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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的民族生态研究（1950—2010）

民族生态研究或言人类学生态研究历来为中国大陆学者所重视，半个世纪以来，在此领域曾有不少研究的积累，对此，相关的学术史著作已有一些介绍，[1] 不过感觉尚有修正、补充、梳理的空间。民族生态研究是一个相当宽泛的领域，其间有多种学术取向的探索，而以往的学术回顾不是以“生态文化”统之，便是以“生态人类学”概括，失之笼统。有鉴于此，本文拟按学术取向划分民族生态研究的门类，对中国大陆60年来民族生态研究的状况做一个大略的回顾。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是指在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国家主导的民族调查研究，[2] 由于当时深受苏联民族学的影响，因此也被视为“苏维埃学派”[3]。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五种丛书。

那一时期的民族调查研究具有统一的理论指导，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论。该进化论的主要观点为，迄今为止的社会发展史是一个依次进化的历史，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其高级发展阶段为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渐进发展的不同阶段。而社会发展的动力则在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力进步更新促进生产关系发生改变，从而使社会从原来所处的阶段向高一级阶段发展演变。

中国大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行的三次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调查以及五种丛书的写作出版，都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促进社会进化发展的理论指导下完成的。从此理论的视角、观点、表述框架、概念、术语等来看，显然与当时西方学界流行的文化生态学相去甚远，但是其收集整理的许多资料却是文化生态学研究视为自身主要研究范畴的不可或缺的内容。仅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以下简称《丛刊》）为例，纵观其写作体例，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大都包括如下内容：概况、经济、社会、历史、物质生活、宗教信仰、婚姻家庭等，其中经济和社会所占分量最大。在《丛刊》的“概况”里，无论详略，通常都有自然地理的描述。“经济”的写法，一般先说当地的经济类型，然后重点记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生产力”的章节中，可以较详细地了解各少数民族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和耕作制度以及劳动的投入和产出等；在“生产关系”的章节中，则可以了解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土地制度、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的相互关系等。在“社会”的章节，记录的是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和习惯法等。 “物质生活”涵盖衣食住行。“宗教信仰”记录一年中所举行的各种宗教仪式及其与生产活动的关系，有的也把“历法”加入其中。上述这些散见于不同名目下的资料，无疑就是时下生态研究十分关心的内容。

如果以现在的眼光，从生态研究的角度审视上述学术遗产的话，那么其价值主要在于给后世留下了大量业已消亡、不可能再生、再调查的文化生态资料，如独龙族、景颇族、佤族、傣族、黎族等的调查资料比较深入详细，尤为可贵。

二经济文化类型和文化生态区的研究

前文说过，20世纪50 年代中国大陆的民族研究曾深受苏联民族学的影响，“经济文化类型”即为其时中苏合作研究的成果。[4] 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主要着眼于生计和物质文化差异，将东亚各民族的生计形态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是狩猎、采集和捕鱼起主导作用的类型；第二是以锄掘（徒手耕）农业或动物饲养为主的类型；第三是以犁耕（耕耘）农业为主的类型。三种类型首先被认为是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进化的差别，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的表现，其次被认为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密切联系。[5]

20世纪90年代这一理论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是以“社会文化类型”取代了“经济文化类型”之称，其次是类型的划分也与50年代有所不同。新的划分如下：

1.渔猎采集经济文化类型。主要分布于我国东北部，包括讲阿尔泰语系通古斯—满语族诸语言的赫哲、鄂伦春和部分鄂温克族。

2.畜牧经济文化类型。主要包括草原、戈壁草原、盆地和高原四种形式，划归其中的民族有蒙古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裕固族、塔吉克族、藏族、达斡尔族等；另有一些民族的部分支系亦可归入此类。

3.农耕经济文化类型。其亚类型可粗略分为山地游耕、山地耕牧、山地耕猎、绿洲耕牧、水田稻作和平原集约农业等。但平原集约农业主要是汉族的特征，绝大多数民族地区不适于或难于造就大规模的集约农业生计系统。

除上述分类之外，对于“在解放时保留原始公社制末期及其残余的少数民族或其支系的鄂温克、鄂伦春、独龙、怒、傈僳、佤、德昂、布朗、景颇、基诺等”，依照地理和经济特点，再划分为南方原始农业经济刀耕火种（游耕）类型和北方渔猎采集经济类型。

与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文化类型相比，新的社会文化类型划分虽然仍然主要依据社会发展阶段论，但“少数民族的生计与地理生态环境适应”的观点也同时出现于论著当中，理论参照的视野显然扩大了。[6]

类似于经济文化类型划分的研究，20 世纪80 年代有民族地理文化区研究的尝试。例如以云南为对象，依据以生计为核心的文化差异，将云南划分为四大文化区八种文化类型。[7] 民族地理文化区研究的意义，一是希望在当时彻底否定环境决定论而回避谈论环境作用的背景下，重新审视生态环境与文化的关系；二是希望地理学不能只有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也应该把人文地理和民族地理纳入研究的视野。

20世纪90年代，受国外生态人类学的影响，又有结合生态人类学理论介绍的“生态文化区”的研究。该研究将我国大陆划分为三个主要的文化生态区：北方和西北游牧兼事渔猎文化区，黄河中下游旱地农业文化区，长江中下游水田农业文化区。除此之外，还可以划分若干较小的文化区，例如南方山地耕猎文化区，康藏高原农作及畜牧文化区，西南山地火耕旱地农作兼事狩猎文化区。该研究通过对国外生态人类学的介绍和对本土生态文化区的划分，意在强调大陆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调适和生态研究的重要性。[8]

经济文化类型、文化区域、生态文化区分类的研究都讲文化的空间分布，显然有人文地理学的印迹，而其源头还可以追溯威斯勒（C.Wissler）和克鲁伯（A.l.Kroeber）的文化区域（Culture Area）理论。目前，传统的文化“类型”和“区域”在急剧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大多已经面目全非，同质的“类型”和“区域”越来越少，不过它们作为地域研究仍不失为一种方法和途径。

三生态人类学的研究

大陆生态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始于20 世纪80 年代初期，相对于国外的同类研究，至少晚了10余年。云南是改革开放之后较早开展民族生态研究之地，而且首先把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作为研究对象。[9] 云南是当代大陆唯一残留着大面积、大规模、多样化的刀耕火种农业的地区，而刀耕火种又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南部山地亚热带季雨林和热带雨林之中。雨林的破坏，为当时全球重大环境问题之一，深受国际社会关注，作为“雨林中的农业”的刀耕火种，自然成为不同学科聚焦研究的热点。1987年，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研究所曾在西双版纳联合举办国际研讨会，会议以热带刀耕火种为中心议题，参会者来自十余个国家，作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外生态人类学的第一次正式学术交流，特别有意义。20 世纪80 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伊始，大陆学者能够获得的国外学术信息还十分有限，对于国外文化生态学和生态人类学的研究状况知之不多，研究的理论方法多半靠在田野中逐渐探索。不过，云南一些学者的研究却颇获国外学者的认同，尝试运用的“人类生态系统”概念及系统分析方法亦引发了同行的兴趣。[10] 在此后若干年的研究过程中，云南的生态人类学在国际合作的平台上不断发展，研究领域不断扩大。诸如“传统知识与生物多样性研究”[11]“湄公河流域民族生态研究”[12]“亚洲季风区生态史研究”[13]“红河流域文化生态研究”[14]“东南亚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15]“水文化与水环境保护研究”[16]“少数民族传统水利灌溉研究”[17]“灾害研究”[18]“传统知识的发掘整理和应用研究”[19] 等，均为当代学术前沿课题。上述课题，有的成果成效卓著，在国内外产生了影响；有的还缺乏应有的深度，理论和方法的提升尚需时日。此外，云南大学人类学系于1999年开设生态人类学课程，并设立了民族生态学学位，陆续培养了一批学、硕、博士研究生，云南大学因此成为大陆最早的生态人类学教学科研基地之一。

20世纪90年代之后，涉足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多了起来，成果不少，但本文不打算进行全面的关照和评述，仅就影响较大的团队性、地域性的研究做简略的介绍。目前大陆生态人类学研究引人注目的地区，除了云南之外，还有黔湘和北方。

黔湘地区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开展亦较早，近几年尤其活跃。贵州和云南相似，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十分突出，其高校和科研机构均重视生态人类学研究。位于湖南省西部的吉首大学可谓后起之秀，近10 年围绕生态人类学学科建设，积极引进和培养人才，大力推进科研教学，经过数年的努力，形成了不同年龄段的研究团队，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并形成了自身的研究特色。该团队在理论和方法上有三点主张：一是不满足于共时态的田野调查研究，而是注重历史，强调从历史的角度审视文化生态的发展和演变；二是不同意过分夸大个人意识、个人行为的生态作用，认为全面把握一个整体的民族的生态行为及其后果的价值更为重要；三是不满足于单一民族的生态问题研究，认为不应忽视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因为这才是探讨人为生态灾变成因之所在。[20] 黔湘学者对本土生态知识不遗余力地发掘整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问题、生态灾变和发展问题的深切关怀，引人注目。此外，他们在研究中较大跨度地涉入自然科学，锐意创新学术概念的倾向也令人印象深刻。不过，如何立足于自身学科、把握好与自然科学交叉结合的“度”是需要探讨的问题；而且一些新的学术概念的运用，还有待时间的检验和学界认同。

北方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多样性突出，草原游牧、绿洲农业、干旱区水利、驯鹿文化等为该区生态人类学研究的特色学术资源。与云南、黔贵大致相同，少数民族传统生计的知识、智慧，生态、社会环境的变化引发的社会文化变迁，外来农耕文化与草原畜牧文化的接触、碰撞，移民增加带来的种种生态问题，工业化导致的资源恶性开发、环境污染破坏以及社会公正、住民权益和民族问题等，乃是目前生态人类学、环境人类学应接不暇的研究题材。从研究队伍来看，涉及北方研究的学者更众、机构更多。北京以中央民族大学为首的若干机构、[21] 内蒙古自治区以内蒙古大学为首的若干科研机构、[2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新疆师范大学为首的若干机构以及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甘肃社会科学院等，均有致力于北方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学者。[23]

不过，相对而言，北方生态人类学研究群体虽大却比较分散。如何总结已有成果和经验，促进交流合作与发展，也许是北方民族生态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

四民族植物学的研究

民族植物学（Ethnobotony）1896年由美国学者哈什伯杰（J.Harshberger）创立，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民族植物学是一门研究人与植物之间相互作用的跨学科的学问，它建立在植物学、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生态学、语言学、药物学、农学、园艺学等相关学科的基础之上。[24]经典的民族植物学研究主要从事民族植物学的调查、记载、编目和分析评价。[25] 民族植物学20世纪80年代初期被介绍到大陆，云南西双版纳是大陆民族植物学产生的摇篮。1987年，昆明植物研究所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民族植物学研究室”。同年，在西双版纳举办了中国首届民族植物学培训班。1990 年昆明植物所承办了第二届国际民族生物学（Ethnobiology）大会。1990年至2002年期间，与民族植物学相关的10 多个国际会议和培训班相继在云南、贵州、四川、西藏和新疆举行。期间云南的多个科研机构以及中国医科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等10多个单位和上百人次获得过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山地发展中心、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等国际组织提供的科研资助。这一时期，大陆的民族植物学家还频繁帮助尼泊尔、巴基斯坦、印度、不丹、蒙古、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进行人员培训、机构建设和项目指导，为促进亚洲民族植物学的发展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成绩和贡献。[26] 大陆民族植物学的研究，起步阶段系采用美国通行的调查、记载、描述、编目常规方法；20世纪80 年代中期开始结合采用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提出的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为依据的农田生态系统综合评估方法；80年代后期，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国情开始进行民族植物学的应用研究和推广试点工作，重点开展了如下五个领域的研究。

（一）民族植物学在植物资源利用与保护中的应用；

（二）民族植物学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中的应用；

（三）民族植物学在传统医药知识的传承与发展方面的应用；

（四）民族植物学在农村社区发展中的应用；

（五）民族植物学在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中的应用。[27]

民族植物学是横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的学科，大陆的民族植物学从一开始便重视与民族学的结合。作为大陆民族植物学先驱和中坚的云南研究团队，在他们举行和开展的大量培训和研究的活动中都有民族学者参加，除此之外，双方还共同培养研究生，创办研究机构，保持了长期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在人类学方面，也产出了一批民族植物学和认知人类学的成果[28]，双方的合作一度成为跨学科互动的典范。

几十年来，大陆民族植物学发展迅速，成绩显著，一度走到国际前沿。如果说还存在问题与不足的话，那么即如该学派所总结的那样，大致有四点：一是学科建设不够完善，二是社会认知度不足，三是实际应用有待加强，四是研究地区和研究领域分布不平衡。[29]

五民族生态学的研究

民族生态学研究特定文化传统的环境知识，它涵盖民族生物学及其诸分支学科，如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民族昆虫学等。土著民族对其生境“认知”的传统知识，自然资源的分类知识和利用保护方式是民族生态学考察的核心。和生态人类学、民族植物学相同，中国大陆最早的民族生态学研究亦见于云南。[30] 在教学方面，云南大学于2000年最早设立民族生态学硕、博士学位，不过其教学研究方向侧重于生态人类学。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院是中国大陆第二家设立民族生态学研究生学位的单位，其学术背景为理科，所以侧重于生态与应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生态学的学科带头人兼任国家环境保护部专家，其学术团队拥有较多的国际国内学术资源，科研取向多为面向国际和国家的民族生态的政策性研究，同时也重视关照全国民族生态的基础性研究。近年来，他们实施了一系列研究项目，其中重要的例如环境保护部支持的“生物资源知识产权战略问题研究”“全国重点生物物种资源调查专项——民族地区传统知识调查”，中央民族大学支持的“985 工程”项目——“民族地区传统知识调查与文献化编目”和“民族生物学及生物资源利用技术创新引智基地”，科技部支持的面向国际的“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支撑技术——民族地区传统知识数据库建立”等。[31]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生态学致力于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研究，其成果为国家所重视和依赖，不仅体现了学术的应用价值，而且形成了该团队鲜明的研究特色。自2000 年以来，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问题，成为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最为热点的问题。

中国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和WTO 及WIPO 的成员国，一直参与国际论坛的相关议题谈判。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仅涉及生物多样性，还涉及知识产权以及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多方面的问题。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也是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特别丰富的国家。在国家层面，中国在近年的立法中已开始关注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问题，但至今尚没有完整的政策体系和法规体系。有鉴于此，中央民大的民族生态学将此作为重点，研究内容包括介绍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概念，分析《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他相关国际公约和国际论坛有关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配，以及知识产权等问题的政府间谈判的进展和趋势；阐述相关国际组织在此领域的关注和世界各国已有的经验、做法与案例；并在分析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保护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促进其惠益分享的国家战略、法规政策体系和相关措施。作为上述研究的基础课题之一，最近几年他们组织实施了对大陆55个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调查，按统一格式书写传统知识条目，每个民族的条目均在300条以上，目前大部分资料已经录入电脑处理，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数据库的建设。[32]

六环境人类学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开始，环境人类学（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在国际学界流行开来，成为具有取代生态人类学趋势的一个新的学科概念。因为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重点是人类与其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环境人类学的研究对象除此之外，还涉及政策、市场、环境保护运动等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地球环境、资源保护等与环境相关的问题，所以环境人类学可以看作是包括了生态人类学的更为广阔的学术研究领域。[33]

相对于国际学界，中国大陆至今仍然主要使用生态人类学的名称，环境人类学仅见于个别研究和译文。不过，如果从环境人类学的取向和研究对象来看，那么中国大陆相关的研究早已开展，因为许多生态人类学研究事象的变迁，均已涉及国家、政策、市场、资源等的分析。如前所述，云南近10年来所进行的湄公河流域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滇南开垦雨林种植橡胶的研究、水文化和水资源保护的研究、发展和开发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澜沧江等大河建筑大坝的研究、泥石流和干旱等灾害的研究、生态移民的研究、旅游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的研究、境外罂粟替代种植的研究等，都属于环境人类学研究的范畴。而在贵州、四川、湖北、广西、西藏、新疆、甘肃、内蒙古、东北地区，类似的研究亦很多。虽然如此，但是局限性显而易见：其一，目前中国大陆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的研究对象绝大多数仍然集中于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大型、开放社会的研究极少；其二，研究题材大多沿袭传统，诸如工业、矿产、化肥、农药、城市化等造成的环境污染破坏、气候变暖、资源短缺、人类健康和食品安全危机等尚少有涉足。鉴于目前环境问题层出不穷的局面，环境人类学必将更受重视，相信会有更多的学者投身其中。

以上简要评述了中国大陆60年来民族生态研究的状况。60年间，作为被研究者的各民族及其生境在不断变化，而作为研究他者的学者们的学理也在不断变化。梳理我国民族生态研究理论的发展，不难看出与国际学界发生的密切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生产力决定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人类学“文化区”学派主张的环境可能论和苏联民族学的经济文化类型，同时期至70年代把生态学适应原理引入人地关系研究的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和进而运用生态系统概念进行分析的生态人类学，70年代之后包括文化生态学、生态人类学、民族植物学、民族生态学、环境人类学、政治生态学等在内的多种生态学的蓬勃发展，都给予我国民族生态研究很大的影响。和其他民族学、人类学的各分支学科一样，目前我国民族生态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本土化理论创新和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关于此，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必须打破学科壁垒，促进跨学科合作研究的机制，努力开掘跨学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二是不能满足于时下论著众多然而平庸浅薄的状况，只有多出精品、产生经典，才会赢得国际学界的尊重。

（原载《思想战线》2012年第2期）

[1]瞿明安主编：《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第二十三章“中国的生态人类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尹绍亭：《人类学生态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载中央民族大学编《中国民族学纵横》，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杨圣敏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第四章“主要研究成果与焦点问题”（一）：四、“环境问题与发展研究”等。

[2]“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一名，见于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编《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出版说明”中（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杨圣敏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民族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4]林耀华先生是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研究的开创者，他与苏联民族学者切博克沙洛夫教授于1958年合作编写发表了《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一文，载林耀华《民族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5]见林耀华先生的《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

[6]林耀华：《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类型及其社会主义现代过程》,《民族学研究》1991年第6期。

[7]尹绍亭：《试论云南民族地理》,《地理研究》1989年第8卷第1期。

[8]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第三章“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9]尹绍亭：《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刀耕火种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云南刀耕火种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

[10]尹绍亭：《基诺族刀耕火种的民族生态学研究》,《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

[11]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的民族植物学者发起，有生态学、植物学、环保科学、民族学等多学科学者参与，成立了“云南生物多样性与传统知识研究会”（简称CBK）, 10余年间，做了大量的国内国际合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