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3～1793年英国海军舰船和人员领域的策略探析
徐桑奕[1]
1783年《凡尔赛和约》的签订，标志着英第一帝国的正式解体[2]。此后，英国社会各界开始对第一帝国解体的教训进行深刻反思，并思考英国未来的命运。尽管未能保全在北美的优势，但战线的延伸和海疆的急遽膨胀，仍促使英国人将目光投向更为遥远的大洋深处，英军舰船的任务也不再是拱卫本土、海峡和北海海域，对于海疆的认知和管控模式也相应地发生变化[3]。诚然，远离本土、战线过长是英国在北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有学者评论道：“英国部队在北美所需要的每一块饼干、每一个士兵、每一粒子弹，都需要经过三千英里的大洋运来。”[4]英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学者认为是出于保全海上力量的战略性放弃；有人认为是军队无暇应对多线作战，不堪重负；有学者认为是缺乏优秀将领的领导；还有学者从经济层面解析，认为重商主义的弊端才是根源[5]。阿尔弗雷德·马汉在谈及1782年英国的失败时评价道：“英国议会的军事设想以及内阁对其海军的管理运用方面，根本配不上英国水兵们娴熟的技术和献身的精神。”[6]现代著名海军史家赫伯特·里士满爵士（Sir Herbert Richmond）则将重点放在海军本身，指出纸面上的船只数量优势不足以确保胜利，唯有那些“适合作战的”（fitted）、“拥有补给的”（victualled）以及“配备人员的”（manned）舰船才可被算作真正的海上力量。遗憾的是，英国海军在这些方面的准备并不充足，船只保养、人员招募和行政管理上的痼疾长期存在，北美的失利是这些纰漏的最终暴露和结果。[7]而从法国的角度看，虽然他们海军整体实力逊于英国，却可以集中力量打击某一支英国舰队。法国的参战迫使英国无法集中全力镇压北美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最终在各方势力的联合反对中，英国承认北美独立，这也是在1689年至1815年发生的7场英法战争中，英国唯一失败的一次。[8]
失败既成事实，英国海军汲取教训、革新物质与人员制度等方面的措施即显得较为重要。虽然历史上并没有将这段时间定义为英国集中改革海军的时期，而且多数研究者所关注的重点也都在于北美独立和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国际关系和战争史，抑或战术决策层面的动向，而对英国在战争失利后的十年左右时间内进行的应对和改变关注较少，实际上，这或许也是理解上述“宏大主题”的一个切入点。故此，本文主要考察在这段关键的战争缓冲期，英国海军是如何从战败中吸取经验，从不同方向努力，让自身成为一个较为高效和良性运作的部门的。应该看到，海军的“革新”（reform）不一定都是革命性的除故纳新，更多的是在原有基础上做一些改变和发展，或是在历史中选择具有教益性的经验作为指导。这与英国文明发展的特点相契合。
一 1783年前后英国面临的国内外局面
北美独立战争时期，欧洲各国都在为领土、海洋和贸易等关系到权力政治的关键因素而博弈，大陆几大君主国都力求维持战略均势。法国在海上挫败了英国的锐气，但其经济仍处劣势，所以亟待休战恢复；普、奥两国在领土上有摩擦，但没有上升到战争层面；俄国四处出击，在克里米亚（1783）、黑海沿岸（1792）和波兰（1793）都有收获，但这也引起了其他国家的不安。总体上看，欧洲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几乎没有显出正在迫近大变动的迹象”[9]。
但是对于英国而言，面对的局面则较为严峻。《凡尔赛和约》的签订标志着美国独立战争的成果被正式确认，这对英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英国在与美国的战争中耗费了近1亿英镑[10]，成为沉重的债务负担。战时征召的大量兵员成为财政的极大负累，据1780年前后的统计，所有“军事人员”数量约为1.08万名[11]，需要巨额军费开支。从社会因素上看，此间人口的迅速增长使得犯罪率提高，同样增加了政府用于公共支出的负担。1780年英格兰所有郡用于社会公共服务的开支约为15万英镑，较1750年增长了近2倍[12]。
英国海军在七年战争后一度处在颇具争议的桑威治勋爵（Lord Sandwich）治下，发展速度并没有达到预期，内部浸淫的一些不良风气，加之外交上面临的空前孤立让英国步履维艰。一些海事技术上的改良，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军队的作战能力，但无法应对竞争者们在战舰数量上反超所造成的劣势。英国的海员数目逐年增长，1782年英国海员数量约为9.5万名，大大超过1762年的8.2万名。[13]对已失去北美殖民地的英国来说，战舰的维持，海员的训练、薪饷和医疗等都是巨大开支。
英国与西班牙等传统海上国家的关系乏善可陈，宿敌法国努力尝试遏制英国在国际上扩大影响。法国军政部门的有识之士重启探索强军之道，组织、指挥、多兵种的运用等措施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对海军进行改组，[14]一度受到冷落的海军学院重新发挥了作用。到了18世纪70年代，一批卓越的军官涌现出来。[15]有学者认为，1789年前的二三十年是法军改革的重要时期。[16]战略上，法国也抓住了美国革命这个契机，摒弃了其“大陆至上”的一贯政策，主动与外交上处于被孤立状态的英国进行海上鏖战。虽然体制上的落后限制了法军“取得更大的胜利”，但是总体上还是占据了上风，削弱了英国的海上力量。从1780年到1790年，法国舰队增加了总吨位达5万吨的战舰，西班牙舰队增加了4万吨，甚至连荷兰也维持了5万吨的战列舰队，虽然英国舰队也增加了8万吨，但与法国及其盟友相比却仍处于劣势，[17]在战舰数量上已不再拥有优势。
总的看来，英国国内外面临着种种矛盾和隐患，解决的关键在于海军。海军的发展和对外作战，于国内可以缓和社会氛围，转移社会矛盾，激发民众的爱国之情和民族自豪感；于国际可以反制法国的势头，保证航线及与殖民地联系的畅通，获得巨额贸易利润。所以对海军进行技术、组织管理等各方面的革新和升级势在必行。
二 英国海军在舰船与武器上的“专业化进程”
早在18世纪40年代，英国就有海军将领提出，一些舰船设计存在“十分古怪”的弊病，船上配备的枪炮不能固定在一个合适的高度，也无法像敌舰那样携带更多的金属制品。[18]这些弊病后来在与法、西舰队战争中显露无遗。行伍出身的查尔斯·米德尔顿（Sir Charles Middleton）曾在七年战争中立下不少战功，获得主管海军的桑威治勋爵的提拔。他凭借高效的统筹和管理，使得海军在舰船和武器等领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创新，军队的执行力和战斗力获得显著提升。青年海军史家萨拉·金克尔（Sarah Kinkel）认为，18世纪末期“专业化进程”（professionalization）策略的引入，令海军真正成为一股统治性的力量。[19]
舰船的足够数量是确保统治力的基础。1785年，英国海军战舰在总吨位上达到30.5万吨，到1790年则上升到33.4万吨[20]，领先包括法、西在内的其他欧洲国家。这主要归因于新战舰的研究和生产。新式的74门火炮双甲板战舰开始投产使用，并在长时间内一直是海军的主力舰只[21]。此后，90门火炮、100门火炮三甲板舰相继问世，其第二层甲板全部装载18磅炮，底层甲板则配置了32磅级别的重炮，这使得英军战舰在战略威慑和作战能力上始终领先于其他国家。18世纪80年代，64门炮已是战列舰的底线，主要用于商船的护航（convoy）。[22]此时，大型战列舰已是军舰序列中的核心，许多策略的制定都以其为优先。例如，护卫舰（frigate）等其他船只需要维修时，要遵循“小型修补优先，中型维护适当拖延，大型维修暂时搁置”[23]的政策，以确保战列舰的问题能得到最及时的处理。
制造战舰所需的木材供给一直以来是一个重要问题[24]。北美战争的失利导致英国失去了制造船只的木材供应基地，不得不另寻他处。1788年，亨利·邓肯（Henry Duncan）曾率船队深入加拿大腹地寻觅木材，在致米德尔顿的一封信中提到：
（英船）在北美的冬季航行会遇到障碍，一般的船只无法在米拉米奇河[25]中行驶20里格[26]，因为水流比较急，浅滩也很多……但是我在河的两岸都发现了大片的松木林，我确信它们足够为海军的所有船只提供桅杆的材料。[27]
北美的木材产地一直是海军木材的重要储备地之一，而保证木材资源安全的尝试也一直在进行。例如，在19世纪初，军方发现波罗的海沿岸的里加木材具有优良的韧性和承重能力，是制造帆船桅杆的上佳材料。此后的一次实验显示，单位时间内，里加松木可以承受的最大重量要高于加拿大松木约20%[28]，这对木材质量有很高要求的海军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
提高舰船的耐久度是另一个重要举措。当时，木质船只的表面虽然涂有一些材料——如松脂、焦油、铅等——来保护船身和船底，避免海水、水草等水生生物的破坏，但收效有限，船只仍然需要定期进行大规模维护。70年代后期，有官员尖锐地指出，“目前英国海军中适合海战的战舰不超过50艘”，其余大部分的舰船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数月的维修”。[29]当时的另一名舰船专家也提出，战列舰的船底需要加厚到4～6英寸[30]才能达到作战的要求。针对船只底部时常被潮湿环境腐蚀这一现象，米德尔顿等人向国王谏言，陈述了引入船底镀铜（copper sheathing）的重要性。在船底包裹金属这一古老的技术可以上溯至罗马时期，[31]事实证明，从古老经验中汲取智慧是一种明智选择，亦如护航制度的重新启用那样。结果镀铜技术的应用使得船底拼接与咬合处能避免海水和盐分的直接冲击，大大降低其受潮受腐蚀的可能性。[32]舰队船底能够更大程度上抵御热带地区部分码头的潮湿侵袭，这提高了船只的耐久度，缩减了无谓的维护时间和费用，并且显著提升了舰队的航行能力。一位海军官员在致米德尔顿的信中说道：“船底镀铜……在任何水文条件下都提高了航行速度……特别是在远洋航行中，更显其优势。”[33]一份1783年的海军部报告指出，应用了镀铜技术的“亚历山大”号已有3年未进入船坞整修。[34]
米德尔顿曾设想将所有战舰的船底都镀铜，但需要大量时间，也需要技术和财政的支持。这项工程进行了近10年，其间还出现一些新的创造，如为了解决船只接合处易被海水腐蚀的问题，有人提议用铁螺栓对船底进行加固，从而提高船只的稳定性；又如铜合金的出现，进一步提高了船只的耐用属性，也让英国在未来的海洋战争中获益匪浅。
装备方面，使用“大口径短炮”（carronade，短重炮）是武器上的一次升级。起初，关于是否采用这种武器，军方内部也进行了各种论证。主管军械事宜的部门曾一度认为，大口径短炮对于海军作用甚微。然而海军部经过论证后认为，当时的主要战舰完全可以装载18磅短炮，也适合在双桅船和单桅船上安装。该短炮在和一般枪械的对比中体现出其优势，具有更大威力，也不需要更多的人员操控，射击频率较小型枪械也不遑多让，故而迅速得到了军官和海员们的认可，在军中大量推广使用。
此后，海军部进一步以实例证实，英国海军“芙洛拉”号在和法国巡洋舰“宁斐”号交战时，英舰的水手长单独操作短炮，仅由其儿子辅助，结果也并未出现任何技术问题。1781年，一位船长给海军部的反馈中提到：
我在实战中使用了短炮大概有30次，并且确信船只并没有着火的危险……敌军有200余人，多使用小型火器；然而短炮的火力压制了他们，并把他们冲散。所以我的观点是：不管是在船尾、舷梯和船顶，在近战中，火枪都没办法抵挡住短炮的攻击。[35]
英军舰船应用短重炮效果显著，其威慑力与杀伤力得到显著提高。
三 英国海军在组织制度上的探索革新
英国海军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其管理、后勤和人员制度不断革新。在组织机构上，海军大臣（The First Lord）和海军部（Admiralty）其他成员之间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协商政策的制定。主要负责日常事务管理的海军委员会（Navy Board）罗致了众多海军、海事方面的专业人才，对具体措施和改革的合理性、可行性等问题进行研究与评估，为高层决策提供参考。海军所需经费由议会划拨，事无巨细，从购置枪炮、发放薪饷到维修船只等，均是如此。
对海军经费的管理和使用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出现管理纰漏会受到议会的反复质询。1778年下院讨论海军预算的一次会议过程中，有议员对当时部分船只进行无休止的维修之现象提出了质询：
“龙”号战舰从1771年开始，就要了5000镑维修；1772年又要了7000镑；1773年，4000镑；1774年，4000镑；1775年，4000镑。这些钱还要加上给它补给用的10000镑……所以，这艘船现在是否应该像从1771年开始的那样，继续停在朴次茅斯港里，每年享受议会给它划拨的维修款项？[36]
议会质询的作用在于了解海军军费的去向和用途，以免军费的克扣和滥用，并对本已紧张的财政增添负担。议员们对于经费挥霍深恶痛绝，但出于一些政治需要，他们会倾向于和军方达成谅解，比如尝试“为海军方面的长官去开脱或隐瞒”。[37]
在18世纪，后勤和供应制度不断完善。根据舰船的不同级别，携带物资数量随之变化。各船只携带物资种类丰富，基本能满足海员在航行中生活和作战的需要。此外，供应部门还与各地船坞、港口合作，制定了若干补给政策，以面向不同战斗序列舰队的需要。以1779年的两艘战舰——隶属于海峡舰队的90门炮“巴夫勒尔”号和74门炮“马尔博罗”号——为例，其储存的主要食物包括牛肉、猪肉、面包、黄油、奶酪、面粉等，饮品有啤酒、烈性酒，其他必需品还有煤炭、木料、沥青等。[38]此外，在有关维持生命所需的基本物品方面，“巴夫勒尔”号携带184英吨[39]淡水，“马尔博罗”号为113英吨，两船都装载50英吨煤，这些物资确保了不同规制的舰船都能进行长时段的海上作业。
后勤供应体系在战争中作用巨大。一份1799年公布的补给表单[40]显示，舰船享受的补给根据其等级[41]不同，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其中一级舰享有最高级别补给，其他战舰中等级越低，补给级别越低，但差异越来越小。例如，50门炮战舰[42]与最低等级的单桅帆船在补给上的差别不大。但由于数量众多，关系重大，物资供应部门的功能和作用十分重要。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自皮普斯（Samuel Pepys）时代以来，在所有海军行政部门中，物资部门对战斗胜利所起作用最大”[43]。
任何时期，海军所做的一切有关补强、提高的努力，其投入最多的莫过于人力。威尔·杜兰特认为，当时英军的军事纪律比欧洲其他各国（普鲁士除外）更为严苛，是为其取胜之匙。[44]北美战争给予英国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在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战舰时，与其和对方比拼舰船数量，毋宁提升己方人员军事素养，调动其积极性和能动性，从而发挥出应有的甚至超常的战斗力。为此，英国在军事人员的选拔与管制上引进了专业资格考试制度，海军上尉委任状的申请者要有三年的海上经验，年龄至少达到20岁，还要通过由资深船长组成的委员会出题考试。[45]
18世纪海军成为一份诱人的差事，被视为“一个伟大国家中的一种光荣职业”。[46]海军军官是由一批精通海事并决心投身海军建设事业的人担任。相对于军官，一般海员的情况较为复杂。1780年前后，海军中大约80%的海员的年龄都在25岁及以下，其中许多人近似文盲，[47]并未经过系统的海事训练，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领悟战术与命令。同时发生的闹事、骚乱甚至哗变表明，对海员的教育和管束势在必行。1744年发布的一份《入伍新兵指南》指出，要让所有新入伍的海员和水兵“人尽其才”，[48]同时也要培养其卫生意识、集体意识，并明确海员的日常行为规范。1775年的规定做了进一步强调，例如：“甲板上禁止吸烟”“舰船上禁止赌博”等[49]。兰伯特指出，相比于“荷兰人散漫、混乱的管理”，英国的“强征制度”和“高压管理”，在“无形中加强了海员对于国家统一感的认同”。[50]
早在1755年，海军上将爱德华·霍克就曾倡议，一切截获、俘虏的法国和其他敌国舰船上所得到的战利品，将被均分。[51]1778年、1780年等年份，也有关于战利品分配的文件出台。然而，战利品对于普通海员和士兵来说还有些遥远，毕竟这是高层们的决定和恩赐；而且贪污之风也会让军中的士气变得萎靡。定期、足额发放的薪水更能稳定军心、鼓舞士气。当时英国背负着数量巨大的国债，从中拨出可观的部分充作军费使用，国债成为军费和海员工资的一大保障。据统计，1700年英国国债总额为1420万英镑，1763年增至1.326亿英镑，1783年达2.318亿英镑。但在1787年度，英国财政部仅支付国债利息就要耗费940万英镑，而当年英国整个的税收和关税收入只有大约1300万英镑。[52]此外，英国主要依靠征收间接税而不是直接税，因此即便民众既是纳税人，又是海员，他们也并没有明显感受到来自税收的压力，也因此不会对政府的对外战争有太大的抵触，这对维持英国的社会政治稳定也极有帮助，使英国政府得以在无须顾忌国内动荡的条件下全心追求其对外政策目标。[53]
海军薪酬的优点在于稳定而准时，不受各种自然因素的影响，且在战时通常会有额外收入入账。留存至今的海员薪水支取单显示，海军的薪水组成主要包括：工资以及之前拖欠的部分工资、服装费、其他津贴和供海员返乡的路费等。[54]支取单上写明海员服役期间所从属的舰队名称、长官姓名、其缘何退役等信息，还包括所在舰队的主要战绩，字里行间对海员的忠诚和勇敢表示赞赏。这对海员在退伍后继续寻找谋生途径有一定的作用。
海军官方对人员的保障还体现在对饮食、财政、医疗卫生等方面的重视，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后勤保障体系。第一，在普利茅斯等港口建造食品加工厂，专门为军队提供面包、肉制品、酒类等饮食。当时海军人员平均每日摄入热量约4000卡路里，超过城镇中的一般工人和农民。[55]第二，优待抚恤军队伤亡人员，财务部门会将阵亡人员的薪水寄送给其亲属，对战斗中负伤的人员提供补助。曾有海员在战斗时食指受伤，在船长、水手长等人签字确认后，该海员获得4英镑的补贴。[56]第三，随着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以及医疗部门的努力，海军人员的健康和康复水准日趋提高，其中的主要进展是对坏血病（scurvy）等疫情预防和控制能力的加强。坏血病一直是近代各国海军的噩梦。18世纪中期，军医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等人确认柑橘属（Citrus）植物的果实为预防和抑制坏血病的最佳药物，[57]80、90年代之交得到重视。供职于海军伤患委员会（Sick and Wounded Board）的吉尔伯特·布莱恩爵士（Sir Gilbert Blane）等人向军方建议在海员的膳食中添加柠檬汁等成分，收效良好。数据显示，在1782年统计的10万名海员中，因生病而被送诊的共有31617人，占比31.6%；死亡2222人，占比2.2%；死亡人数占送诊人数的7%。1794年统计了约8.5万名海员，其中送诊21373人，占比约25.1%；死亡990人，占比约1.2%；死亡人数占送诊人数的4.6%[58]。可见到90年代，由于坏血病等疾病得到有效预防，军中送诊人数、死亡人数和死亡人数占比均明显下降。
结语
1783～1793年英国海军在装备、技术上的革新与人员组织等方面的改革探索，既是对北美战争失利的反思与纠错，也是面对未来在全球范围内与列强争霸做好策略准备和制度完善，如下几个结论和启示值得注意。
首先，海军的变革是为了更加适应全球作战的需要，是一种“由点及面”的发散式进步。16世纪末开始，英国海军的作战范围不断扩大，从英吉利海峡、大西洋水域，扩展到地中海、印度洋，乃至远东、加勒比海地区，漫长的航行和迥异的自然环境对舰船的战斗力和耐久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英军战舰装备了更多火炮，90门炮、100门炮甚至110门炮舰应运而生。在数量提高的同时，火炮技术也在相应提高。大口径18磅、24磅、32磅[59]炮等悉数运用于战列舰中，提高了远距离作战时炮弹的杀伤力，特别是在多雾、多雨的低纬度地区，其优势更加明显。在船舶技术上，船底镀铜技术的应用提高了舰船的航速和续航能力。
其次，一个重要的事实是，随着舰船的升级和增多，这一时期各种配套的创新和改良亦在同步进行。第一，为了确保舰船质量，海军对木材进行遴选，这种尝试持续在大西洋两岸进行。第二，警备舰、护卫舰、单桅帆船等辅助舰船的制造也被提上议程。第三，升级船坞的人员和设备，即时保证战列舰处于良好的状况。第四，各个河港、海港都要储备足够的人员和工具，确保军需物资可以及时运送到舰船上。
可以看出，该时期英国海军的技术、人员、组织变革都是围绕大型战列舰的未来作战而进行的。伴随战列舰规模的扩大，其辐射到的各个部门也日臻精进、完善，逐渐发展成了一个更成熟的作战体系。同时，这期间军事、行政部门之间的合作更为紧密，相关人员的意见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有助于策略的合理制定与有效实施。从现今留存下来的会议记录、政策条令和私人书信等文献看，诸如经费的划拨、技术的采用和反馈、人员组织的陟罚臧否等事宜，都经过不少探讨与论证，其中不乏高瞻远瞩的创见。可见，行政体制并不总会拘囿技术创新，一些具有海事经验的官员的意见也能见容于海军高层。
最后，对普通海员的重要性、海事素养和待遇需求，海军的认识要领先于其同侪。再先进的军备终究还是需要人员进行操作，而唤起他们的积极性不能仅靠爱国主义宣传来感召，还需有一定的物质财富来激励。政策制定者较为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改善船只上的卫生和饮食条件、提高薪金和战时奖金水平、保障伤员和阵亡者权益等。此类政策起到了稳定军心、提振士气的作用，其影响将在未来的战争中显现。
Analysis on Material and Manning System Transforming of British Navy during 1783 to 1793
Xu Sangyi
Abstract：The American War，in 1780s，was ended up with the failure of British navy，which exposed some flaws and shortcomings in the latter’s equipment，techniques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This failure，thus，led Britain to rethink and change its naval polices，in order to re-master the thalassocracy. This decade，from 1783 to 1793，was quite crucial to British navy，which had some blazing points，on one hand enhancing the combat capability and centripetal force，and enlightening other states’ naval building on the other.
Keywords：Later 18th Century；British Navy；Maritime Techniques；Seamen Recruitment and Management；Reform and Upgrade
（执行编辑：江伟涛）
[1] 作者徐桑奕，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2] 胡杰：《海洋战略与不列颠帝国的兴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98页。
[3] 徐桑奕：《19世纪前英国海疆意识的嬗变及其历史逻辑考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155页。
[4] 〔英〕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王保存等译，中信出版社，2013，第118页。
[5] 大致可参见的中外著述有〔英〕安德鲁·兰伯特：《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郑振清、向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Jeremy Black and Philip Woodfine，The British Navy and the Use of Naval Power in 18th Century，Leicester：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8；李东霞：《1815年前的海权、海军与英帝国》，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历史系，2004；胡杰：《海洋战略与不列颠帝国的兴衰》等。
[6] 〔美〕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李少彦、董绍峰、肖欢等译，海洋出版社，2013，第319页。
[7] Sir Herbert Richmond，Statesmen and Sea Pow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pp.140-141.
[8] 王东：《1793～1815年英国海军建设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8，第19页。
[9] 〔英〕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王保存等译，第122页。
[10] 〔美〕阿尔弗雷德·马汉：《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李少彦等译，第5页。
[11] Ralph Houlbrooke，Britain and Europe：1500-1780，London：Bloomsbury，2011，p.250.
[12] Ralph Houlbrooke，Britain and Europe：1500-1780，p.251.
[13] Ralph Houlbrooke，Britain and Europe：1500-1780，p.250.
[14] 〔美〕塞缪尔·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第257页。
[15] 〔美〕阿尔弗雷德·马汉：《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李少彦等译，第56页。
[16] 〔英〕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王保存等译，第122页。
[17] Andrew Lambert，War at Sea in the Age of Sail，1650～1850，London：Cassel，2000，p.150.
[18]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hips in General，1774，” in J.B.Hattendorf，R.J.B.Knight，A.W.H.Pearsall，and N.A.M.Rodgerand G.Till，eds.，British Naval Documents 1204-1960，London：Navy Records Society，1993，p.493.
[19] Amanda Ford，“Book Review of Sarah Kinkel’s Disciplining the Empire：Politics，Governance，and the Rise of the British Navy，”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Review，2019，Vol.95 Issue 1，p.1.
[20] J.Glete，Navies and Nations：Warships，Navies and State Building in Europe and America，1500-1860，Stockholm：Almqvist &WiksellInternat，1993.
[21] 杨丽丽：《近代早期英国海上力量的发展（1453～1805）》，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4，第27页。
[22] 〔英〕安德鲁·兰伯特：《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郑振清、向静译，第27～29页。
[23] “The Effects of Copper Sheathing，1783，” in British Naval Documents 1204-1960，p.502.
[24] 有关海军的木材供应等问题，可参见Albion，R.G.，Forests and Sea Power：The Timber Problem and the Royal Navy，1652-1862，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
[25] 主要流经今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等地。
[26] 约为60英里。
[27] “The Search for Shipbuilding Timber，1788，” in British Naval Documents 1204-1960，pp.503-504.
[28] “The Quality of Mast Timber，1803，” in British Naval Documents 1204-1960，p.505.
[29] “Naval Estimates，1778，” in British Naval Documents 1204-1960，p.456.
[30] 杨丽丽：《近代早期英国海上力量的发展（1453～1805）》，第27页。
[31] Lucien Basch，“The Metal Sheathing of Roman Warships，” The Mariner’s Mirror，Vol.65，No.1，1979，pp.29-30.
[32] 徐桑奕：《近代英国船舶体系转型中的技术与经验（1750～1850）》，《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78页。
[33] J.K.Laughton，The Letters and Papers of Charles，Lord Barham，Vol.1，London：Navy Records Society，1906，pp.66-67.
[34] “The Effects of Copper Sheathing，1783，” in British Naval Documents 1204-1960，p.501.
[35] “The Introduction of Carronades，1780，” in British Naval Documents 1204-1960，pp.497-499.
[36] “Naval Estimates，1778，” in British Naval Documents 1204-1960，p.456.
[37] “Naval Estimates，1778，” in British Naval Documents 1204-1960，p.457.
[38] “Stores Issued to Ships，1779，” in British Naval Documents 1204-1960，p.458.
[39] 1英吨约为1.016吨。
[40] “Slop allowances，1799，” in British Naval Documents 1204-1960，pp.469-471.
[41] 18世纪英国战舰被分为6个等级，其中1～3级可被称为战列舰（ship of the line）。装备有90门火炮及以上，具有三层或三层以上火炮甲板，一般整备船员超过900人的战舰被称为一级舰（1st）。
[42] 属第四等级。
[43] D.A.Baugh，Naval Administration，1715-1750，London：Navy Records Society，1977，p.406.
[44] 〔美〕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卢梭与大革命》，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9，第1159页。
[45] 杨丽丽：《近代早期英国海上力量的发展（1453～1805）》，第33页。
[46] J.O.Lindsay，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1713-1763，Vol.7，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187.
[47] Arthur Herman，To Rule the Waves：How the British Navy Shaped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Harper Perennial，2005，p.322.
[48] “Instructions for Newly-Raised Men，1744，” in British Naval Documents 1204-1960，p.515.
[49] “Orders for Soldiers on Board Transports，1777，” in British Naval Documents 1204-1960，p.515.
[50] 〔英〕安德鲁·兰伯特：《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郑振清、向静译，第76页。
[51] “Prize agreement，1755，” in British Naval Documents 1204-1960，p.439.
[52] B.R.Mitchell，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600-601；Lawrence James，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Empire，London：St.Martin’s Press，1994，p.52.
[53] 计秋枫：《近代前期英国崛起的历史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第195页。
[54] “Marine’s Certificate for Wages，1784，” in British Naval Documents 1204-1960，p.539.
[55] 杨丽丽：《近代早期英国海上力量的发展（1453～1805）》，第33～34页。
[56] “Smart Ticket，1761，” in British Naval Documents 1204-1960，p.529.
[57] James Lind，A Treatise of the Scurvy，London：Kincaid and Donaldson，1753，p.55.
[58] “The Health of Seamen，1779-1813，” in British Naval Documents 1204-1960，p.558.
[59] 海军装备的火炮，以弹丸的重量划分，主要有9磅、12磅、18磅、24磅和32磅五种火炮，其口径分别为10.4厘米、11.5厘米、13.1厘米、14.4厘米和15.9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