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村庄上的文人

◇王新华

那个时候，赵庄有一个放猪的人。这些猪不是他的，也不是生产队的，是一家一户的。猪吃完食，他就把它们一个个地赶到一个很大的圈里。也许是便于管理，也许是为了积肥，也许是大集体的一种好处。刮风下雨的时候，这个人就赤着脚，裤腿高卷，拿着一根棍子，在泥泞的村庄里奔跑，也不顾脚底下是碎玻璃、烂碗还是粪便，双目圆睁，对着一个个试图脱逃的畜生大声地呵斥着：哪里跑！春天，草芽子出来了，他还要把这一群猪赶出去，啃啃青草。那时的猪也吃不饱肚子，都瘦得很，一身的老毛，像头野猪，总想窜到庄稼地里偷一口。他其实还有一个搭档，是个十多岁的孤儿，这小子也野性大，总是溜到一边玩自己的，猪吃庄稼了也不管，他只得赶紧跑过去，嘴里叫着：天爷，天爷！

那个时候我才几岁，村里一群小孩儿不管在哪里看到这个放猪的人，都会朝他叫上一阵：李英啊，猪跑了……

叫李英“李老师”的时候，我已经不是一个学生了。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高考失利在家里跟着父亲别地墒沟。李英也不再放猪，他被安排到村学校做了英语教师。生活在一个村子里，我却对李英的过去几乎一点都不知道。这不单因为我是个孩子，主要是我跟他的过去实在是没有一点联系。在后来与他的主动接触中，我才知道，李英少年时曾就读于华北大学历史系，学业未满，改朝换代了，拥有几十顷田地的父亲被镇压。家产无存，他的学也上不成了。这个青年学子，除了无可避免地落了一个“地主”的成分，政府也没有降罪给他，后来还起用他做了学校的教师。再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一步步演化，他就像一片飘转的秋叶，落到了最低处。李英其实不是我们村的人，他是就着一个小寡妇才落户赵庄的。李英的为人处事，在哪里都不会得罪人的。生产队安排他放猪，也不能说是对他的迫害。他人小力薄，让他跟别的劳力一起拉车、挑担、甩大土，也没他的好果子吃。

说起当年求学，他跟我谈到过他们的系主任、历史学家范文澜。他也结识过哲学大师冯友兰。他说，冯先生个儿不高，胡子大，着长袍，那么大个教授，早上起来还自己弄炉子。

李英这一回当教师，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放猪的棍子换成轻巧的教鞭，人就像久旱的田苗落了透雨，一下子精神起来。他到集上扯了些布，让裁缝做了一身衣裳。后来又买了一辆自行车，夜晚在月亮底下学，很快就能上路了。五六里的乡间土路，一天四趟，飞快地往返在学校和村庄之间。

赵庄的那些文盲，却都说李英没啥学问。他们的依据是，李英的字写得不好。他们说的是毛笔字。李英的毛笔字啥样，我也没有见过。他们说的不好，其实就是不写。

村子里有一个人，就爱写。

这人叫黄清俊，字海周。他的两腿都不方便，离不开一根棍子，人都叫他黄瘸子。其实他只是一条腿有点毛病，那一年在公社里做义务工，拆墙头，他在底下挖，上面倒了下来，那条好腿就给废了。这个人长脸，颧骨高耸，眉毛浓长，虽然直不起腰，仍可看出他身材的高大。黄瘸子二十几岁当过保长，有三房女人。土改时虽然没有像李英的父亲那样掉了脑袋，却进了班房，一坐就是十年。回来时，三个女人早已带着各自的孩子没有了踪影。

很小的时候，我就见到过黄瘸子的批斗会，说他不老实。有人拾起一块砖头砸在他的光脚上，他一动不动。还有个女人，用手里纳着的鞋底敲打黄瘸子的光头，鞋底上插着大针。女人的心这么毒，据说是受人指使。

记忆里，黄瘸子就是一间孤独的小屋。夜晚，月亮好的时候，村里的一群顽皮小孩子就不睡觉，到处乱跑，这个时候，我就用棍子一次次地敲打黄瘸子的那个小窗洞，劳累了一天的黄瘸子就睡在窗洞底下，气得他破口大骂。其实，黄瘸子还是爱搭理小孩子的，有一回不知他在哪里弄了一个小凸面镜，就招呼我们过去，他剥了一截秫秸皮，拿到门外，放在镜子下面，对准一个小光点，一会儿，秫秸皮就冒烟起火了。我们都伸着小脑袋，觉得奇怪。黄瘸子说，这是药镜，里头有一种药。后来大了看过一些书，觉得他说的并不对，那是抛物面的聚焦原理，哪儿有什么药。

大概是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回他问我，“口”字加个“西”，怎么念？我答不上来。他说，此字念哂（shěn），有微笑和讥笑的意思，笑而不言，《论语》里有一句：夫子哂之。说着他就做出了一副哂笑的神态，很自得的样子。那时的中学生对这个似乎没有兴趣，接着我就把话题引向了政治，谈起了反帝反修。我说，斯大林没有选好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一死，赫鲁晓夫就篡了权，苏联就变修了。听罢，他又哂笑了一下，慢声说道：没那么快吧，赫鲁晓夫篡的也不是斯大林的权，这中间还有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是他们不撑事，叫人家篡了权。我眼睛眨巴几下，没有话了。他说的这几个人，我都没听说过。

身为一个经常被批斗的地主分子，他照样跟别人谈他的过去。他坐班房的时候，劳改队里有一个石印馆，他们几个会写字的犯人天天写版，用药墨写在石板上，蝇头小楷，密密麻麻。有一段时间，他的胳膊跟眼睛都写肿了，还叫他写，他死活都不写，最后被押进了小号。有个姓周的女犯，旅长的太太，人长得漂亮，字写得也排场，有一回屁股上长了个疮，她拿着一张膏药找人贴，别人都不肯，他随手接了过来，贴好，对那白屁股上，狠狠地拍了一巴掌。有一天，我跟别人在他的小屋里，来了一个卖纸烟的，是个妇女，挎着个小竹筐。黄瘸子买了几盒，妇女找零钱，他摆着手说：不找了不找了，算我睡你了！

地主分子摘帽，黄瘸子是最后一批，比李英晚了一年多，这显然是因为他这个人“不老实”。黄瘸子毛笔字写得好，摘了帽，渐渐有人请他帮忙了，更续祖宗牌位、写柬帖、红白事务搭账。一次一个有些头脸的人家娶媳妇，一个脸面更宽的人物光临了，这个人不单是这里的村支部书记，他的一条腿还曾经跨在县常委里，是这一带翻云覆雨的人物，这个人丢下礼金，黄瘸子提笔搭上一个名字，众人愕然。那个人注视良久，终于没有吭声。事后，黄瘸子得意地说：他爹还没死，就他一个儿子，搭他老子的名字，不可以吗？

被人这样请着，也就是吃顿饭的事，最多临走的时候再塞包香烟。那个时候，人们还不大谈钱。黄瘸子腿不得力，年纪也大了，责任田种不动，给了一个侄子，由他供应口粮。那一年秋收遭遇阴雨，红薯干没晒好，长着黑霉的红薯干，每天早上一顿，黄瘸子吃了一春。霉变的薯干，味道酸苦，也烀不烂，猪有时都把它留在槽底。有一样草，这里人叫“牛舌头棵”，叶子肥大，牛羊都不动它，黄瘸子把它薅回家，放在锅里烫一下，捏去绿水，切碎拌上盐，就饭。我还没见过谁家吃这个东西。

那年入冬，黄瘸子用薄木板钉了一个案子。又凑了一点钱，让我跑腿到县城，帮他买了一些纸张。他准备做中堂画，弄点钱。

一间小屋，除了床铺，还有锅灶、粮食囤、鸡窝……干这个活，根本就转不开身。

他先打了一盆糨子，也不用，就在那儿放着，直到发臭、长霉。他用筷子搅着，说，这才好用，又粘，干了还不硬。他先把纸张裁好，在案子上装裱，干了揭下来，上好轴子，收起来。最后再写字。他的活儿做得细，几天才一幅。一个冬天下来，就那二三十幅。一幅卖五块钱。有的人知道了，来小屋里拿。拿不完的，腊月里赶集，我顺便用架子车拉着他，挂到街上卖。我的一个同学结婚，我没有拿钱，就送一幅中堂画。中堂写的是正楷和行书，有《岳阳楼记》《赤壁赋》《陋室铭》，也有毛泽东的《咏梅》。

那个时候，村子里也有人找我办事。不是写毛笔字。我能拎动一把大铁锹，毛笔却拿不起来。有一户人家收到一封从外县转来的寄自台湾的信件，叫我念给他们听，再给写封回信。我问清了这一家这几十年的历史，回信写了三页。第二年春天，台湾那边的父女俩就过来了。那家人表示感谢，请我陪贵客吃了顿饭。一般的信件，也经常写。还帮姑娘家写过回信，男朋友在远方当兵，写好念给她听，看看咋样，姑娘一句话不说，小脸儿红彤彤的。

村子里的那三个党员，每年都得给他们写一份总结。那会儿，我紧张得很。他们都是吃过饭的时候一起来到我家，在那儿等着，一人要一份，拿着好去开会。写一份还差不多，三份，又一起交给同一个人，总得整出一点差别吧。

1986年的冬天，写字的时候，黄瘸子总感到胸闷。用他自己的话说，“中气不足”。还咳嗽不断。找附近的医生捡些药，不中用。那一天没有风，我和他的侄子一起用架子车把他拉到十里外的镇医院，胸部透视：肺癌晚期。单子拿出来，没有给他看，我淡淡地说了句：没啥，吃点药就好了。听了我的话，我们捡药，他就先往回走了，一手拄着棍子，一手按着膝盖，头一磕一磕的。

一天午后，黄瘸子在门口坐着，气一阵一阵地喘。他像是明白了什么，叹了一声：唉，当了一辈子炊事员……

那天晚上，就要上床睡觉的时候，我忽然放声大哭，接着就往外跑。家里人不知道怎么回事，黑暗中父亲一直跟到村外黄瘸子的那间小屋里。小屋里，油灯昏黄，像是油已尽，就要熄灭。老主人静静地躺在床上。

也没有说什么话，在他的床边坐了一会儿，我就走了。

没有挨到过年，黄瘸子就死了。他裱出来的中堂，一半还没有写字。村民组贷款一百元，辅助亲属将他下葬。出棺的那天早上，天寒地冻。像其他的人一样，我也没有再掉一滴眼泪。

几年下来，李英还是民办教师一个，一个月拿着几十块钱。

深秋的一个下午，风已经很凉了。李英在地里撅着屁股捆红麻，几十斤重的麻秆子，瘦小的他翻动着，很吃力。我扛着铁锨从地头走过。看到我，他招呼了一声，我就走过去了。我们在麻秆子上坐了下来，脸对脸。提到学校的事情，李英的脸上已经不见了当初的光亮。他说，我这个民办教师，要是别人，早就转正了，咱一没人二没钱，又不会活动，光靠干，累死也不中。我说，你堂兄不是武汉大学的教授吗？他说，教授又不是官，县官还不如现管呢。我说，听说咱县的政协主席是你老同学。他说，那不错，为着自己的一点事儿伸着老脸去求人，有啥意思。接着他又说起他们学校的事情：小小的一个学校，校长家里一年到头酒席不断；不少教师成夜打麻将；有的教师靠罚学生的钱买烟吸；最近又招进来一个，校长的亲戚，初中毕业……眼前的李英，叫我有些陌生了，什么时候见过他这样发牢骚、低沉？当年在村里放猪的时候，恐怕也没有。

没过多长时间，李英就不再代课了，到校办的一个酿酒作坊里帮忙。听说是年纪大了，管不住学生。有一回，还差点叫学生给打了。后来，李英随上门女婿搬到了镇上，那里是他的老家。这样，我们见面就少了。再后来，是我离开村庄出来打工，置身在千里之外的江南。这些年里，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2007年过年回家，那是腊月最后一个集了，家里还有几样少不了的东西要买。打工的赶回来了，街市上拥挤着男男女女、花花绿绿。就像这一对对夫妻的团圆，小镇正在短暂地狂欢。这个时候，我忽然想到了李英。我在肉架子上割了一块蹄窝肉，拎着，找到了李英的家。家里，只有李英一个人，在偎着煤炉子烤火。老伴几年前去世了，闺女和外孙这会儿都在街上，女婿在外头打工，过年回不来了。虽是镇上的人了，屋子里也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和在赵庄住那几间土坯房差不多。李英八十二了，身子明显不如以前，不过人还清醒。我说：李老师，你先后教了这么多年学，现在该有点待遇吧？他摇了摇头：啥都没有。坐了一顿饭工夫，我要走了，李英硬是站起来拽着我，说，吃顿饭再走。留不住了，就要我把那块肉还拿着。他说，你爹也那么大年纪了，我咋能吃你一块肉呢？你还能想到我，这比啥都强。

辞别李老师，我消失在滚滚的人流中。

第二年过年，我和妻子没有回家，是父亲和儿子来了这边。我向他们打听一些家乡的人和事，也问到李英。父亲说：李英麦子种罢的时候，死了……

黄瘸子死后，到了过年，村里写门对子的人就夹着一卷子纸偎上了我家的门。这个时候，我也不再推辞了。按照他们的用处，我把整张的红纸折裁成大小条块，就写起来了。六畜兴旺、五谷丰登。一年又一年，一个村庄就这样祈盼着、对付着。黄瘸子的字贴在一扇扇破门上，十五一过，小孩子就把它撕了，倒是可惜。

去年冬天，村里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奶奶，傍晚去地里弄菜，没能回到她独居的小屋，第二天被人发现，老人家趴在地上，早已僵硬。

那年秋天儿子出生，村里人在我家门前放了一挂大鞭，他们要喝喜酒了。酒席上，依照习俗当场给孩子认了一个干佬（干爹），这个人就是老人家的一个儿子，现在也在外头打工。

知道老人家的消息，我停了活，坐长途汽车黎明的时候赶回了村里。

老人有七个儿女，长子长孙在市里，都有体面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场面上，花圈一大堆，大都是一些单位送的。上面还都没有写字。场上有文凭的人不少，都说没拿过毛笔，有人就又找到了我。我按着别人开出的条目，一个一个地写。

晚上，哭灵人的悲情似乎击中了一些人。儿女们哭倒了一大片，他们说：这么大年纪了，走了连一张照片都没有啊……

老人家的照片是有的，在我的文档和空间里，还有别的老人。他们孤寂地坐着，怀里靠着一根棍子，旁边卧着一条土狗。这些都是我回家的时候给他们拍的。他们，还有村庄里的一些东西，就像黎明后的星辰，一眨眼我就看不见了。

这些年打工在外，我寂静地书写着异地，也以遥望的目光书写着这个村庄，村庄的人、村庄的地、村庄后面那条已经干涸的乌龙港……

这些，发生在一间出租屋里，就显得有些隐秘，像吸毒和同性恋。我的老板、伙计、亲戚、朋友也没几个知道。赵庄的人，更是不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