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龍及新界海浴場的開闢

隨着九龍區日益發展，該區居民日漸增多，當中包括西籍人士。居於九龍的西籍人士常常埋怨香港政府忽視其海浴需要，認為住在香港這熱帶地方的歐洲人，需多運動保持身體健康，才可適應炎熱的氣候，而最合適的運動就是游泳。但在早年，海浴場均設於香港島，而在1921年設立，主要為九龍居民服務的昂船洲游泳場，於1927年開始給駐港軍人專用，不再對外開放。政府的解釋是駐港軍人數目日多，昂船洲這軍事用地未能應付眾多的泳客。(18)在1920年代，九龍區的公共泳場主要有荔枝角及大環灣。當然，與九龍接鄰的新界區，理想的海浴場其實不少，例如新界東的清水灣及新界西的青山灣，但新界的公共交通遠不如香港島方便，港島北岸有電車連接市區及海浴場，市區居民若不租賃汽車或船隻，不可能到達新界區的海浴場，因而一般民眾未能到清水灣及青山灣享受海浴的樂趣。

紅磡大環灣海浴場的出現，是海浴場委員會以及居於九龍的西籍居民向政府施加壓力的結果。二十世紀初開始，遷往九龍半島居住的西籍人士日漸增加。1920年，他們更組成「九龍居民協會」（Kowloon Residents´Association），向政府提出如何改善九龍居住環境的意見。他們關心的議題非常廣泛，包括在九龍區興建醫院（九龍醫院遂於1925年落成）、管制高昂的住屋租金、鋪設電燈及污水渠，以及提供康樂設施（包括運動場、兒童遊樂場、海浴場等）。他們如此熱衷於向政府表達意見，原因是他們認為政府官員，甚至是立法局非官守議員，都是住在香港島半山或山頂的達官貴人，這些人從高處俯瞰，難以了解九龍區居民的需要。雖然這批西籍居民把其組織稱為九龍居民協會，但他們所代表的，只是西籍居民的利益，而非九龍區居民的整體利益。他們甚至要求政府在九龍洋人集中的區域實施如山頂的華洋隔離政策，阻止華人入住該區域。政府並沒有接受此提議，但頗重視他們的其他意見。早在1922年，九龍居民協會已要求政府盡快在九龍區發展海浴場，而他們的首選地點是紅磡，這應該與不少歐籍人士居於紅磡及尖沙咀有關。(19)

政府於1923年短暫開放紅磡的海灣作海浴場，但由於油污問題（相信是來自黃埔船塢及紅磡火車站），遂於1924年停止開放。而昂船洲海浴場亦於1927年不再開放給公眾使用。除了皇仁書院校長曾公開表示，希望昂船洲海浴場能繼續對外開放，公眾對此安排並沒有甚麼不滿，這可能是因為政府作了補救措施，於同年在紅磡以北的大環灣發展海浴場。政府首先派工人把沙灘上的大石頭搬走，提供更衣設施，並安排公共汽車，從九龍尖沙咀天星碼頭開出，頭等車費是兩角，二等車費一角。行車時間均在下午，星期一至五的行走時間由下午4時半至6時，每十五分鐘一班，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則由下午2時至6時，同樣每十五分鐘一班。(20)

喜愛到大環灣游泳的不只是西籍居民，也有華人。華人泳客對大環海浴場情有獨鍾，因為除了游泳，還有另一餘慶節目―拾蜆。一名讀者在名為《非非畫報》的香港消閒雜誌中撰文，分享他到大環海浴的樂趣：

大環與荔枝角有一事別饒風趣尤為該兩地（按：指北角七姊妹及西環）所不及者，則大環與荔枝角兩地多蜆，大環尤盛，游泳既畢，坐於沙灘，以指撥沙，揀拾蜆類尤可盈筐而歸……烹調弄食，以作下酒物，其風味較其他珍貴之物為良。(21)

但是，也有一些泳客認為大環灣並不是理想的海浴場。由於大環灣鄰近紅磡區，當地有黃埔船塢及青洲英泥廠，又多有帆船停泊，致令海浴場水質欠佳，水中長年漂浮垃圾。

大環灣海浴場與香港其他海浴場一樣，經常成為香港政府商業考慮下的犧牲品，每當政府要出售海濱或實施填海工程，便要犧牲海浴場。此危機在1931年出現，政府刊登憲報出售大環海濱，引起九龍居民協會的抗議。(22)但不知何故，出售及發展大環海濱的計劃，一直拖延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仍未有進展。

二次大戰後，大環海濱的泳客不再是西籍人士，而是紅磡的本地居民，而有趣的是，地方組織紅磡三約街坊會充當了經營大環海浴場的主要角色，並視之為其中一項社區福利工作。紅磡三約包括紅磡約、鶴園角約及土瓜灣約，其出現之確實年份已不可考，但很可能早於九龍半島割讓給英國前已存在。紅磡三約於1873年合資興建紅磡觀音廟（此觀音廟為農曆正月二十六善信向觀音借庫的其中一所重要廟宇），並於1902年成立紅磡三約公所，公所於1950年改組成街坊會。在戰前，三約公所已興辦醫局、學校、留產所及紅磡兒童遊樂場等社區設施。

1954年，紅磡三約共籌得五萬元，並向黃埔船塢商借位於大環海灘東北海面以興建海浴場。泳場有浮台及跳水板，並為泳客提供清潔的井水沖身，入場費為三角。泳場開放後，到該處游泳的坊眾極多。1964年，颱風露比襲港，泳場損毀嚴重。街坊會面對巨大的修葺費，感到極為躊躇，加上政府擬收回該地段，泳場最終停辦。直至1977年，政府興建的大環山游泳池落成，該區居民終於重獲游泳場地，惟這人工淡水池與居民過往的海浴經驗自然非常不同。(23)

九龍西部的主要海浴場在荔枝角。荔枝角交通方便，且與其毗鄰的深水埗在1920年代已發展成繁盛的墟市，新建住宅日多，有不少居於這一帶的泳客喜愛到當時仍未正式成為游泳場的荔枝角泳灘游泳。一名泳客在1929年投書香港《工商日報》，文章對荔枝角的海灘有如此的描述：「那海峽的水、澄澈到倒照得見人影，海底潔嫩的沙，也可以看到。」然而，荔枝角海灘也有缺點。此泳客指水中有巨大石頭，若在此練習跳水，易生意外，加上水較淺，退潮時並不適宜游泳。該泳客期望政府改善荔枝角海濱，爆開埋在水中的大石，挖深海床；期望完成這些工程後，荔枝角會成為一個「美不勝收的游泳場」。(24)

此外，在1929年前，荔枝角海濱仍未列為正式的游泳場，因此缺乏更衣室等海浴設施。經海浴場委員會施壓，政府決定開闢荔枝角游泳場，並以經營七姊妹海浴場的方式經營該泳場，讓不同的游泳會和體育會管理海灘，這既可為當地居民提供康樂設施，政府也可省卻營運費用。1929年，政府邀請承辦商入標競投泳場的經營權，據當時報章報導，由於投資金額需約二千元，一般小商人難以負擔，有消息指荔枝角一帶村落考慮集資承投該泳場。這些村落最後能否投得經營權雖不得而知，但這事反映了當時海浴已成為一般民眾的閒暇活動，其普及程度使經營海浴場成為有利可圖的商業活動。結果，荔枝角分成多個游泳棚，當中有由政府經營的皇家公共游泳棚，及私營的半島泳棚和泳樂天泳棚。當中以半島泳棚的規模最大，泳棚於1929年5月5日開幕，不單有泳棚必備的更衣室、灑浴室及貯物室，還有釣魚台、茶水部及中西音樂亭，綜合了不同的享樂元素。(25)

隨着政府在1920年代末開闢九龍荔枝角的海濱為游泳場，一些青年組織及體育會亦在1930年代初開始向政府申請在荔枝角搭蓋泳棚，為會員提供服務，當中包括青年會九龍支會、九龍精武體育會、華員會及港九居民聯合會等。(26)

二次大戰前，政府並沒有發展新界海浴場的政策，這是不難理解的。由於新界為租借地，政府一直盡量採取不干預政策。雖然政府在戰前亦有發展新界的公共設施，但主要是開闢公路及水塘，原因是康樂設施不會為政府帶來經濟效益。故此，如上文所見，政府往往是在公眾強烈要求下，才願意撥出資源發展海浴場。若非政府指定的公共游泳場，一般沒有公路及公共交通工具到達，只有富裕的泳客或一些團體組織，才有經濟能力租賃船隻到這些偏遠的海灘游泳。而富裕的泳客更可向政府申請執照，在海灘設置私人游泳棚，每年的租金是二十五元。在1935年，新界已有一百七十一個私人游泳棚。(27)

二次大戰後，香港政府願意投入較多資源發展游泳設施，並且開始開闢新界的海灘，這與大批難民因國共內戰而湧入香港，導致本港人口激增、政府施政思維改變，以及民眾要求在遠離市區的海濱開闢較清潔而寧靜的海浴場有關。在二次大戰後反殖民主義的浪潮下，英國重新佔領香港，但同時須調整過往對香港華人的冷漠態度，以避免其支持殖民地獨立的西方盟友（尤其是美國）的批評。在政府內部討論中，官員對香港政府戰後的海浴政策如此界定：「為最多泳客提供最低廉及最方便的海浴場地。」因此，政府需要提供最基本的服務，包括連接這些公共海浴場的巴士路線，以及興建更衣室，至於為泳客看管衣服，官員認為是一種奢侈的服務，政府可在大眾提出此要求時才考慮。(28)

1946年11月，市政局成立「海灘特別委員會」（Urban Council Bathing Beaches Select Committee），目的是就泳灘政策提出意見，成員包括R.Y. Frost、F. G. Nigel、R. W. H. Maynard、羅文惠（羅文錦的弟弟）及顏成坤，並邀請市民向委員會提供建議。

從1946年11月至1947年1月的諮詢期內，委員會共收回十二份意見書，當中不少人認為，政府對富裕及普羅大眾應該採取不同的政策。對富裕的泳客，政府可沿用戰前做法，讓他們繳費在較偏遠的沙灘承投帳幕或小屋。而對普羅大眾，政府不單應恢復戰前的公共泳灘（尤其是各華人體育會管理的七姊妹游泳場），而且必須開闢更多公共泳灘，提供低廉的更衣室等設備。但有個別人士認為，政府不應輕易把沙灘讓給有錢人蓋搭私人小屋或帳幕，而必須先考慮公眾的需要。九龍居民協會亦於1948年4月去信政府表達他們的看法，在信中他們並沒有提及大環海浴場，反而要求政府投放資源在兩個新界泳灘，包括清水灣及青山道十一咪半。(29)或許對他們來說，市區的泳灘已因過分擁擠及污染問題而失去吸引力，因而希望到較偏遠的新界區海灘。1948年5月，一名《大公報》記者在一篇報導中描述青山道十一咪半一帶海濱，充分說明公眾對這一帶海灘的嚮往及二次大戰前新界海灘由西籍人士主導的狀態：

自尖沙嘴算起，乘着汽車沿着公路，開到十一咪至十九咪的一帶海灘，是最合理的游泳場了。主要的原因，它清潔，空曠，沙灘細膩，交通方便。在戰前，那些地方幾乎全是最富有的人和英美人士的專有品，他們在那裏築下了一座一座精巧的房子。那些房子都是為游泳而設的，一個陽台，兩間小房，下面還有一間小廚房，專備煮點心用。但是到了現在，雖然已經復原將近三年了，那一棟一棟的房子，仍是支離破碎的企立着，修理起來的僅有兩三座。(30)

政府的海浴政策，一直受兩種思維影響，一是大眾的康樂政策，另一是視之為財政來源。因此，政府一方面在1948年決定把新界三個沙灘發展為公共泳灘，並設置泳棚，當中包括十一咪半（即荃灣青山公路麗都灣）、南頭沙（即銀線灣，位於清水灣道）及十八咪半（即舊咖啡灣）。另一方面，又延續戰前容許在海灘私設帳棚的做法，把個別泳灘（包括新界一些泳灘、赤柱及淺水灣的中灣及南灣）在戰前已建成的帳棚，開放予泳客申請租賃一年。

這些帳棚分成三個等級：甲等為質素良好、沒有殘破的帳棚，年租二百五十元；乙等是稍有殘破的泳棚，年租一百五十元；丙等則僅提供地基，承投人需自行搭蓋帳棚，年租五十元。1952年新界海灘私人承租的帳棚共有一百四十一個，其後逐步減少，於1958年只餘下六十多個。反而淺水灣的中灣及南灣的帳棚非常受歡迎，在1967年共有一百一十四個公開承租。(31)可見政府一方面把更多泳灘開放給公眾，另一方面仍容許一些泳灘局部私有化，只要向政府付錢，便可經年獨佔海灘一隅。然而，與戰前不同的是，在戰後向政府承租海濱帳棚及泳屋的泳客，絕大部分是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