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劳之辨，字书升，康熙三年（1664）进士，官至左副都御史。劳家与吴家一样，都是崇德县的名门望族。劳之辨的先祖劳源诚，本是余姚人，元朝末年在崇德州（今桐乡）做学录，后来就在崇德州城外的洲泉定居了下来。一百多年后的明朝成化二年（1466），洲泉劳家出了一个进士劳玭，字汝明，官至户科给事中，因为直谏，触怒了皇帝，也被打了屁股，逐回原籍。劳玭的侄子劳樟，正德五年（1510）举人，他做过很多地方的县令、推官，政绩突出，从来不随便听从秘书、老婆的闲话，因此被当时人称为“铁耳朵”。劳玭还有一个侄子，叫劳经，字守素，他自己没有什么花头，但是子孙为他争气的很多，出了非常多的进士、举人、贡监生，成为崇德县数一数二的大家族。劳之辨就是劳经的六世孙。

劳经从洲泉迁居到了崇德县南津乡一都，即现在崇福镇民利村，崇德劳家从此便分了南北两支。劳经迁居的时间，大约在十五世纪中叶左右。

劳氏耕读传家，到了劳经的孙子劳源手里，条件大约是非常好了，造起了大房子，取名“有谷堂”。劳源的孙子劳永嘉更争气，考上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的进士，官做到山东布政使，六十三岁辞官还乡，第二年便死了。这一年，劳之辨还没有出世。

劳永嘉在刑部做官的时候，正好遇到明代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案”之一的“梃击案”，官员们迅速站队，劳永嘉站在了东林党的对立面，因此常被所谓正人君子们诟病，他的同乡晚辈吕留良就骂他是贪官。但奇怪的是，他却与东林党领袖周顺昌是儿女亲家，可见历史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劳永嘉的二儿子劳俶衍娶的便是周顺昌的女儿，周顺昌还有一个女婿是魏学洢，也即劳俶衍的连襟。周顺昌，不仅《明史》里有传，大家熟知的《五人墓碑记》，写的就是他被阉党逮捕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现在崇福镇的西横街上，有个劳布政使第，这就是劳永嘉的房子，这个房子本是嘉靖时候四川参议余龙津的，余龙津也是安邱里人，大概就是现在民利村东面荷花池人。余家后来衰弱了，就把县城里的房子卖给了劳永嘉，不过劳永嘉买了后，自己并不住，到了劳之辨手里，才重新装修。劳之辨回乡以及退休的时候，就常住在西横街的房子里，跟吴之振是邻居，两人多有唱和，相交一生，始终无间言。劳之辨跟吕留良也非常要好，他的孙媳妇就是吕留良的孙女，但吕留良的诗文集里从来不提劳之辨，大概因为劳之辨出仕清朝的缘故，这种态度便与吴之振不一样。

吴之振与劳之辨是同乡同里，又是姻亲，吴之振的夫人劳氏就是劳之辨的堂姑妈，因此，尽管劳之辨比吴之振大一岁，但从辈分上论，吴之振是长辈，劳之辨在与吴之振的唱和诗中，即称之为“吴丈孟举”。

吴之振计划正月底返乡，因为河冻，迟滞至二月十六日出崇文门，从此告别燕市红尘，不再远游，在石门县城悠然地做了一辈子太平闲人，直至七十八岁终老。

吴之振返乡途中，还做了一件事，十足地感动了朋友圈。话说吴之振刚到京城，在劳之辨的介绍下，认识了湖州人吴光、同县人郭演，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吴光（1629—1671），字长庚，顺治十八年（1661）探花。郭演，字寅客，崇德县人，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入清官工部员外郎，吴之振《赠郭寅客水部》诗云“十里相违仅识名”，两人同县，所居相去不远。然而很不幸，吴之振与他们刚刚相识，两人便相继去世。康熙三年（1664）状元严我斯与吴光是同乡同里，而且同岁，少小相交，感情至深，他写了好几首悼念吴光的诗，其中有一首云：

最是伤心处，家园正岁除。

老亲金作胜，稚子绣为裾。

忽忆趋庭日，俄惊绝笔书。

迢迢乡路远，何日返门闾。

满纸愁云，读来教人伤感。吴之振平生笃于风义，视朋友如性命，尽管他与吴光、郭演相交并不深，却出资经理了他们的丧事，并且护柩南还，这一举动，确实难能可贵。因此，严我斯赠行诗开篇即说“古人重结交，生死义不殊”，特别钦佩吴之振。吴之振，真的堪称十七世纪的“朋友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