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战略三角”理论框架

对于理解组织的全球战略，以及帮助跨国企业在全球商务中更好地制定战略决策，“战略三角”（Strategy Tripod）理论框架为跨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也较为全面的理论框架（Chen et al.，2018）。“战略三角”理论框架包括三个理论视角，即资源视角、行业视角和制度视角，其将这三个视角组合在一起，为组织的战略行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更系统性的情境（Peng et al.，2008；Peng et al.，2009）。也正因如此，“战略三角”理论框架全面捕捉到了影响组织国际化战略调整决策过程的关键影响因素。海外撤资对于跨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而言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决策，受到一系列决策因素的影响，包括资源情况、行业情况和制度情况。而“战略三角”理论框架为组织的战略调整因素提供了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基础分析框架。通过这个理论框架，跨国企业能够更好地识别出组织层面一系列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的战略决策影响因素，从而更好地明确海外撤资的战略调整安排。因此，本书使用“战略三角”理论框架作为研究的指导性理论框架，对跨国企业的海外撤资进行研究。

传统理论中，现有文献指出组织的战略受到两个主要视角的影响，即资源基础观（the resource-based view）和行业基础观（the industry-based view）。资源基础观是对行业基础观视角的补充，用来解释同一行业中拥有不同组织特定资源（firm-specific resources）的企业的战略差异性（Barney，1991）。行业基础观指出，组织所处的行业对组织的战略形成、战略制定和战略调整有重要的决定性作用（Porter，1980）。在国际商务的研究中，现有研究发现，除了传统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资源影响因素和行业影响之外，跨国企业在不同国家面临的制度情境的差异性也对组织的战略安排和绩效表现有非常重要的影响（Peng et al.，2009）。这就是国际商务领域中，对海外战略研究提出的制度基础观（the institution-based view）（Peng et al.，2009）。制度被认为是“游戏的规则”（North，1990），制度为组织行为提供了激励机制。对跨国企业的国际化研究而言，制度基础观尤为重要，这是因为组织国际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差异是其国际化过程中外来者劣势（liabilities of foreignness）的重要来源（Xu and Shenkar，2002；Zaheer，1995）。“战略三角”理论框架有利于认识和理解跨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制度情境以及制度情境的差异，并且为更好地研究资源、行业和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研究框架，从而有利于对跨国企业的海外战略决策进行配置性研究。

事实上，“战略三角”理论框架不仅能够更好地对资源、行业和制度视角进行全面考虑，更重要的是，使用该理论框架能够关注到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战略三角”理论框架提供了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平台，有利于探究组织的战略决策安排（Peng et al.，2009）。与此同时，将资源、行业和制度视角整合在一起并不意味着对每一个变量影响情况的直接加总，而是充分考虑资源、制度和行业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是说，本书所考量的并不仅仅是单独视角下前置变量对组织国际化战略的影响因子，也并不是将不同的视角分开来研究，而是关注不同视角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情况（Chen et al.，2018）。“战略三角”理论框架提供了一个研究跨国企业海外撤资的全面的、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各种组合性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也能够被显示出来。因此，本书采用“战略三角”理论框架来识别出在何种资源、行业和制度的影响因素下，跨国企业在其国际化进程中更容易做出大幅度的海外撤资战略调整决策，以此来更好地应对国际化过程中的挑战。

1.资源基础观

资源基础观关注组织本身拥有的企业特定优势资源，以及组织拥有的能力，并认为正是这些组织特定的优势资源和能力使得处在同一个行业中的组织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系统性的差异（Barney，1991；Teece et al.，1997）。根据资源基础观的观点，组织的内部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组织的战略决策。具体而言，在以往的研究中，组织的资源可以根据其是否有形来被区分为有形资源（tangible resources）和无形资源（intangible resources）（Barney，1991；Barney et al.，2001）。而对资源的此种分类也成为区分跨国公司战略差异的主要标准（Huang and Provan，2007；Provan and Huang，2012；Shirodkar and Mohr，2015）。无形资源主要包括的资产类别有技术、品牌价值、企业声誉等，有形资源包括的资产类别为土地资源、自然资源、原材料等。对于一个跨国公司的运营、发展以及竞争优势的建立而言，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都是必不可少的（Hall，1992，1993）。组织的有形资源对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展能够提供财务支持，当母公司的海外投资面临财务冗余不足或难以应对的经济压力时，母公司往往倾向于对子公司进行海外撤资或收缩子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范畴（Song and Lee，2017）。相对应的，根据Dunning（1993）的研究，组织的无形资源是推动跨国公司向海外市场进行扩张和发展的动力基础。然而，先进的技术和相关的知识资产往往是以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的形式存在于组织之中的（Béret et al.，2003），这些知识和技术难以轻易地从母公司传递到在东道国的子公司（Dhanaraj et al.，2004；Jensen and Szulanski，2004）。因此，在跨国公司国际化的情境中，如果组织面临财务冗余缺乏以及技术竞争优势缺乏的困境，则更容易考虑从东道国进行撤资调整。

（1）财务冗余

对于在全球商务环境中运营的跨国公司而言，由于这些公司要面对动态的环境和不稳定的经营情况，因此财务冗余作为组织的一种冗余资源对跨国公司应对环境的变化和不确定性非常重要（Fang and Wang，2008）。财务冗余是组织资源池中的一类冗余资源，即为超出组织给定产出量所需要的最低资源投入的部分（Nohria and Gulati，1996）。这部分冗余往往在跨国公司面临困境或挑战的情况下被释放出来，从而保持组织的灵活度和稳定性。关于组织的财务冗余和组织战略的研究中，Greenley and Oktemgil（1998）指出，在组织仅仅拥有较低水平的财务冗余时，组织的战略安排会更多关注成本以及效率。相反，当组织拥有较高水平的财务冗余时，组织战略安排会更倾向于创新和扩张等战略行为（Su et al.，2009）。对于跨国公司的国际化和战略多样性而言，组织的财务冗余是非常重要的前置变量和考量因素，也对组织的海外运营以及海外子公司的绩效有重要影响（Wefald et al.，2010）。而海外撤资作为组织国际化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一个战略调整阶段，往往被定义为组织业务单元组合的急剧变化，也是财务结构安排的重要调整，这种急剧变化和重要调整从组织的战略行为上可以被理解为跨国公司应对其运营情境条件的战略反应，这种反应一般会体现在组织资源结构的重新调整和重新配置上（Moliterno and Wiersema，2007）。如果跨国公司在动态和竞争性的外部环境中缺少必要的财务冗余，组织将处于不利地位，也会更大限度阻碍跨国公司实现其东道国的绩效目标（Hill et al.，1992）。因此，跨国公司的财务冗余是组织在海外撤资战略调整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前置变量。

（2）技术竞争力

国际商务理论指出，组织所拥有的企业特定无形资产，如技术，能够帮助跨国企业在海外运营过程中抵消部分外来者劣势（liabilities of foreignness）（Zaheer，1995）。其也可以被当成组织国际化过程中主要的企业特定资产（Løwendahl，2005；Løwendahl et al.，2001）。然而，由于东道国技术更新速度以及技术升级速度很快，跨国企业在技术层面将面临激烈的竞争，因此，技术优势带来的组织在东道国当地市场的边际利润会大幅度下降。由此，跨国公司在某个海外市场的相对优势地位并不能被认为是长期不变的，跨国公司应该更加系统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战略布局和资源配置。例如，由于技术变革，以及亚洲其他国家跨国公司不断增加，日本的电力公司一直都面临严峻的市场挑战，其技术竞争力的不断下降导致其从中国市场撤资（McDermott，2010）。由此可以看出，技术竞争力对跨国公司的海外撤资战略调整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

2.行业基础观

以往研究中，行业层面的因素被认为是组织的情境因素，和公司层面的影响因素一样，也是组织进行战略撤资和战略调整决策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Moliterno and Wiersema，2007）。行业基础观提出，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战略受到行业竞争程度和行业动态性的影响（Boter and Holmquist，1996；Chen et al.，2018），这两个因素会影响组织的绩效表现和未来的战略安排，从而对组织是否愿意继续面对新的挑战产生战略影响（Luo，2003）。为更好地分析行业基础观对跨国公司撤资的战略影响，本书重点关注两个影响因素，即行业前景和行业动态性（Nielsen and Nielsen，2010）。

（1）行业前景

行业前景是指行业支持企业可持续增长的程度（Dess and Beard，1984）。在一个前景良好的行业中，组织追求新的发展机会所需要的发展空间和资源支持是充裕的（Dess and Beard，1984）。在跨国企业国际化情境中，充裕的资源支持能够提升组织在远距离市场中生存下来的可能性，并能够支持组织在生存下来的基础上更好地追求发展目标（Castrogiovanni，1991）。然而，也有足够理由推测发展前景良好的行业会吸引更多的进入者，这些进入者看重行业中的充裕资源和发展机会，逐渐成为行业中现有组织的竞争对手。而现有组织将被迫面临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行业环境，在此情况下，跨国企业更倾向于从海外市场撤资。因此，行业前景特征会对跨国企业的海外绩效和海外撤资战略调整产生一定的影响。

（2）行业动态性

行业动态性是指组织所处行业环境的变化和不稳定程度。动态环境的特征可被理解为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行业的迅速发展、技术频繁迭代和更新、不断被重新定义的市场需求和客户需求，也来源于其他国家和市场持续变化的竞争策略和不断增长的竞争压力等（Belderbos and Zou，2006；Jansen et al.，2006）。这对于那些难以及时根据动态环境变化来调整自身战略从而使战略与环境能够相互匹配的组织来讲将带来困扰和挑战（Lumpkin and Dess，1995）。以往研究指出，动态的商业环境会影响组织的战略决策过程、战略执行以及组织绩效（e.g.Lumpkin and Dess，1995）。研究者同时指出，动态的行业环境可能对组织战略和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Miller and Chen，1996）。这就意味着，依赖有限竞争市场建立起来的战略方面的惯例和做法对一个高度动态的环境可能不适用，这种战略的无效性来源于动态市场环境对反应速度和自由度的要求是较高的（Lawrence and Lorsch，1967）。与那些稳定的行业相比，动态的行业环境要求组织掌握一系列竞争技巧，从而有可能转向新的恰当的战略（Lumpkin and Dess，1995），只有这样，组织才有可能达到战略和环境的相互匹配，获得良好的绩效表现。同时，跨国企业在海外扩张过程中由于会面临较长的地理距离，也可能会遇到其他问题，例如组织专有资产难以在不同的区域传递和复制、组织如何面对制度距离等，上述问题会使得行业动态性对跨国企业的全球运营产生更大威胁。因此，行业动态性对跨国企业更高程度的海外撤资战略调整是有影响的。

3.制度基础观

制度是运营的规则，通常包括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以及文化惯例、常规做法等非正式制度（North，1991）。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不同国家的制度环境之间的差异通常被称作制度距离，对于那些努力在东道国寻求发展并建立自身合法性的跨国公司而言，制度距离会对其生存和发展产生负面作用（Kostova and Zaheer，1999）。事实上，跨国公司在海外市场运营的过程中通常会面对更大的、更为复杂的挑战（Xie et al.，2011），同时，跨国公司在东道国遇到的陌生、不熟悉和差异会增加不确定性和运营风险（Kostova and Zaheer，1999）。这些复杂性都会阻止跨国公司发挥其能力，导致战略和绩效表现不能达到最优状态（Dobrev et al.，2003），这也使得组织需要考虑高程度的海外撤资战略调整。

（1）正式制度距离

正式制度包括宪法、法律和知识产权等（North，1991）。规范性的机构能够代表正式制度和法律，保证社会运转的稳定性和秩序（Kostova and Zaheer，1999；Xu and Shenkar，2002）。在行业运营中，一系列的制度措施能够使行业内部的竞争结构化和秩序化，包括政府保护性的规则和法律。在这些规则和法律下，组织需要通过相应的战略安排和战略调整来应对和适应外部制度。在海外投资情境中，正式的制度距离是指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政策法规以及法律环境之间的差异（Xu et al.，2004）。如果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正式制度距离过大，则会阻碍跨国公司的知识从母国向东道国传递。与此同时，正式的制度距离也弱化了本土市场中相关知识以及以往国际化经验的影响，这些知识与经验有利于组织在东道国更好地理解运营环境的复杂性并降低竞争压力（Xie et al.，2011）。此外，不熟悉以及远距离的制度环境会增加海外运营的不确定性和困难，使得跨国企业面临较高程度的海外撤资战略调整。

（2）非正式制度距离

North（1990）指出，当正式制度无法发挥重要作用时，包括政治规则、司法意见等非正式制度将开始发挥更加明显的作用，来帮助组织降低不确定性并提供一致性。非正式制度距离包括认知性制度距离（cognitive institutional distance）和规范性制度距离（normative institutional distance）。认知性制度是指社会中已经建立起来的认知结构、共有的文化认同以及人群的价值分享（Kostova and Zaheer，1999；Xu and Shenkar，2002）。从制度基础观的角度出发，认知洞察对于组织的战略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尽管认知性的制度规则并未明确出现在法律条款中，但这些认知根植于文化和道德中。未能够很好地遵守认知性制度距离会带来较为不利的后果和影响（Peng et al.，2008）。规范性制度是指社会规范的范畴（Kostova and Zaheer，1999；Xu and Shenkar，2002），规范性制度距离能够反映组织在母国和东道国运营过程中社会规范的差异（Scott，1995；Xu et al.，2004）。由于规范性制度距离阻碍了跨国公司组织惯例从母国向东道国传递的过程和有效性（Xu and Shenkar，2002），因此，跨国公司进入新的海外环境时需要考虑新的制度环境中的规范性制度距离。这就意味着，跨国公司在海外区域运营所面对的非正式制度距离会降低沟通、协调等方面的有效性（Kogut and Singh，1988；Kostova and Zaheer，1999；Xu et al.，2004）。此外，这种制度距离也会导致组织的同质性资源难以轻易在另外一个国家布局，甚至这种资源将变得不那么相关，这将导致组织难以维持在东道国的竞争优势，从而更有可能在战略调整方面考虑大规模海外撤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