控制问题，通常有七种不同的途径或约束手段，即（1）市场参与者的自我约束；（2）基于市场参与者自由选择及其相互作用的市场竞争约束；（3）为执业和竞争设定专业、道德、声誉与合规底线和旨在追求行业整体长远利益的行业自律或行业约束；（4）通过法院、检察机构等执法机制形成的诉讼约束或司法约束；（5）通过监管机构的规管、处罚和执法所产生的监管约束；（6）通过政府机构和官僚对资本市场微观活动进行直接控制所产生的行政约束；（7）通过有效地约束并清晰地界定政府、监管机构、自律组织与其他市场参与者的权力（权利）和角色定位所产生的国家治理约束。在上述前六种约束方式中，私人的权力是不断递减的，相比之下，政府官员的权力在前六种约束方式的后两种中是依次递增的。另外，单就国家治理约束而言，全球不同国家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在资本市场运作过程中，国家或政府往往集多种角色于一身，是资本市场最有影响力的利益相关者，其声誉、价值取向、行为规则及其对市场公正、经济自由与法治的承诺，对资本市场运作绩效影响极大。在某些情况下，未受到有力约束的政府滥用权力和政府失灵是资本市场无序的重要原因，也是资本市场不能形成健全有力的市场参与者自我约束、市场竞争约束、行业自律、司法约束、监管约束的重要原因，是导致市场失灵和不能保证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3]
这七种约束方式及其实际效力的不同组合结构，意味着不同的社会权力配置和制度安排，意味着不同的资本市场发展水平和成熟程度，产生了不同的资本市场运作模式、运作绩效和不同的资本市场变迁与发展路径。
1.1.3 能力禀赋诱导的资本市场发展理论
上述不同约束机制的形成与演进过程，即是资本市场发展过程。
在这里，我们用能力禀赋和能力建设等核心概念替代资源禀赋和技术进步等概念，在速水佑次郎与弗农·拉坦的诱致性技术变迁的农业发展理论框架基础上[4]，提出一种新的资本市场发展理论，即能力禀赋诱导的资本市场发展理论：
一个国家资本市场的发展，受其社会组织的能力存量或制度资源条件（包括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组织等方面的实际制度结构和资本市场上的定价、投资、风险管理、中介服务、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监管、执法等各种核心能力的存量）的制约，但这种制约可以通过能力扩展或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来突破。因此，资本市场发展过程实质上是一个能力建设过程，是与资本市场运作密切相关的各种核心能力的扩展、改善以及能力组合不断变动、调整、合理化的过程。
资本市场的能力建设模式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类，一是市场参与者主导的能力建设，二是政府主导的能力建设。在中国，后者又可以分成两个子类，即地方政府主导的能力建设和中央政府主导的能力建设。
一国资本市场特定阶段或特定领域的发展，选择何种能力建设道路，取决于这一阶段或这一领域该国的能力禀赋状况和已有的可获取的制度资源的约束，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能力建设成本。例如，市场化的能力存量丰富而可获得的行政性能力资源稀缺的国家或特定的领域，选择市场参与者主导的能力建设道路通常是最便捷的；行政性能力存量丰富而市场化能力存量稀缺的国家或特定的能力建设领域，选择政府主导的能力建设道路通常是最便捷的。
因此，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我们把资本市场的制度变革过程看作是资本市场发展过程的内生变量，而不是独立于这一发展过程的外生变量。资本市场制度的变化不是社会单纯自发演进的产物，而是人们对资本市场能力资源禀赋变化和资本市场制度需求增长的一种动态反应，是人们追求能力建设和制度变革成本最小化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这是一种可称为能力禀赋诱导的资本市场发展理论。
资本市场发展的诱导机制的逻辑可以概括如下：资本市场的变迁，是在给定的能力禀赋和能力结构条件下，由相对能力建设成本的变化和能力需求的增长诱导的。在资本市场发展的动态过程中，相对能力建设成本与能力需求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当能力需求的增加面临不同的能力供给弹性时，结果是相对能力建设成本的变化。相对建设成本的差别会诱导出集约利用相对丰富而建设成本相对低廉的能力的制度建设。因此，特定的能力禀赋和能力建设成本结构会诱导出特定的市场结构和制度结构（市场的产品结构、定价机制、交易机制、创新机制、监管机制、权力配置等）。在实践中，要把能力建设和制度供给、结构改革的机会有效地开发出来，必须具备相应的能力禀赋和能力需求上的前提，通过已有能力禀赋组合的有效利用，为市场发展和制度创新活动提供最大的便利。只有得到适当的能力存量的支持和匹配，资本市场的能力建设和资本市场的运作机制才能卓有成效。否则，就会出现能力建设失败和市场无序、市场失败。
我们提出的上述能力禀赋诱导的资本市场发展理论，其实可以推广应用到更广泛的领域，如社会变迁、政治体制的演进、法律体系的形成与演化、不同社会金融体系的发展以及它们的比较研究等。这些不同领域的发展以及每个领域发展出现的差异与多样化，皆无一例外是能力禀赋诱导的过程，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能力禀赋和相对能力建设成本差异所导致的结果。
例如，欧洲大陆以法律文本或规则为基础（即所谓“rule-based”）的法律体系的发展，之所以是一个政府主导的法律体系能力建设过程，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与英国平静和“改良”性质的“光荣革命”相比，以暴力和激烈的社会冲突为基础的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和在诸侯林立状态中依靠“铁血”手段征服对手发展起来的普鲁士王国，既缺乏一个独立、可靠、拥有足够能力的法院系统，也缺乏一个独立、可靠、拥有足够能力的民间自我调节机制与社会体系，如果没有由强势中央政府主导制定的详细而又明确的法律条文的有力约束和来自政府的强力控制，社会摩擦和社会组织成本将急剧上升，整个社会将会陷入严重的无序状态。大陆法系发展形成的这种初始能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能力存量与路径依赖，对大陆法系国家的治理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的持续影响。
又例如，德国和日本之所以能够延续基于商业银行主导的公司监督机制和间接融资的金融体系，是因为通过主办银行制度、向贷款的工商企业委派董事、交叉持股、代理外部其他股东投票等紧密的组织安排，商业银行能够显著地降低外部资金提供者与工商企业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拥有足够的监督能力资源，有效地对工商企业实施监督。相形之下，美国直接融资金融体系的发展，是以限制金融寡头控制工商企业等政治与法律方面的社会组织资源禀赋与能力建设为前提的。
再例如，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在开始社会经济转轨过程时实行“休克疗法”和“一揽子”激进改革，包括制定了内容“很漂亮的”法律制度文本，但并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和法治秩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俄罗斯缺乏与这些制度条文相匹配的能力禀赋和能力建设结果。法律与制度文本的改变可以一蹴而就，在极短时间内完成，而法律与制度的实施能力的建设和能力的完全实际到位通常并非如此，后者是一个更为复杂、更为系统、更为广泛、更为深刻、更为耗时、更为艰难的过程。俄罗斯是如此，引入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机制的那些拉美国家也是如此。没有相应的社会能力禀赋和能力建设过程的契合与支持，所期望的社会转型就不可能出现。
还例如，在证券市场的交易机制建设与选择方面，新兴市场的证券交易所和资本市场发达国家的各种独立于原有交易所的网上交易平台之所以更倾向于采用订单驱动交易系统，而不是采用报价驱动交易系统，是因为报价驱动系统需要依赖足够、可靠、专业、诚信但又较为稀缺的做市商资源和能力禀赋，而订单驱动系统的建立与市场进入在现代IT技术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更易于操作，进入壁垒和系统的组织成本、建设成本更低，市场扩张也更为便捷。
1.1.4 能力建设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变迁
中国资本市场社会约束机制的形成及其演进，完全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能力禀赋诱导的资本市场发展与制度变迁过程。这一历史过程的前期阶段，在新兴加转轨经济条件下，与计划经济时代结束和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相伴随的，是支持资本市场健全运作的市场机制和法治规则等社会组织能力禀赋相对缺失和发育滞后，出现自我约束、竞争约束、行业自律、司法约束和监管约束的巨大空白，市场参与者未受节制的贪婪和各种不当行为导致资本市场出现严重的无序，中央政府的行政控制作为伸手可及的能力禀赋遂便捷地成为一种替代和填补这些缺失的约束机制的重要战略选择。
在这种替代过程中，政府机构与自律组织、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产生了两种相反的效应，即能力支持效应与发展限制效应。前者是基于资源、能力、知识、功能的相互补充所形成的对相关各方特定能力提升的正向支持和促进。后者是由于政府机构与自律组织、市场参与者之间在某些方面能力存量不足条件下的互动带来的负向掣肘和牵制，对市场发展和能力拓展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例如市场参与者在缺乏健全的自我约束机制和风险管理机制的状态下，以远远超出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的规模投资高风险的金融工具，或者疯狂地进行过度投机，导致这些金融工具市场“过热”，出现严重的价格泡沫和市场无序，对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形成直接的威胁。为控制这种严重的无序，政府对这类金融工具的发展采取严厉的行政限制措施和直接干预手段，甚至禁止进行这类产品的创新，从而削弱了市场的创新能力和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延缓了市场发育进程和能力提升速度。
现阶段的中国资本市场在上述替代条件下主要依赖第六种约束方式即政府的直接控制，而一个成熟的现代资本市场则高度依赖前五种约束方式和第七种约束方式，这也是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发展和能力建设历史演进的基本取向。同时，在这种演进过程中，中国资本市场制度规则的进化，将表现为自律组织和市场参与者的运作限制空间，随着这些行为主体不同方面核心能力的不断拓展和前五种与第七种约束机制的不断发育完善而逐步变小。这一种变小过程，即是放松政府管制和市场化不断扩展的过程，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秩序、公司治理秩序、市场交易秩序、证券发行秩序、司法与监管秩序等社会组织能力不断生成和扩展的过程。
总体而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变迁过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利益驱动，制度资源禀赋与能力建设，问题导向，政府主导，策略互动，干中学，不断试错，路径依赖等。同时也是在无序与过度控制、分权与集权、混乱与规范、稳定与发展、市场化与政治化、发展专业化技巧与倚重政府决策等不同状态中相机进行选择、变换和组合的结果。这是一种内生的过程，是特定历史条件、激励结构、组织资源禀赋与能力约束下，具有不同偏好的有关各方，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或能力建设成本最小化过程中博弈互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资本市场出现的问题[5]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禀赋和能力建设，对资本市场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具有显著的影响。
本书在研究考察中，一是基于现代经济学与金融学方法和历史经验对这些因素进行系统的归纳梳理，努力化繁为简，形成一个内在逻辑清晰、一致的动态分析架构，尤其是恰当地融入“政府主导的能力建设”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因素，着力揭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初期出现严重无序混乱和后来急速转向中央政府行政控制背后的结构性原因与历史条件。二是总结分析，从多种维度——如市场化能力、价值发现或定价能力、市场参与者守信与自我节制能力、执法与监管能力、监管者和市场参与者基于理性而不是基于情绪或政治考量的专业主义精神与专业能力、产品线的完整程度与市场创新能力、系统性风险水平与风险控制能力等——来衡量，中国资本市场依然是一个落后的新兴加转轨的市场，并厘清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