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座纳粹城的形成
1938年，在德国中部诺特海姆城外的一处林地里，坐在轮椅上的“一战”老兵们受到“战争受害者协会”的嘉奖。在诺特海姆以及在德国其他地方，纳粹党把诸如这种老兵团体的地方组织都吸纳进来，以确保他们忠实于新秩序。
1930年时的诺特海姆是一座只有1万人口的县城，坐落于德国莱纳河谷的缓缓山坡上。它是一座虽繁荣兴旺但仍朴实无华的小城，远离国家事务，尽管刚好处于波恩和柏林之间的半途上。诺特海姆已存在了1000年，历史的风雨一次又一次地冲刷着它——15世纪，它便是一个商业中心，100年后，它皈依了路德教派的新教改革运动，而在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中，它是反天主教势力的最后一座堡垒。不过，在这千年历史的大多数岁月里，诺特海姆一直很宁静，与它自己及其邻邦和平相处。
在德国到处都有像诺特海姆这样规模虽不大但愿望却很多的城镇。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时候，它们都是些普通的地方，居民们做着日常的事务。然而，德国即将变化，将变得让人认不出来。这些同样的人将很快成为阿道夫·希特勒帝国的险恶帮凶。希特勒能够登上权力宝座，并不是因为公众接受他那套关于种族纯洁和征服世界的邪恶思想；更多的是因为弥漫全国的绝望、迷惘和恐惧。他对权力的操纵不是表现在有效地控制德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尽管他希望如此），而表现出来的是不称职、腐败和暴力。他想利用他缔造的那个党作为夺取权力的一种武器，但事实证明，这个党问题很多，不足以管理好国家的事务。为了能够运作起来，他的新国家不得不依赖那些他本打算要消灭的许多人和机构。
国家社会党对德国的征服所依靠的就是像诺特海姆市民这样的普通百姓的情感和思想、需要和梦想。希特勒如何走近他们以及他们如何做出反应是他上升到独裁者地位的关键因素。一名德国人这样评论他的邻居们：“他们从自己的中下层阶级的梦想慢慢地跌入一个伟大的时代。他们现在感觉很不错，对那个家伙给他们造就的现状感到无比的自豪。他们根本没有明白，正是他们——他们大家一起——首先造就了那个家伙。”
一连串重大的、令人不安的剧变——快速的工业化、输掉的战争、失败的革命，最后还有令人窒息的经济大萧条——使纳粹主义在诺特海姆以及在整个德国有了滋生蔓延的土壤。工业化很晚才来到德国，而且它的到来是破坏性的。现代生产方式在英法两国流行了近100年后才开始出现在德国，这是1871年奥托·冯·俾斯麦实现国家统一之后的事情。然后，变化加快了，德国人的生活方式猛地一下扭了过来，人们放弃家庭农场和乡村小店，到人口更多的城市去做工，谋求更好的生活。
19世纪末期，车轮把诺特海姆带进了新时代，这里是两条新铁路线的交汇点。这座商业小城慢悠悠的生活节奏马上快了起来，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诺特海姆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多。居民们逐渐形成了一种严格的地位等级制度，这一制度影响了他们生活的许多方面。能够追根溯源好几代人的那些古老家族住在最古老的城区。在一座中世纪时代的城墙里，是一大片屋顶呈斜坡状的半木结构房子，密集地排列在狭窄的铺着鹅卵石的街道边，城中央是一个广场。他们住的街区曾一度是实际上的整个城区，但到了1930年，住在城墙外面的新来者占了3/4的人口。
在1930年的选举活动中，赫斯乡下的村民们围聚在一辆装备着高音喇叭的汽车旁，听社会民主党分子的左中派思想的宣传。在投票榜上位列第一的社会民主党正在捍卫它作为德国最大政治组织的地位。
在古城的西边，莱纳河畔，住着大多数下层阶级的居民，他们就在附近的几家工厂和火车站里工作。靠北边，在城墙和鲁梅河与莱纳河交界地区的中间，住着一批中产阶级，他们大多数是为铁路部门和政府机关工作的公务员。占人口极少数的富裕的诺特海姆人聚居在古城南边一处漂亮的山坡上。差别远远不止体现在地理位置上。土生土长的人憎恨新来的人。山坡上的那些居民以及很多过着平静安详生活的公务员们怀着疑惑和恐惧的心情瞧着那些在工人中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城里的9000名新教徒对那600名天主教徒和120名犹太人也感到极不舒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那些已经生活在诺特海姆及整个德国的人增加了新的、激烈的分歧。整整一代年轻人从家里和居住的社区里被强行拉出去，饱受战争的创伤，他们对德国军队的投降以及德国政府的垮台感到困惑，他们中很少有人知道如何面对未来。对许多退伍军人来说，剩给他们的唯一的选择就是痛恨——痛恨那些把他们打败的敌国，痛恨那些屈服投降的“卖国者”，最终甚至也痛恨提供不了任何解决方案的魏玛政府。
许多想要工作的人得知，整批整批的工作岗位因为20年代迅速发展的技术变革而消失了。新兴的流水线生产方式正使个体工匠的工作毫无利润可言。其中的一个结果是，尽管1925年德国统计的苦力工是2500万，而事实上，多达4500万（占总人口的3/4）的人挣的是苦力工的工资，毫无加薪的希望。那些设法达到白领工人收入水平的人，其处境也很类似。尽管他们有一定的专业资格和技能，但他们发现，通向成功的传统道路不再奏效了。裁军、战争赔款以及战争之余的经济动荡使在军事机构和民用机构工作的人们都不再有机会被提升到高级的职位。正如一位记者所言：“通向上面的路被堵死了。”
由于不能够得到提升，20年代的许多中产者纷纷开起零售商店，希望借此改善自己的前景。开店经商一直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它往往是独立和安全的保证。1907年到1925年之间，德国零售店的数目增加了21%。然而，店主们也发现自己的前景并不乐观，他们的生计遭到百货商店和邮购服务等新兴的零售形式的威胁。长期以来一直独立富足的小农场也未逃过这次全国性的灾难。德国的农场还没有实现机械化；在某个有代表性的地区，有一半的农场规模小于12.5英亩，有3/4的农场根本就没有任何机器。多年来，这些没有效率的小规模的农业经营一直靠着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战时经济的庞大需求以及战后通货膨胀所造成的货币贬值和食品价格相对提高等因素的扶持。1924年以后，随着这些条件的不复存在，农民们（占总人口的30%）一下子发现自己处于灾难的边缘。
各极端主义组织都指责是魏玛政府带来了所有这些灾难性的变化，魏玛政府千方百计地想维持现状，结果使情况更糟。政府本来有可能通过援建工业项目来缓解工业化的压力，比如说，可以援助开发德国东部的水利资源。但事实上，政府的侧重点是阻止变化，例如，它曾通过了一项宅地法案，诱骗退伍军人们去从事最不需要他们的经济领域——农业。
政府的软弱无能不仅使人们普遍失去信心，而且推动了一次新的全国性的“人民运动”。大战刚结束不久，就有75个工联组织、社团组织和联盟协会公开表示支持这一运动，尽管没有人能准确说出它的要义到底是什么。它鼓吹的是德意志种族、民族和文化的固有的优越性。拥护这种信仰的人们以自己能加入到某一个神秘的德国民族主义组织而感到自豪，只有纯种的雅利安人才能加入这种组织。他们虔诚地相信，这种种族优越性不仅会因为与他们所认为的低等种族如犹太人、斯拉夫人和波兰人通婚而受到玷污，而且仅仅是与这些人的社交接触，也会受到玷污。
对犹太人的偏见在德国并不新奇。早在中世纪，犹太人就被限制在某些特定的职业范围内，被要求居住在分离的社区里。他们经常成为各个时期社会动乱的替罪羊，但很少有像魏玛共和国统治下的如此恶毒报复。在这个时期，他们非常惹人注目；随着失业现象恶化，在俄罗斯和波兰的犹太人纷纷逃到德国，与土生土长的德国人拼抢那稀少的工作。同时，“人民运动”的演说家们把犹太人指责为外来者，是北欧德意志民族中的破坏分子，甚至还要更糟。到处都是流言蜚语和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描述，说犹太人通过宗教仪式谋害基督徒，说犹太人要阴谋夺取全世界的政权。犹太人占德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一，这么一点点人口不至于对非犹太德国人的生活造成任何真正的威胁。然而，在“人民运动”忠实分子的心中，这种假想出的危险却变得越来越大。
在整个20年代的德国社会，政治、经济和种族方面的裂隙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宽了。每一种观点都有一个政党在代表，从左翼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到温和的天主教中心党，再到右翼的、拥护君主思想的民族主义党。这么多的政党在政治信仰上差异这么大，要想组建一个足够大、足够稳定的联合政府来处理日常政务，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在所有这些政治组织中，只有极右的那些处于边缘的党派，包括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得到保守的中产阶级的欢迎——这些中产阶级不仅渴望解决困扰德国的种种问题，而且渴望回到曾经代表德国人生活特征的旧秩序上去。
在20年代末期，阿道夫·希特勒的那个党在德国任何地方（包括在诺特海姆）几乎都没有多大的势力。在诺特海姆稀稀拉拉的几个纳粹分子中，书店老板威勒姆·斯潘诺斯是第一个。1912—1921年，他曾在南美洲当过教师，他刚回来时，被德国的形势吓坏了。“我是在帝国强大、光荣的鼎盛时期离开德国的，但我回来时，却发现祖国一片混乱……”他认定纳粹党是唯一致力于恢复德国强大的政党。
斯潘诺斯生于诺特海姆城一个古老的家族，他深受人们喜爱和尊重，是本城讲座协会的主席和路德教派的领袖。一位本城居民多年后带着更多的遗憾而不是愤怒回忆说：“威勒姆·斯潘诺斯肩负很重的担子，因为主要是他的表率作用使许多人加入了纳粹党。”
诺特海姆城另一位早年的纳粹分子与斯潘诺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名叫厄内斯特·吉尔曼，从一战的战场上回来时带着伤口、一枚“铁十字”勋章和满腔的愤慨。战前，他曾在他父亲的五金商店工作过，但战后，他对商务和其他任何职业都不再感兴趣。他开始酗酒，谩骂同城居民，经常动不动就大发雷霆，并在1922年后以极端的残忍和狂热支持国家社会党的事业。有一次，他被判两个月监禁，因为他一边用手杖打一个准军事组织的一名成员还一边大叫道，“我要打死你！”诺特海姆的一位公务员认为，在他们的城里有两种纳粹分子：“体面的和粗鄙的。最后，粗鄙的占了上风。”
然而刚开始，很少有人去注意这两种纳粹分子。尽管经济问题严重，在德国，日子相对来说还可以，并且还有所改善。当时情况还不明朗，这只是一种建立在大量外国贷款基础上的虚假的繁荣，一旦某一天贷款到期了，灾难也就来了。然而，只要还有希望，纳粹运动就不会取得任何进展。1925年，在诺特海姆只有十多名纳粹党员，而到1928年时，人数减少到5名。要不是1929年纽约的股市暴跌造成了席卷世界各地的经济大萧条，这种党员人数减少的现象有可能会继续下去。
图林根州一个叫底斯巴赫的小村的贫困村民们，在等待市长签发许可证允许他们上街乞讨。在德国各地，经济大萧条使工人们成了乞丐，而纳粹分子迫不及待地利用了这一灾难。
在诺特海姆，经济萧条刚开始时的迹象只是失业人数略有上升，受到影响的只是几家工厂的工人。由于很多有工作的居民都是铁路部门或政府机构雇用的职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失业情况，商业和银行也没有因此而崩溃。受到影响最小的是属于中产阶级的工匠、店主、农场主和白领工人，但是，刚开始的那些较为温和的苦难迹象却让他们感到莫名的恐惧。1931年秋季，他们中失业的人只有418名，但当看到9000多名丢掉工作的工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进城里领取失业救济金时，他们的恐惧与日俱增。他们看到经济萧条正吞噬着整个世界，也看到他们的政府在面对这一切时竟无能为力。
困境中的人们尤其经受不住希特勒甜言蜜语的哄骗。他是具有利用人们失望和不满情绪的天才，他把这种失望和不满当作能源，用来点燃他对个人权力的追求。然而首先，希特勒得想方设法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花了好几年时间进行大规模的组织工作，把纳粹党的政治机构划分成与全国的选区大致对等的分区。各区的主席以宣传和指示的形式负责把党的路线传达到各基层小组（像诺特海姆就有这样一个基层小组）。
纳粹党的收入依靠党费和举行活动时卖的入场券。演讲者未能使演讲厅坐满人，活动入不敷出，招员方法没有吸引到足够的新成员，都是要遭到遗弃的。成功的鼓动宣传——那些针对农场主、店主和小商人的宣传——要保留下来并不断更新。因此，纳粹党在打下发展的基础时就获得了宝贵的经验。
经济危机爆发后，无论在诺特海姆还是在其他地方，像厄内斯特·吉尔曼这样的纳粹分子的慷慨演说开始起效果了。1929年春，城里的这十来位纳粹党员开始举行每周一次的公开大会，会议室就是拍卖牛的大厅。拍卖大厅的主人是一位纳粹支持者，他把它提供了出来。在这种乡村风格的环境里，纳粹党的演讲者们讨论问题时用的题目都是经过推敲的，如“打破利息偿付的农奴制”、“锡安山智者会谈录”等。第一次会议只吸引了15人参加。然而到了年底，诺特海姆及其附近地区的纳粹党人数就增加到了58人，而一次主题为“谁背叛了德国工人”的会议吸引了120人。
要叫一位诺特海姆的公民来确定纳粹党代表的是什么，这并不容易；大体上说来，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重振雄风、拥有强大军事实力和民族自豪感的人民德国。但是，要看出纳粹党反对的是什么，这并不困难。吉尔曼以及他那一小撮分子对德国的现状感到愤懑，并且非常明确该向谁发泄怨气。他们的冤家对头是主张自由和民主的魏玛政府；是挑唆起工人把国家搞得一片混乱的激进分子；是把德国人的钱赚走的犹太人。
一张纳粹选举活动的海报号召工人们支持“前线战士”希特勒。纳粹分子试图从他们的传统对手社会民主党那儿把蓝领工人选民吸引过来，但收效甚微。
纳粹党纲的模糊性使之成为适用于一切人的一种东西。相比之下，各个对立的党派把宣传对象定得过于具体狭窄。为了拉拢工厂的工人，纳粹分子唱着社会主义歌曲（还带有抒情味），相互打招呼时用的是“同志”一词，并且还挥舞红旗。当面对农场主时，纳粹党的演讲者们祝福农民，许诺建立一个更为传统的社会，让那些在土地上耕耘的人们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尊重。中产阶级听众很欢迎纳粹党谴责那些压迫他们的富裕资本家、威胁他们的左翼工人以及不给他们任何帮助的民主政府。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及他们的区委领导一直都很注意入场券的售卖工作，他们从自己的保留演讲主题中挑选出最适合本城的主题。诺特海姆人对狂热的反闪米特主义不是那么认同，因此纳粹党的演讲者们在这个主题上降低了调子。诺特海姆城的绝大多数人都信仰路德教，他们对宗教事务很感兴趣，所以纳粹党强调的是一种被称作“积极基督教思想”的东西，这赢得了路德教牧师们的有力支持。
那些不满足于情绪感染而想了解具体纲要的人可以参考纳粹党的宣言“二十五点纲要”，其中包含了恶毒的种族主义、煽动性的民族主义和对魏玛政府政策及机构的全然鄙视。这些纲要被视为不可违背的纳粹主义信条，其中包含的东西事实上可以针对每一个人，所以相互之间矛盾百出，含义模糊，纳粹党想要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可以从中找到解释。纳粹党的哲学思想之贫乏，从它的一位演讲者的话中可见一斑。这位演讲者不经意地对一群农场主大叫道：“我们不想要更高的面包价格！我们不想要更低的面包价格！我们不想要没有任何变化的面包价格！我们要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面包价格！”
这种狂妄之辞很少有人听得进去。但许多中产阶级人士却很赞赏纳粹党对社会民主党的强有力的反对——社会民主党控制着魏玛政府，要他们对战后变得很糟的一切事情承担责任。纳粹党的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极大地吸引住了那些无法忘记德国战前帝国荣光的人。最重要的一点是，纳粹党一直在许诺要结束经济大萧条。诺特海姆一家报社的记者回忆说：“大多数加入纳粹党的人之所以要加入，是因为他们想要找到一个马上能解决经济问题的答案。另外，人们也想要一个强硬、敏锐、明确的领导核心--他们已厌倦了议会制政党政治的长期政治冲突。”
处于地狱边缘的失业者
卡尔·多勒凝视着橱窗里他买不起的那些衣服。一套新衣服的价格比他一家人每月64马克的开支还要高。
当儿子赫伯特于1930年出生时，卡尔·多勒已连续5年没有一份正式的全职工作了。身为400万德国失业工人中的一员，多勒有充裕的时间带着他的孩子在他土生土长的汉诺威市的狭窄街道上和郊区找活干。赫伯特多年以后回忆道：“他在自行车上为我安装了一个小座位。每天我们都要出去。”
老多勒好像命中注定要在不得已的闲散和令人揪心的贫穷中度过他一生中最年富力强的岁月。他的职业是修理工，靠给人修自行车和偶尔打打零工补贴一家人每月那点微薄的福利金。
要不他就干脆无聊地打发着时间。下面这些首次刊登在1932年一份杂志上的照片恰当地记录了他的生活。这一取名为“几百万中的一个”的系列图片反映了生活在底层的德国失业工人的默默绝望之情。
最后，上台执政的纳粹党和重新装备军事创造了工作机会，挽救了精神几近崩溃的失业工人。多勒把他长期以来信奉的社会主义信条隐藏起来，开始了他在本地一家飞机制造厂的工作，默默地接受了他在新秩序中的这一位置。
多勒在他的住房外组装一辆自行车。他生就一双巧手，能把自行车旧零件组装起来成为一辆新的，然后卖出去以增加收入。
两岁的赫伯特在他自己的小椅子上吃饭，而他的父母在厨房的餐桌上吃。通常，多勒一家的主食是蚕豆、大麦或萝卜，这些东西是花15芬尼在本地的贫民流动厨房买来的。
多勒和他的朋友们在“工人体育俱乐部”外面玩扑克牌，这是汉诺威失业工人中较为流行的一种消遣方式。
这幅照片反映了内心中的孤独—到1932年时已经失业7年的多勒忧郁地坐在厨房里。
卡尔·多勒充满慈爱地牵着他儿子的手臂走在汉诺威最古老的街区里。
在1930年9月的全国大选中，纳粹党获得了将近650万张选票，仅次于社会民主党，成了德国名声最大的党。在诺特海姆，1928年纳粹党候选人得到的选票是123张，现在他们是1742张，占了总投票数的28%。全国范围的成功带来了更快的增长；仅仅在3年时间里，纳粹党员人数从大约10万上升到差不多100万，而地方党支部的数量增加了10倍。新党员包括工人（近一半是失业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的职业人员。他们比那些老保守派分子接受过更好的教育，也更年轻（他们中间有整整70%的人还未满40岁），在纳粹党发展的头10年中，他们一直是该党的中坚力量。纳粹党给人的印象是年轻、强壮、纯洁，而不是一个充斥着年老、虚弱、放荡的组织。
到1931年5月时，诺特海姆已有191人加入了当地的纳粹组织。尽管只有1/3的党员是城里人，而其余的都来自周边的乡下，他们的组织已经很强大，足以影响城里的事务。那年夏天，全国的银行开始摇摇欲坠了，于是，中央政府不得已宣布银行放假。在诺特海姆并没有出现普遍的恐慌，只是一家当地的合作银行倒闭了，后来一家银行的支行关闭了。城里的保守派中产阶级人士变得越来越担心了。
随着魏玛政府在1932年日趋瘫痪，它越来越不顾一切地举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大选，希望在国会里组建一个大多数党在内的联合政府，以实施政府的基本工作。无论在诺特海姆还是在德国其他地方，这些选举都伴有纳粹党的狂热政治和暴力特征。穿着制服的“冲锋队”队员（纳粹党的警察）都很残忍。当时，在诺特海姆只有大约50名这样的“冲锋队”队员，但是，当要举行庆典或策划暴乱时，就会从周边地区调派更多的人来，使人们以为在诺特海姆有好几百名纳粹的街头斗士。诺特海姆的一位妇女回忆说：“纳粹分子给人一种精力充沛、不安分的感觉。你会经常看到人行道上涂着 字饰，纳粹分子散发的传单弄脏了街道。我能感觉到这个党的力量，尽管它有许多方面颇值得怀疑。”
1932年，戴着头盔的市政警察搜查兴高采烈的“冲锋队”队员，看他们身上是否藏有武器，然后才允许他们进城。希特勒当上总理后，取消了这一类限制，放手让武装的“冲锋队”去反对纳粹党的任何敌人。
正是在像诺特海姆这样的城镇里，纳粹党赢得了它的大批成员。虽然在全国范围还未赢得过大多数，纳粹党却变得越来越有影响，任何为了结束政府危机而组建的行之有效的联合政府都缺少不了它。1933年，控制着政府内阁的德国保守派分子决定廉价地把希特勒收买过来，以利用国家社会党为他们自己的事业服务。1月份，兴登堡总统很不情愿地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邀请他组建联合政府。然而，希特勒却解散了国会，又召集了一次全国大选，他使人们相信，凭着总理的权势和他领导的党变得日益强大，他有能力铲除一切反对力量。
在诺特海姆采用的那些宣传战术具有典型性。在普鲁士州内务部长赫尔曼·戈林的命令下，诺特海姆的警察以防止暴力为借口，禁止左翼人士进行公开游行活动。警察为了所谓的“禁书”搜查了一些共产党员的住处，并没收了社会民主党的最新一期报纸，因为上面登载了一篇讽刺希特勒的文章。2月份，当社会民主党分子试图在诺特海姆的集市广场上举行一次集会时，警察把他们驱赶到附近的一家啤酒馆里包围起来，而与此同时，国家社会党分子在外面的大街上趾高气扬地挑衅。这是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分子在第三帝国期间最后一次试图召集大会。意思很清楚：纳粹党不打算容许任何反对派。社会民主党感到彻底失败了。当天晚上，一位名叫赫尔曼·舒尔茨的社民党分子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党旗折叠起来，放进一个咖啡罐，然后悄悄把它埋在地里。
在1933年纳粹分子刚上台后不久，“冲锋队”队员守在一旁，强迫纳粹政府的反对派分子擦洗建筑物上的反希特勒标语。
2月27日晚，一名纵火犯烧毁了柏林的国会大厦，希特勒坚持说是共产党干的，是新一次工人革命的信号。第二天，他劝说兴登堡总统签署一项紧急状态令，取消所有的民事自由。没有任何法律束缚的希特勒派遣他的“冲锋队”大肆逮捕反对派分子，关闭他们的出版社，没收他们的宣传材料，解散他们的集会。在3月份的大选中，纳粹党与他们的民族主义党盟友一同赢得了52%的选票，在国会里占据了绝对的势力。不到3个星期之后，希特勒迫使国会通过了《权力授予法案》，使他的内阁具有直接赞同法案、制定预算、缔结对外条约和修正宪法的权力。德国的民主政府时代完结了。希特勒首先考虑的是把德国变成他独裁统治的安全所。他要让全德国及其所有机构都完全纳粹化；他把这称作“协调一致”。他首先命令各州的立法机构与国会的结构一致起来，这样纳粹党就可以控制住每个地方。很快，一切都变得明显了。希特勒不仅要让他的党成为德国的领导党，而且要成为唯一的党，不仅要把他的意志强加于政府制定政策方面，而且要强加于政府职能的各个方面，上至国会，下至地方的警察局。仅仅要他的党和他的政府不折不扣地服从他、忠实于他，这还不够；他要德国的各种组织机构同样地服从他、忠实于他。
希特勒不会一夜之间取得彻底的控制权。公众对他夺取权力的最初反应是，他很不体面地匆匆分享了胜利的果实。到1933年4月底，纳粹党的人数增长了150%，达到150万。然而，对于纳粹党来说，新得到的胜利与过去的失败一样不堪重负。关于新的德国何去何从这一问题，纳粹党内部一直观点分歧。然而，正是因为计划比较模糊，纳粹党可以让不和得以平息而专注于首要目标——赢得对政府的控制。不过，在获得政治控制权后，理论上的分歧又变成严重的冲突了。
例如，纳粹党的地方长官们认为他们将领导党，并进而领导新的国家。然而，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与新的党员竞争，这些新党员的人数在某些地区以4∶1的比例超过他们。作为新一代党员的“冲锋队”队员们始终鄙视政治和搞政治的人，他们相信“冲锋队”终将接管国家的正规军，掌握国家实权。与此同时，纳粹党的另一支势力——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冲锋队”——想成为国家的警察力量，想控制全国人的活动。除了这些部门外，纳粹党的一些附属组织也蠢蠢欲动。身为纳粹分子的医生们、律师们、公务员们以及其他人都建立了自己的官僚机构，都加入了争夺权力的斗争之中。
每个组织都认为自己是在完成希特勒的旨意，都想从他那儿寻求支持。当他没有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做出反应时，他们都会觉得困惑。他们不怀疑他从来就不打算让他们真正分享什么权利。希特勒决心不想让任何个人或群体有机会挑战他的领导地位，他的一个防范措施是，让他们陷入一种含糊不清、反复重叠的圈子里，对这个圈子很少有人能搞懂，更不用说能控制了。各种事情纠缠在一起，毫无解决的希望，没有人能肯定谁将制伏谁。甚至到了1943年，一位纳粹地方长官还蔑视“冲锋队”的队长，他说：“希姆莱不能给我发任何命令。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命令的话，希特勒会这样做，我会服从他的。”这正是希特勒一直所希望的：任何人的行动不管怎么说都不能违背元首的意志。然而，尽管希特勒积聚了令人嫉妒的所有这些权力，他却非常反感直接发出命令或做出选择。
“希特勒不愿做出决定，哪怕是很小的一个决定。”他的一位关系甚密的下属这样写道。元首觉得要解雇任何一个人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同样的工作给另外一个人完全一样的权力，那可要容易多了。无论是国家事务还是党内事务，希特勒都喜欢让他的下属们争吵不休。只有在一切不和的意见消除之后，部长们才被允许递交报告让他签字。希特勒只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召开会议，而一旦真的开会时，任何人都不得提出不同意见，除非得到特别许可。当希特勒不在场时，这些部长们是被禁止碰头开会的，即便是非正式的啤酒聚会。希特勒害怕他们形成阴谋集团来对付他。
1933年4月1日正午，在汉诺威，一群人观看一名纳粹分子敏捷地把一面 字旗插在工会大楼的房顶上。此前几分钟，一支“党卫队”小分队刚刚袭击了这座大楼，扯下了社会民主党的旗帜，并在外面的人行道上把它付之一炬。右图：马格德堡市的“冲锋队”队员正在看着一面反对党的旗帜在市政厅前的台阶上燃烧。
希特勒对开会的反感使他的每日大型非正式午餐成为官僚们获得他个人支持的绝好机会。在饭桌上，纳粹党的领袖们都试图把话题引向自己所期望的方向，他们深知，希特勒口中的一句话可以被解释成一项命令。然而，提出何种话题也是要冒风险的；一句话，如果与希特勒的固有观点相左，就有可能危及自己的仕途。
1936年，纳粹党在德国已形成31个区，各区的组织工作由所谓的纳粹地方长官负责。许多纳粹地方长官毫无从政经验，他们的不称职造成了可怕的后果。
这种缺乏明确方向的结果造成全党乃至全国各个机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照一位纳粹地方长官的话说：“几乎每一件事情都至少要在两个部门、有时是三个部门办理。”同样，在处理政府事务时，希特勒经常忽视现存的机制；他给他所偏爱的一些个人特殊的权力，以便为了去完成特殊的任务。例如，他不去咨询帝国的交通部，却让弗里兹·托德（一位土木工程师兼希姆莱手下的上校）负责“全面监督德国的公路，目的是要建设一个大规模的高速公路网”。托德拥有交通部长的许多权力，行使充分的立法权，控制着全国的建筑行业。托德很快成了全国一个令人震慑的领主。
那些比托德更亲近希特勒的人得到的权力范围更大。赫尔曼·戈林集一大堆头衔于一身——普鲁士州州长兼内务部长、帝国航空部部长、帝国林业部部长及狩猎主管。但这些头衔并不足以说明他的权力范围。他不仅控制着空军，而且在外交部都不知晓的情况下代表元首进行对外谈判。戈林在航空部的研究局专干窃听政府官员电话、截获外国外交通讯信息的勾当。这个研究局雇用了几百名技术人员，但他们没有一个与航空研究有任何真正的关系。1933年，希特勒任命鲁道夫·赫斯（与希特勒一同坐过监牢并为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作过口授记录）为副元首。赫斯伙同他那位精明强干、野心勃勃的助手马丁·伯曼，以为他有权力建立一种至高无上的在党内的权威，以达到他控制社会各个方面的目的。但希特勒马上削弱了赫斯的权力，提升罗伯特·莱伊（后来成功地使德国的工联组织纳粹化）为纳粹党的组织部长，地位与赫斯平起平坐。这两个人物在整个30年代一直激烈争斗，都想赢得上风。由于如此争斗纠缠，他俩对希特勒都未构成威胁，而希特勒从不插手去解决他们的争端。
在这一切纷乱的争斗中，总得有人来处理日常的、单调乏味的政府事务。这一责任落在了公务员头上。其中最杰出的公务员官僚是帝国的总理府秘书长汉斯·拉默斯，他是一个秃顶的、面无血色的人，他通过控制大量的需要付诸行动的国家文件积聚了巨大的权力——这一工作很少有纳粹分子能够胜任。拉默斯及其手下十多位公务员每天要处理大约600份文件，确保各种表格正确填写和官僚机构的繁文缛节得到遵守。
希特勒并不欣赏这样的工作效率和繁文缛节，他很鄙视这一套。他说，“公务员制度是中庸之辈的庇护所，”并认为一个官僚主义者“一定是一个天生有缺陷的人，要不就是一个被习惯扭曲变形的人”。他的这一态度以及他那随意任性的统治方式造成了好斗的纳粹党坚定分子和一直享受着较高地位的职业官僚分子之间的摩擦。自从弗雷德里克大帝时代以来，公务员制度已在德国政府里占据了两个世纪的显赫地位。若想获得高层职位，必须具备博士学位，通过严格的考试。一旦成功地当上了官，就终身为官。因此，大多数公务员收入稳定，瞧不起政治上的争权夺利，思想保守，具有民族主义倾向。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接受纳粹党关于国家至上的宣传，但却无法赞同纳粹党的狂热和激情。大多数纳粹党员，包括相当一批老党员，都怀疑公务员们是一个对人民社区理想没有多大积极性的自以为很优越的群体。纳粹党领袖们害怕这些官僚分子的势力，考虑用纳粹党中可靠的成员来代替他们，至少取代他们中的上层人物。
刀光剑影，五花八门
1933年12月15日，“冲锋队”准许其队员携带一种新式佩刀—一种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匕首。其他纳粹组织很快效尤，不久，连穿着制服的各种公务员也纷纷有了他们自己的短刀。希特勒对自己的追随者们的徽章标记非常感兴趣，他大力支持设在索林根州的、享有世界盛誉的德国制刀联合企业，其中许多设计是经他亲自同意才制作的。
大多数新式设计都是出自该州商贸学校的那些学生和老师之手。某一种设计图案一旦被选中，将送到“帝国商品中心”进行最后审批。只有经过审批的，各组织成员才能购买和佩带这些新式武器。
然而，要实施这一想法却很艰难，因为根本没有足够的合格的纳粹分子来管理政府的各个部门和机构。倒是有不少纳粹党员很快获取了地方一级的官职：4000名小组领导和60%的区委领导当上了他们各自所在城市的市长。不过，这些纳粹党官员缺乏管理一个工业国家所必需的教育和经验。他们中的大多数连最基本的一些政府事务都处理不了。正因为如此，很少有纳粹分子爬到政府的中上层。在纳粹统治5年后，帝国各部的38个部中只有5个是纳粹党员控制——而且这5个都是在1933年后才上任的。此外，这些纳粹党员一旦承担政府责任，他们首先效忠的是国家，其次才是党。早在1933年，赫尔曼·戈林在任命政府官员时就拒绝与党协商。
当一名纳粹分子取代一名职业的公务员后，工作效率和精神风貌往往骤然下降。例如，当那位负责邮政部和交通部的保守派天主教徒埃尔兹·冯·鲁本纳赫被解除这两项职务后，情况就是如此。作为1933年联合政府内阁的留任官员，埃尔兹确保他所负责的两个部门继续高效率地运行下去。希特勒图一时慷慨，授予他纳粹党的最高荣誉——金色党徽。埃尔兹以为接受这一党徽的人必须是纳粹党员，便犹豫着不想接受。盛怒之下的希特勒强迫他辞了职。两位坚定的国家社会党分子接管了这两个部门，但不久便开始争吵起来。尽管组织机构涣散，纳粹分子发现他们只有在两件事情上意见一致：反对犹太人，反对党对他们各自部门事务的干预。
内务部是第三帝国期间确定一切事情是否合法合理的权力机构，它也成了国家社会党和公务员之间斗争的主要战场。希特勒的内务部长是威勒姆·弗里克，他是慕尼黑的一名前警官，在1923年“啤酒馆暴动”之前就与希特勒是朋友。弗里克是一个安静的人，他更喜欢与文件堆而不是与元首身边的那些吵闹不休的人打交道，他很快成为抵制纳粹党侵蚀的公务员中的一名勇士。
1933年4月，弗里克的内务部提交了《重新建立职业公务员法》，这是他试图限制政府进行大清洗的一大举措。这项新法案虽然规定要开除犹太人、共产党分子和社会民主党分子的公职，但并没有要求一名公务员如果不加入纳粹党就必须被开除。因此，避免了对全国150万公务员的一次大规模清洗，只有大约5%的公务员因种族或政治原因丢掉了工作（尽管随时存在的开除公职的威胁使剩余的公务员感到压抑和沮丧）。
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这样有限的立法上的胜利是很稀少的。一个更能代表第三帝国时期混乱的立法过程并造成不幸结果的例子是1935年《纽伦堡系列法》的问世。自从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党中强硬派种族主义分子一直要求加大对犹太人的迫害，尤其对犹太人开设的商店和公司进行货物抵制。希特勒是反对货物抵制的，因为他担心这样做会危害经济，然而，全国各地的国家社会党下层党员却组织起来，肆意袭击犹太人的商店。很明显，希特勒现在必须就这一问题阐明一项政策，否则，他的党有可能失去控制。
1933年，一名“冲锋队”队员（左）和一名“党卫队”分子联合行动，在一家商店的橱窗上张贴海报，要求德国公民不要买犹太人的商品。
在出席1935年纽伦堡的纳粹党年会之前的那个夜晚，希特勒觉得他准备的发言稿缺乏力度。他把弗里克叫来，因为内务部负责处理公民问题，当然也包括犹太人地位的问题。半夜，希特勒命令弗里克起草一份有关压制犹太人的新法律。按照弗里克的理解，元首要求“用简练有力的文字表现出对具有德意志血统的人的偏袒”。叫来，因为内务部负责处理公民问题，当然也包括犹太人地位的问题。半夜，希特勒命令弗里克起草一份有关压制犹太人的新法律。按照弗里克的理解，元首要求“用简练有力的文字表现出对具有德意志血统的人的偏袒”。
然而，希特勒的期望远不止于此，那天晚上，他否定了好几份稿子才得到他想要的效果。在第二天上午的集会上，希特勒颁布了两项法令，第一次用国家政策的合法外衣把他那偏激的反闪米特主义包装了起来。第一项法令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只有具有“德意志血统或近亲血统的人”才享有公民权。第二项法令，叫作《德意志血统和德意志荣誉保护法》，禁止犹太人和德国公民通婚或婚外性关系。通过禁止犹太人雇用任何年龄在45岁或以下的德国妇女做家庭佣工，另外通过剥夺犹太人展现他们自己民族色彩的权力，进一步牢固了德意志荣誉。这些前所未有的法令一夜之间在希特勒的脑海里突然产生，好像在警告大家犹太恶魔已正式出现了。在政府其他部门，希特勒对司法系统的参与也是随意任性的。他很明显不打算改变民法体制，以免影响遗嘱或商业合同一类的东西。刑法是另外一回事。凭借一些必要的法案的支持，他不仅能剥夺他的那些对手们反对他的权力，还能剥夺他们的自由乃至生命。除了立法之外，他当然还需要法官们和律师们的一致服从。
像公务员系统一样，司法系统也是一个关系网密切、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他们那些趋于保守的极权主义的思想观点与纳粹党的教义相去不远。尽管法官们身处一个有学问的职业阶层，对纳粹主义也并不反感，但他们还不至于成为希特勒的帮凶。所有的德国律师被要求加入纳粹党的律师协会，服从该协会的奇特纪律。所谓的荣誉法庭对那些不愿做希特勒式举手礼的会员大加挞伐，并取消那些不愿在国会选举或全民公决中投票的人的律师资格。受到新政府的司法改革破坏的法庭程序完全被颠倒了过来。一位律师的客户如果在宣誓后仍然说谎，那这位律师有可能被指控犯伪证罪。一位法官的行为如果不是符合“国社党的国家利益”，那他有可能被强令退休。
在汉堡，一名犹太男人和一名非犹太女人因为被指控同居而被迫戴上牌子，以示他们违反了1935年制定的反闪米特人的《纽伦堡法》。那位女人的牌子上写着：“我是最下流的猪，只能与犹太人发生关系。”那位男人的牌子上写着：“作为一名犹太人，我总是把最漂亮的德国姑娘勾引到我的卧室。”
国家公诉人的地位大大提高了，而辩护律师的地位下降了。公诉人接管了法官的一些职责，如审查被告人写的信件（甚至写给辩护律师的信件）、授权监狱探视、处理上诉请愿等。最后，司法部的一名官员终于走出来说，“既然国社党和司法不能够分隔开来，那法官和国家公诉人之间也不应该有任何区别。”的确，在一些案例中，公诉人实际上握有双权，既定罪（通常都是有罪）又判刑。死刑的范围增大了。1933年，在德国只有3种罪被处以死刑；而10年后，增加到46种罪。然而，犯罪的性质往往不是考虑的主要因素；一个骗子被处以死刑，是因为以前的某一次判决已经让法庭相信，他再也不会成为“人民社区里的一名有用的分子了”。
不仅加强了刑罚，而且还构想了一些新的罪名。如果一个人在行为上反映出对希特勒和纳粹分子缺乏热情，那就会被认定为违法。“党卫队”和“盖世太保”把人们纷纷赶进集中营，因为他们看上去像犹太人，因为他们被邻居告发是犹太人，或者仅仅因为他们好像值得怀疑。一次，威斯特伐利亚的一位64岁的老太太坐在咖啡店里对她的同伴说：“墨索里尼一只靴子里的政治意识比希特勒脑子里的政治意识还要强。”一位偷听到这次谈话的人打电话告诉了“盖世太保”,5分钟后，“盖世太保”前来逮捕了这位不幸的妇女。1932年，250人被判犯有煽动叛逆罪；而在次年，即希特勒上台后的第一年，被判犯有叛逆罪的人总计达9529名。
在1936年10月1日的一次强制性的宣誓仪式上，柏林刑事法庭的法官们穿着 字饰和雄鹰饰的法官袍服，举臂行纳粹礼，宣誓效忠于阿道夫·希特勒。
1933年，人身保护权被取消，自此，德国公民可以不经审判而受到无限期的监禁，这使“盖世太保”可以自由地对人民实行所谓的“保护性监禁”。这种惩罚方式一经流行起来，便使德国的监狱人满为患；当局不得不通过对成千上万的短期囚犯实行全面大赦来缓解这种拥挤的状况。然而，被释放的犯人经常被秘密警察重新抓捕，再次投进监狱。
希特勒本人很藐视德国的司法体系，他在1934年6月底把这一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看到“冲锋队”的领导们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想要获得更大的权力，希特勒便对他们进行了一次大清洗。被清洗的对象没有任何寻求保护或接受审判的途径，清洗行动也不仅仅局限于“冲锋队”。近200名在此之前得罪过希特勒或其亲信的人被直接揪出来给予处决。后来，国会使这些谋杀行动合法化。纳粹党内部的异己分子得到了平息，国会保持了中立态度，官僚阶层也受到了适当的震慑，希特勒到1934年中期时已牢牢地控制住了德国。诺特海姆的纳粹化过程并没有花那么长的时间。到1933年5月，全城1/5的成人（1200人）加入了纳粹党。并非每一个人都是自愿参加的。有些人，如县警察局长奥托·冯·舒伦伯格，几乎没有什么选择。身为纳粹分子的县长瓦尔特·斯泰内克把一枚 字饰别针扔在舒伦伯格的桌上，对他说，“把这戴上！如果你不戴，明天你就别想当警察局长了。”其他一些人受到的压力虽然不是那么直截了当，但也同样有效，这压力来自他们自己的家庭。一位居民回忆说，妻子们“专门出去买一件褐色衬衫，要她们的男人穿上。”
厄内斯特·吉尔曼很快就接管了这座城市。在准备1933年3月的国会选举过程中，他加倍努力，控制住了被视为共产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的团体和个人。在2月28日国会纵火案的次日，他授权本城的“冲锋队”队员携带枪支武器。第二天，30名“冲锋队”队员在他的授意下宣誓成为协管警察。
控制住各反对党派后，吉尔曼开始进行诺特海姆城上千年历史中从未经历过的最激烈的一次政治运动。集市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着希特勒的讲话；穿着统一制服的“冲锋队”“党卫队”和“希特勒青年党”在大街上列队走过；火炮和篝火照亮了夜空；在星期天的选举日，载运着政治传单的飞机从头顶低空飞过。当宣传活动结束后，本城63%的选民投票支持国社党。一周之后，选民们在地方选举中推选吉尔曼和其他14名纳粹分子进入20名成员组成的市政委员会。剩余的5个席位属于社会民主党。像希特勒一样，吉尔曼并不满足于大多数——他要的是绝对的、无可争辩的权力。他派人逮捕了一名持反对意见的市政委员，采取巧妙手段说服另一名投纳粹党的票，还强迫第三个辞职。他自己当上了副市长，任命所有的市政委员会委员，拒绝允许社会民主党委员在委员会会议上发言。剩下的两位持不同政见的委员在一片灰暗中支撑了3个月，直到社会民主党最后被一项国家法律解散，他们俩也被迫辞职。吉尔曼任命两名纳粹分子接替了他们。
吉尔曼的下一个目标是纳粹党所谓的“大清洗行动”，针对的对象是城里的公务员。吉尔曼在两个月时间里解雇了45名公务员，占全城公务员总数的1/4，替换而上的都是纳粹党的忠实分子。与全国的情况一样，公务员的替换几乎没有改进城市的政务。一位当地的记者回忆说：“纳粹分子在清理医疗健康保险署时，很自然地把那位信仰社会主义的公司经理（一名很能干的人）清理下来了。吉尔曼让一名刚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纳粹分子接替他的位置，结果，这名纳粹分子在任期内出现了贪污行为。”
在1933年6月反映达豪集中营早期情况的一张照片上，囚犯们在监狱营地外面溜达。
达豪镇：一个邪恶的样板
1933年3月，希特勒上台后不到两月，在巴伐利亚州达豪镇的附近匆匆建起了一座监狱，这座设在一家废弃的枪炮厂的监狱以前是一个临时性的家禽家畜圈养场。尽管简陋粗糙，这个监狱很快就关满了2000多名政治犯。其中一些是共产党员和反纳粹政府的军事敌对分子，另一些（并未犯什么错，只是在国会里反对了纳粹分子的议案）是社会工人党、天主教中心党、保皇党和一度占绝对地位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分子。
关在这座监狱里的囚犯们系统地遭到监狱卫兵的羞辱和毒打，饱受无休止的劳作，被迫害致死也是常有的事。达豪成了一个恐怖之地，一个纳粹分子对所有反对者实施暴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样板—在那之后，便是骇人听闻的纳粹集中营的出现。
1933年5月，达豪的一批新来者在排队等着接受审理。未经审判就被投进监狱的这些所谓的国家敌人不知道他们的刑期将会持续多长。一位卫兵回忆说：“仅此一点，他们在监狱里的日子就是一种折磨。”
被投进监狱的纳粹政敌中有一些是社会民主党的高级成员，他们围聚着一张横幅，上面写着：“我是一个有阶级意识的社会民主党大人物。”像这样的自嘲既是为了取悦于达豪监狱的卫兵，也是为了贬低监狱里的其他囚犯。
1933年，达豪的囚犯们在用力推着一台巨大的压路机穿过营地里的操练场。使人累垮了腰的、通常毫无任何意义的劳作是达豪集中营以及后来其他集中营里典型生活的写照。
吉尔曼对那位市长采取行动时非常谨慎小心，但狂热程度并不见少。名叫皮特斯的市长是一位温文尔雅的老公务员，身为本城的主要行政长官已有30年之久。他也是一位经验老到的官僚，想在暴风雨来临之前主动屈服。他申请加入纳粹党，把工作重点放在平衡预算和管理政务方面，同时对吉尔曼赤裸裸的权利操纵持默认态度。
市长的忍让换来的回报是吉尔曼的肮脏阴谋，吉尔曼设计要迫使他辞职。开始，皮特斯拒绝让步，但他的抵抗徒劳无益。市政委员会最后通过一项决议，对市长投了不信任票，并宣布与他不再有任何“合作”。
与此同时，纳粹化进程正在深入到诺特海姆的每一个角落。铁路工会、公务员协会、工艺行会、射击和体育运动俱乐部以及医生、牙医和教师等组织机构都立即成了目标。每一个机构都被纳粹分子接管，或被一个相应的纳粹组织替代，然后被迫解散。幸存下来的组织机构在其名称前都加了一个“国家社会党”。即便是本地的路德教派，自信他们对纳粹党的支持会带来回报，结果发现纳粹党要把各个教会组织也接管过去。纳粹分子开始获得路德教会的选举职位，并催促教会长老们加入“德国基督教运动”（一个支持纳粹党的渗透组织）。在500册“毫无价值的文学垃圾”被焚烧后，连公共图书馆也纳粹化了。
身体虚弱的卡尔·冯·奥西茨基在埃斯特维根集中营面对一名纳粹卫兵。这位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在这里受到他的捕获者们的残酷对待。
拒不妥协的反对声音
1936年11月23日，让希特勒感到恼怒的是，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德国的新闻记者卡尔·冯·奥西茨基。这一选择是对纳粹政府的讽刺性叱责。作为20年代柏林的《世界论坛》周刊的出版商，奥西茨基曾尖锐地讽刺过希特勒及其追随者。他把他们称作“阿道弗斯·雷克斯”（阿道弗斯〔Adolphus〕是阿道夫〔Adolf〕的异体，雷克斯（Rex）有“国王”之意。—译者注）及其“滑稽戏小丑”，并且发现他们的那套理论是“一种恬不知耻的倒退，违背了最起码的体面性和合法性”。
奥西茨基对那位纳粹领袖所鼓吹的德国军国主义思想同样给予了猛烈的抨击。1929年，他那篇揭露德国秘密进行军事重新装备的报道掀起了一道轩然大波，使他因叛国罪被判入狱。仅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几周被释放的奥西茨基拒绝逃走去寻求安全。他写道，一位流亡反抗者的声音“很快就会在他自己的祖国找不到回音”。
几个月后，纳粹分子再次逮捕了奥西茨基，并最终把他送进了埃斯特维根集中营。在那里，他受到了折磨，身体状况迅速恶化。他在国外的同志们得知他的情况后，动用国际舆论来营救他。1934年，流亡中的“德国人权同盟”提议给他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小说家托马斯·曼等国际名人都签名同意这一提议。为了阻止这一努力，纳粹党的宣传家们报道说，奥西茨基已皈依了国家社会主义。事实上，肉体折磨摧垮了他的身体，但并未摧垮他的精神。在被转送到一家州医院后，他得知他已获得了诺贝尔奖。然而，纳粹政府拒绝让他前去接受这一奖项以及由之而来的奖金，希特勒还下达命令，自此以后，德意志第三帝国将不再承认诺贝尔奖。
奥西茨基被转移到另一家医院，并于1938年5月4日死在了那儿，享年48岁。在被捕前写的一篇文章里，他警告德国人在他们急需的关头唤来了希特勒就是引来了灾难。他写道，“那个邪恶的魔鬼正在瓶中咆哮着呢。”
在诺特海姆，没有被纳粹化进程改变过来的人经常生活在恐惧之中。4月，一场为期4天的抵制本城犹太人商店的行动被宣布是对“诋毁”德国的“国际犹太人”的报复。这次行动使震惊的诺特海姆人明白，尽管纳粹分子在大选期间对反闪米特主义降低了调子，但他们现在并不打算这么做。一旦确定下来，城里120名犹太人中的大多数不得不委曲求全地成为二等公民。在非犹太人开设的商店前出现了这样的招牌，“纯基督教家庭企业”“德国商人”等。后来，这些牌子上写着“犹太人不得入内”。
非犹太德国人也并不是安全无忧的。在吉尔曼的指使下，城里的警察大批出动，搜查他们认为不可靠的任何人的住房，逮捕他们怀疑不忠的任何人。这一切都是大肆炫耀地进行的，要让每一位德国公民都明白，官方的敲门声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当地的报纸刊登了政府在达豪的第一座集中营的图片，不久，又报道在离城6英里的莫林根修建了诺特海姆县的第一座集中营。自从法国“恐怖统治”时期以来，没有任何政府表现出如此的恐怖程度，人们被鼓励去相互告发朋友和邻居以博取官方的好处。被迫加入“希特勒青年党”的学生们学会了告发自己的老师和家人。人们的普通谈话都是低声进行的，生怕有人偷听。人们相互提醒各自要小心点，言行举止都要符合纳粹风格。最简单的疏漏都有可能叫你丢掉工作，生意受到抵制，或者去一趟集中营。一位医生在一次聚会上抨击希特勒，第二天早上就有人告到了纳粹总部；告发他的人是他的女主人。一位居民说：“社交生活大大减少了，你再也不能相信任何人了。”
在诺特海姆和德国其他每一座城市，纳粹党的街区管制活动使人们都得了疑心症。作为党内最基层的官员，每一个街区管理员要负责监视本街区40～60户家庭的事务。在他的家庭资料卡上，他记录着每个家庭的情况，如参加社团组织的人数、给纳粹党捐赠的钱数以及每个家庭本身存在的问题等。
这些对周围环境都很熟悉的管理员成了很有成效的内部间谍。一位纳粹官员曾写道：“要想让街区管理员不知道自己的秘密是相当困难的，他会把他观察到的一切情况汇报给‘盖世太保’。”不过，街区管理员的工作被认为是很低下的工作，一般只有那些找不到其他工作的人才去做。一位区委领导叫苦道：“我们没有合适的人来做这项极其重要而又非常艰难的工作。大多数都是年老的人，身体有缺陷的人，智力比较低下、不够机灵活跃的人。”不是瞧不起他们，街区管理员们虽然收集了堆积如山的信息，但对纳粹党来说很少是真正有价值的。尽管如此，由于到处充斥着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偷听者和告密者，由此产生的恐怖气氛还是让纳粹党在各地的反对派分子不敢轻举妄动。到1933年夏季，诺特海姆市不再有来自市政府、警察局、各派政党或其他任何组织的反抗的危险。9月初，厄内斯特·吉尔曼宣布革命已经完成，德国和诺特海姆已牢牢地、不可改变地控制在纳粹党的权力范围内了。
自此以后，诺特海姆的一切事务步入单调乏味的日常轨道。纳粹党的大会、集会和庆典会继续进行，参加这些活动是强制性的。报纸上会刊出“诺特海姆全体居民必须到场！”人们不得不服从，但他们更多的是默认，而不是热情，为了生存下去，他们采用了必要的行为方式，尽可能地做到明哲保身。
纳粹党在诺特海姆和全国各地很快取得了胜利。由于不再有奋斗的目标，纳粹党停滞不前了。激情已过，政府职员们又开始过着追求职位升迁的平凡生活。年轻能干的纳粹党官员认识到，他们通过从政或参加“冲锋队”可以更好地实现职位升迁，因此，纳粹党的各政治机构中的空缺职位很快就被在其他部门找不到工作的人填满了。早期的积极分子对革命热情的消逝感到失望，因此退出了党或仅仅作为名义上的党员留了下来。正如一位区委领导在报告中说：“那些‘老斗士’们逐渐得出这样的结论，纳粹革命已被搅得乱七八糟，以前的成功正悄悄地受到摧毁。”到1935年时，1933年之前的纳粹党领袖人物已有近1/5退出了纳粹党。1936年元旦那天，希特勒呼吁国家社会党继续保持“革命热情”，但他并没有给自己的追随者们布置任何具体的任务。
纳粹党的官僚机构持续膨胀，工资单上的要求越来越高。纳粹党的地方长官们不得不加紧努力募集资金，但人们心里已越来越厌烦频繁的捐款活动。纳粹党多达25%的收入来自徽章和宣传材料的售卖以及捐赠（大多数通过威胁手段）。一位区委领导抱怨道：“人们不愿意给政治领导们打开家门，因为害怕必须从他们那儿买些东西。”
随着纳粹党内道德风气日下，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开来。1935年，帝国财政部长公布了党内2350例贪污案件。29名政府领导人不得不自杀；其他被牵连进去的纳粹党员被判决的刑期总计达573年。正如在其他很多方面，诺特海姆的例子是很典型的。厄内斯特·吉尔曼身为纳粹党的小组领导和诺特海姆城的市长，不仅收入相当可观，而且还任意挪用党的资金。捐款和党费不知去向，贷款项目无法解释。吉尔曼的下属们也从商人那儿捞取到不少好处。
诺特海姆的第一位纳粹党员威勒姆·斯潘诺斯看到这些事情时，心里越来越反感。他和其他几位朋友—在诺特海姆受尊重的纳粹分子——虽然对暴力活动、种族主义和镇压行为可以默默地忍受，但他们无法忍受腐败。早在1932年12月，斯潘诺斯的一些愤愤不平的朋友要求审查吉尔曼的账本；正因为挑起这一麻烦，他们被逐出党外。然而，到了1933年夏季时，斯潘诺斯再也无法忍受了。他相信，凭借自己作为一名资深党员的地位和纳粹党上层人士的团结一致，他要针对吉尔曼提出多项腐败指控，以引起区委领导的注意。他还相信，调查的结果会导致吉尔曼的离职和地方党的纯洁。
然而结果是，斯潘诺斯及他在党内剩下的朋友们被传唤到区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并被指控犯有阴谋罪。虽然后来他们全部被宣布无罪（即间接地承认他们针对吉尔曼的指控是符合事实的），但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约束那位小组领导。吉尔曼具有赤裸裸的权力欲望、残酷无情和威胁恫吓的手段，他正是纳粹党需要用来控制诺特海姆的那种人。
斯潘诺斯仍然是一名纳粹党员，继续收集针对吉尔曼的证据，他坚信总有一天元首会发现所发生的这一切的，并使事情拨乱反正。诺特海姆城的居民从斯潘诺斯坚持不懈的斗争中获得信心，他们坚信，一旦早期的一些过分行为过去后，国家社会主义的积极一面就会开始展现。结果他们徒劳地等待了许多年，还是失望了。
在1937年的一次集会上，纳粹地方高级官员信步走过诺特海姆的大街。走在前排远处右边的是纳粹党早期党员厄内斯特·吉尔曼，他是诺特海姆城的大权在握的市长兼纳粹党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