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主要内容

第一章为引言，主要介绍本研究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第二章为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回顾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相关主流理论，并对国内外城乡一体发展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简要评价。并基于文献分析了城乡隔离发展的原因，包括产业弱质性和政策歧视说。产业弱质性理论认为农业的产业弱质性（甚至农民的群体劣势性）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原因；政策歧视说更倾向于将二元经济结构看做政府发展战略等“外生”因素作用的产物。

第三章对中国城乡一体所处的阶段进行了研究。基于国内外城乡一体相关文献和对中国城乡一体发展的现实观察，将中国城乡一体发展细分为四个阶段：城乡分离发展阶段、城乡互动发展阶段、城乡统筹发展阶段和城乡一体发展阶段。量化的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城乡一体发展正由城乡互动发展向城乡统筹发展阶段转换。利用长三角地区41座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应该改变一刀切的城乡一体化政策，基于区域差异视角实施差异化策略。

第四章对中国城乡一体发展的区域差异进行了研究。根据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城乡一体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测度，分析了区域差异，并基于国家的城市群战略，从“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格局视角，分析各通道城市群的城乡一体发展情况。

第五章分析了城乡一体发展的动力来源和新常态下城乡一体发展动力来源的转换。城乡一体发展的动力来源包括外部动力来源、内部动力来源以及与上述动力因素密切相关的环境因素。新常态下城乡一体发展被提高到新的政治高度，城乡关系进入一个“强联系”驱动时期。农业现代化快速破局为城乡一体化提供了内部原动力；多种形式的城镇化稳步积极推进为城乡一体发展提供了外部牵引力。

第六章分析了城乡一体发展的内生动力：农业现代化。城乡一体发展的逻辑起点和经济基础是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现代化是城乡均衡发展的引擎，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章认为现代农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外部知识和服务要素的投入与运用；应该在城乡互动、工农互促的过程中，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农业的融合发展，不仅实现农民现代化、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科技化，还要实现农业生产的组织化、市场化和社会化。具体的，本章在相关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包括土地流转问题、农业基础设施问题、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农村“三变”改革问题和精准扶贫问题。

关于土地流转问题，本研究重点研究了土地信托流转问题。农地资本化流转是实现农业现代化、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必然途径。本部分基于523份农户调研数据，首先运用Probit模型确定了影响农户土地信托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然后运用ISM模型分析了各影响因素间的关联关系和层次结构。研究结果表明：种植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和对当地政府的信任程度是表层直接因素，非农就业月收入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是中间间接原因，户主年龄、户主是否非农就业、非农就业稳定性是影响土地信托参与意愿的深层根源因素；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变迁，农村人口老龄化和非农化进一步加剧，通过促进农民工技能提升和强化农民工融入城市培训，进而提高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是促进农村土地信托发展的重点。

关于“三变”改革问题。“三变”改革的制度安排具有推动乡村振兴的显著特征，这使其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和抓手，为城乡一体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本研究结合作者对安徽省金寨县、旌德县、郎溪县，贵州省水城县等地“三变”改革和西藏自治区曲水县的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工作的调研，发现“三变”改革与乡村振兴战略高度契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和有效路径，“三变”改革通过交易成本降低机制、扩大分工和知识溢出机制、财政支农资金注入，增强了村集体和农户的谈判筹码，有效实现了农村内部资源的聚合和裂变，也为外部资源进入农村、农业降低了交易成本，提供了有效通道。

关于精准扶贫问题。本研究借助逻辑推演方式，梳理精准扶贫作用于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方式、路径、程度，挖掘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中的问题、缺陷，并提出精准扶贫战略要实施相应改进策略，以期最大限度发挥精准扶贫推动城乡一体化成效，破解我国“二元”经济发展格局，实现全面小康。

第七章研究了城乡一体发展的外生动力：新型城镇化。以新型城镇化引领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四化”同步发展的内在要求。本章认为我们需要摒弃过去那种城乡分割、牺牲“三农”的城镇化思路，通过新型城镇化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城乡整体经济协调发展，做到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相协调，从而真正解决好“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发展的目标。本章研究了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包括城市规模扩张问题和就地城镇化问题。

关于城市规模问题，本研究基于增长极理论和中心—外围理论，分析了中心城区发展对外围区域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城市规模扩展显著促进了区域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城市规模扩张对农业现代化既有极化效应又有涓滴效应。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分析发现，当城市绝对规模小于74.26万人时，极化效应大于涓滴效应；当城市绝对规模大于221.32万人时，涓滴效应大于极化效应。研究认为基于中国的大国特征，不同规模的城市需要推行差异化的城市化带动农业现代化发展战略。

关于就地城镇化问题，本书认为，就地城镇化带来的农村新社区是传统的封闭的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实现形式，是提升乡村治理效果的支撑点。就地城镇化有利于城乡均衡发展、有利于农村人口就近非农转移，本书在分析当前中国就地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第八章为新常态下中国城乡一体发展的新建构。在以上研究基础上，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报告、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和近期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在剖析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上，本书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一是需要政府与市场“双力”协同推进；二是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发挥市场决定作用；三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四是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发挥产业的牵引作用；五是推进各种形式的城镇化，发挥城镇化的推动作用。

[1]吕连生：《中部地区城乡一体化特色和发展新对策》，《江淮论坛》2013年第6期。

[2]廖其成：《大力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建设》，《求实》2013年第S1期。

[3]胡新民：《城乡发展一体化保障机制研究——基于义乌市的实证分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