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与文献述评

1982年，计划生育政策被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但随着社会发展以及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第一批独生子女到达婚育年龄，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消极效应开始凸显。中国也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调整：2011年，中国全面实行“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实行“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全面施行“二孩”政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2010年至2015年，中国平均生育率只有1.2，即便假设生育率被低估10%，近年的实际生育率也不到1.4，这意味着每一代出生人口将减少36%。2016年和2017年，中国生育率均为1.7，远低于实现和维持代际更替的2.1的生育率。这表明，即使中国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人口生育依然远低于人口更替的需要。

学界普遍认为城镇化进程是导致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中国城镇化水平每提高5%、10%、20%和30%，会分别导致意愿生育率下降到1.83、1.82、1.81和1.80，而且，城镇化进程还使低生育意愿人群不断增加^[2]

。在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生活压力变大、就业不稳定、子女抚养成本上升等因素导致农业转移人口生育意愿降低^[3]。

随着中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学者发现，在相同的城镇化方案中，生育政策不变的条件下城镇化发展对全国生育率变动的影响大于生育政策调整条件下的相应影响^[4]。生育政策放松可以减弱城镇化对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然而，生育政策放松的减弱效应可能只是短期的，由于城镇化进程持续推动人口增长趋势转变，生育率将逐渐下降，生育政策调整难以长期影响人口增长^[5]。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避免了城镇化前期的人口膨胀阶段，如果宏观政策适时调整，中国有机会实现由计划生育向合理自然生育的平稳过渡。可见，生育政策调整和城镇化进程仅仅是影响生育率高低的重要因素，并非决定因素。

尽管中国生育政策在逐步放宽限制，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原因在于，生育政策的单方面调整并没有成为影响生育率的主导因素^[6]，还有其他因素尤其是微观因素左右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就微观因素而言，育龄群体年龄越大越倾向于放弃生育，以年龄划分的初生代、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生育意愿在两代之间存在显著差异^[7]。生育意愿与文化程度一般呈反比关系，也有观点指出，两者可能存在“U”形关系，原因可能是，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不深，影响机制在两代群体之间可能不同。此外，就业单位性质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8]，越是可能受到生育政策控制的职业生育意愿越低^[9]，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生育政策的控制作用会消失，就业单位性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在于行业福利效应。家庭收入对家庭决策有重大影响，生育意愿与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往往存在“U”形曲线关系^[10]。而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社会保障对家庭收入的“隐性增长”效应会影响家庭的生育意愿。一般认为，社会保障对生育有“替代效应”，家庭享有的福利保险越多，生育意愿越低^[11]，但社会保障的影响效应可能并不深，主要影响年轻或低收入群体^[12]。社会保障除了“替代效应”还有“收入效应”，预期保障收入会增加家庭总收入，从而可能增加生育孩子的数量，综合来看，社会保障对生育意愿的净影响并不十分清楚，其取决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相对大小。

有学者认为，取消生育限制与“全面二孩”区别不大，且伴随抑制生育的微观因素越来越强，即使生育政策调整在短期内有可能提升生育率，但长期走低的客观规律不会发生改变^[13][14]。持续低生育率直接影响中国代际更替，极大削弱“人口红利”。陈友华基于生命表估算了人口结构的动态变化，他指出，中国将于2030年结束“人口红利期”^[15]。沈君丽利用新中国成立后至2001年的人口年龄结构数据分析指出，2015年“人口红利”将逐渐减少^[16]。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也显示，2010年中国15～59岁的人口达到峰值，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人口政策使中国在未满足一定经济发展水平的条件下提前进入“人口红利期”，渐进的人口政策调整又使得“人口红利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延长。根据测算，2030～2050年，放开“单独二孩”政策比未放开“单独二孩”政策每年平均多出近100万城镇劳动力人口^[17]。

既有文献研究了城镇化进程导致生育率下降，以及生育率下降导致“人口红利”减弱等现象。然而，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定居在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的生育意愿与行为对中国生育水平产生很大影响^[18]。2016年，我国农业转移人口总量达到2.82亿，农业转移人口仍是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巨大红利，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稳步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生育意愿有助于优化人口结构和延长“人口红利期”。目前，农业转移人口呈现出迁移较平稳、学历构成较优、年轻态、对权益保障和公平诉求逐渐提升等新特征^[19]。但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明显偏低，他们并非时刻都面临着市民化抉择，关键在于家庭定居决策^[20]。

在新型城镇化与全面实施“二孩”政策背景下，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再生育意愿的核心在于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彰显新型城镇化对农业转移人口收入、就业等的促进作用，进而提高其生育意愿与水平。在新型城镇化和全面实施“二孩”政策背景下，本文考察了意愿留居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生育意愿的促进与阻碍因素，并对比分析意愿留居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和意愿返乡农业转移人口生育意愿的不同影响因素，以期得到较为全面的分析结果，进而提出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生育意愿的相关建议，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