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针尖大小的生活

海洛因是唯一真正有效的东西，能让他不必像奔跑在转轮里的仓鼠一样，不断思考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海洛因是他的救星……（它）从天而降，在他脑海深处发出咕噜声，暗暗蜷在他的神经系统附近，像一只黑猫窝在它最爱的软垫中。

——《坏消息》，爱德华·圣奥宾[5]

1988年7月，我的生活已经缩小到只有针尖一般大了。我和男友马特住在一起，靠卖可卡因为生。我每天的目标就是，先挣扎着去接受美沙酮戒瘾治疗，然后想尽办法搞到足够我们两个人嗑药、租房子和养猫的钱。那个夏天，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同时也是最黑暗的时光。之所以说美好，是因为到8月份我就成功戒掉可卡因和海洛因了。毒品让我的体重只剩下38.5公斤，针头在四肢上留下了张牙舞爪的瘢痕，头发掉得只剩下薄薄一层，发色也呈现出过度漂白的金黄色，就像正在扮演梦露的麦当娜，双眼也是空洞无神。这段时光也是最黑暗的，因为毕竟我不会去褒奖药物上瘾再早早戒掉这种生活。

那时我23岁，正在保释当中。1986年我被指控携带可卡因，根据纽约州的《洛克菲勒毒品法案》，我面临轻则15年监禁，重则终身监禁的判决。我被警察抓到时身上携带了2.5公斤可卡因，看着就像个资深毒贩。而事实上，那些大多数都是马特的供货商存在他那里的货。

在我小时候，大概没人能想到我今后竟会过得如此狼狈。我三岁能识字，后来努力克服社交障碍，八年级时就获得了“极有潜力的成功者”这种荣誉，又以优异的成绩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1983年成了该校首批女学生中的一员。但是，哥伦比亚大学已经是往日云烟。在重罪诉讼的巨大压力下，我没办法继续学习。事实上，我基本什么事都干不了，就连打扫宿舍、洗澡、洗衣服这些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没有。

按理说，行文至此，我该话锋一转，告诉你们我并不一样，不是人们眼中那种“典型的瘾君子”。美国的媒体反复对受众强调，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中产女性，不可能是吞云吐雾的成瘾者。但我并没有打算这样写。历史证明，“典型的瘾君子”这个概念，本身就是种族主义泛滥时期形成的残酷的刻板印象，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们成瘾治疗体制和药物政策的严苛与无效。这个概念。本身也是阻止人们真正理解药物问题的一堵无形的墙。要改善现状，我们得明白药物成瘾究竟是什么，以及人们对它的错误界定，为什么会导致巨大的危害。

20世纪80年代，在我上瘾的那时候，人们普遍强调“生理成瘾”和“心理成瘾”的区别。不可思议的是，到今天大众依然认为将二者区分看待十分重要。人们认为，生理成瘾要用医学手段去治疗：它主要是依赖问题，也就是人体在没有生理疾病的情况下，仍然需要某些药物才能维持正常功能。而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到2013年，在精神病诊断手册当中这种症状的官方名称是“物质依赖”。

“心理”成瘾则属于精神问题，即人无法控制自己的理智（mind），意志薄弱、自私自利、道德败坏。生理成瘾才是实质问题，而心理成瘾仅仅是个人的意志问题。很不幸，许多和我一样的人历经了种种折磨才清楚一点：必须不断摄入药物避免身体出现戒断症状，这样的生理需求并不是成瘾问题的关键所在。恰恰相反，心理成瘾以及影响心理的学习行为才是重点所在。1988年夏天，心理成瘾的问题彻底控制了我的生活。

* * *

马特最喜欢的词之一就是“臭不可闻”，它可以精准地描述那年夏天我俩的生活环境。我们每个月花750美元租下的公寓就在阿斯托利亚[6]，离三区大桥没多远。那里基本上就是一个分隔成4个房间的方块儿，屋里也没什么家具，一间卧室的地板上放了一张光秃秃、脏兮兮的日式蒲团，屋子里堆了很多书、漫画、唱片、光盘，还有一套高端音响和几张桌椅。

房子里四处都是瘾君子混迹的痕迹：弯曲、被烧黑的勺子，底部为球形的玻璃可卡因烟管，这些烟管有的已经残破不堪，球形底部还有烧黑了的金属滤网。几个荧光橙色的注射器帽儿掉在脏衣服堆上面，里面的衣服都已脏成了黑色。一间卧室的一角有张书桌，上面放着一台老式台式电脑、一台点阵打印机，我用它们整理写给瘾君子杂志《过瘾时代》的稿件（那是我第一个全国性的专栏，当时用的笔名是毛拉·莱斯，专栏叫“嘘嘘巡警”，主要写关于尿检的文章）。

房间的另一个角有个猫砂盆，我们养的灰色长毛虎斑猫叫“斯米克”，它在屋子里悄无声息地走来走去，炫耀自己毛茸茸的大尾巴。至少我们俩对斯米克是很宠爱的，以至于喂得太多了。但除此之外，我俩住的屋子只能用“肮脏”“凌乱”两个词来形容，而且猫砂当然也不总是干净的，斯米克有时候也会用“跳出框框”的方式提出抗议，往往就在散落的纸张和衣服堆里解决个人问题了。

那个时候，马特对自己的身体机能产生了奇怪的强迫症，还极度担心会被消防员抓住。他认为，红色消防车里的那些人能用某种方法监视探测到他吸可卡因产生的烟。他总是合上百叶窗，不时警惕地窥探窗外是否有消防员盯上了自己。这个来自长岛的犹太男孩，以前是个带着冷幽默、文艺风雅的人，如今大多时候都坐在屋子里，只穿一条白色紧身内裤，窝在垃圾堆里。他很清楚吸精炼可卡因在一点点毁掉自己的消化道，却没办法控制自己。

每天早晨，我都会对自己说，我不会再注射可卡因了，因为它只会让我焦虑、强迫和妄想（不过，我至少不会担心什么消防员！），我会逼着自己走到59街桥下高架地铁附近那个碉堡似的美沙酮诊所。我是自愿来这里接受治疗的，我明白对这些化学物质产生生理依赖很成问题，我想别人帮我来摆脱它。事实上，我认为，我只要做了这些，就可以让生活回到正轨。

我当时完全被美国关于成瘾的那套自相矛盾的观点给洗脑了，我觉得成瘾是精神和身体两个层面的问题。我不承认自己在精神层面有任何问题，因为我觉得这就代表着我的智力（我认为自己身上的唯一优点）并不高，而且有缺陷。所以我就告诉自己，我“只是生理成瘾”罢了，美沙酮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让我“戒掉”一种非法阿片类物质的思路，不过是先用一种安全、卫生、合法的非注射阿片类物质代替它，然后在6个月里逐渐降低剂量。桥头广场的美沙酮维持治疗诊所首先用一定剂量的美沙酮把我“稳定住”，不过我现在已经知道，当时的剂量其实过低了。美沙酮的有效剂量因人而异，不过一般都超过60毫克（我当时只用了30毫克），它能让人在不产生欣快感的情况下最终降低对海洛因的渴求。在这种用药剂量下，如果有人复吸，美沙酮也能让人丧失过瘾感。但美沙酮这种理论上的效果，我却从来没有体验到。

但是即便治疗项目搞对了初始剂量，这种治疗也不会起太大作用。治疗人员几乎立刻就开始“减量”了，那时候已经有研究表明，他们降低美沙酮剂量的方式其实是一种非常无效的用药方案。结果，正如研究数据预期的那样，在他们降低美沙酮用量的同时，我也在逐渐增加自己海洛因的用量。所以整个过程毫无用处，我对海洛因的生理依赖一点都没有减少。我感到希望渺茫，困顿无助。

所以，我就改变了策略。毕竟我已经确信美沙酮其实是让治疗过程雪上加霜了。坊间传言说，直接停用海洛因比美沙酮戒毒更“容易”，因为海洛因戒断症状最厉害也只会让人痛不欲生两个礼拜，而美沙酮的戒断症状则旷日持久，能延续几个月（但我后来得知，如果用药正确，美沙酮的戒断症状并不会这么严重）。我重新安排了自己的戒毒方法：我首先做完美沙酮戒毒治疗，之后吸几个礼拜海洛因以便让身体彻底戒掉美沙酮。再之后，我就什么都不吸了。没错，那时我也停了可卡因。

由于马特和我在卖可卡因，而且基本上非法药品在纽约一直唾手可得，一针很快就变成好几针。我会仔细寻找我仅存不多的能扎进去的静脉血管，等待针头扎到饱满的血管当中，看血滴到针管当中，就像石油喷涌一样。但即使这可以轻易做到，欣快感却不再出现。吸毒带给我的还有偏执，整个人笼罩在悬于头顶若隐若现的无目的的恐惧当中。原本让我感到有无限可能和机会，能带来一针强烈兴奋感的可卡因，如今其中只充斥着恐惧和困顿之感，毫无自由可言。欲望凝结在恐惧当中，而恐惧，只会助长无用而令人沮丧的更多欲望。

我完全兴奋起来，全身颤抖，无法放松，我心脏的跳动声似乎比正常状态大了许多，然后，我意识到能帮助我缓解这种状态的只有海洛因。这需要我壮着胆子到布什维克、布鲁克林、曼哈顿下东区的可怕社区走一遭才能买到。

我担心自己在买货时被当场抓获，不仅因为这个行为本身违法，而且因为我担心这会影响自己的保释，并因此给我离异的父母各自的房产带来麻烦。这两处房产是我保释的抵押品，它们为我父母省了5万美元现金。保释金之所以这么高，是因为我被指控抓获时随身携带了2.5公斤可卡因，按法律规定我算是高级毒贩了，虽然这一点不是事实，但这确实是我第一次被捕。

结果，为了把被捕风险降到最低，我选择不亲自去买海洛因，而是和愿意替我从街上买毒品并分一杯羹的朋友一起开车出去。我们开上某个人破旧不堪的车，沿布鲁克林——皇后区高速路开到布什维克，经过两区分界的大片墓地时打起了冷战。快到目的地时，为了让人不易发现，我在副驾驶或后排的座位上蜷缩起来。我的肤色和邋遢的样子，很容易让别人明白我们出现在这附近的原因。答应给我当司机的人，带着我在这些布满涂鸦、破败的大楼之间徘徊时，我总是焦虑地等待着，我们每次返程前，仿佛都在那儿待了几年。

如果我们能买到成色不错的货，而不是没用的、掺有杂质的边角料，海洛因会让我喜悦平和地度过几个小时。一到家，我就会加热勺子准备注射，我把海洛因粉末用水溶解，待溶液冷却后加一点可卡因进去，然后将混合物注射到体内。如果毒品的品质没问题，而我的耐受又不太严重（这在我这个成瘾阶段是一种罕见情况），第一波药劲上来就会让人欲仙欲死。像铜管乐队一齐吹奏发出激昂的声音一样，我推动活塞时，可卡因像小号一样带来一股兴奋感，我喉咙后部能感受到它冰凉的味道。不一会儿，海洛因那种更温暖、舒适的“和谐声”会占据上风。我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都会感受到平静、安全、充实、满足以及最重要的，感到爱。

但不幸的是，很快我就欣然决定再来一针可卡因。这就会让我进入自己无法控制的“再来一针”的循环，直到可卡因带来的焦虑的警觉感，完全抵消了海洛因的镇定效果。经过无眠的夜，第二天仍然会重蹈覆辙，开始耻辱的美沙酮治疗。

美沙酮诊所的建筑十分低矮，而且位于令人生畏的轻工业区，被N号线和7号线半空中的轨道投下的阴影所笼罩，周围是汽车配件商店。这地方看起来就像监狱，每一个特征都表明诊所的人非常重视安全，还流露出把所有顾客视为罪犯、努力看好值钱的东西那样的心态。不论雨、雪、雨夹雪、冰雹还是什么恶劣天气，都阻止不了人们在清晨没开门时在门外排起长队，以便早点拿到药物，避免出现戒断反应。时间一到——有时会迟一点，但永远不会提前哪怕一秒，沉重的金属大门吱呀呀地打开，我们就会被赶进圈套一样的围栏当中，被摄像头监视起来。第一道门关闭后，另一道同样全副武装的壮观大门才会打开让我们进去。

接下来，我们就会在诊所里排队。通常我们得提供一份尿液样本，护士才能从一台计算精准、保护周全的机器中拿出属于你的那份味道苦涩的美沙酮和橙汁混合物。在那个夏天，这个流程让我非常犯难：实际上我总是在头天晚上注射后处于脱水状态。如果我必须提供一份“观察取样的尿液”，负责观察这项倒霉工作的女士通常得站在一旁，等着直到我能攒好足够的尿。他们其实可以直接问我有没有吸毒，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提供过指标正常的尿液，而且我吸毒也正是自己需要外界帮助的信号。但那种方法意味着他们得把我看成一个生病的人类同胞，而不是微不足道的吸毒者，并且要认识到治疗需要真正的个性化，而不是官僚化的规定流程。

这是我个人第一次接触本应服务于成瘾者的专业“帮助”，这套帮助体系会在你复吸时用“脏”这个字眼来形容你，假设你是个满口谎言的贼，或者更恶劣，在你的成瘾症状不断恶化时，不仅不提供帮助，反而用惩罚和开除对待你。事实上，随着“戒毒”失败一步步成为明显事实，我咨询过我的顾问是否应该多用一段时间美沙酮，以确定自己是否稳定和有所改善。但顾问告诉我，我使用海洛因的时间还短，没必要接受长期的美沙酮治疗。还有，我用的可卡因太多了。[7]

换句话说，我的治疗显然不可能成功，但由于我的问题一方面“太严重”（可卡因），一方面又“不够严重”（吸海洛因时间太短），所以我也无法得到更多的帮助。事实上，他们把我从成瘾治疗中除名，基本上就是因为我出现了成瘾症状。诊所甚至没有推荐我去任何一家其他戒毒所或医疗机构。要知道，那时美国静脉注射毒品者的艾滋病感染率处于历史最高水平，而且我就在感染率最高的纽约市。市内至少一半的注射毒品使用者都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我很多朋友都是这样，而我很可能与他们共用过针头。如果是其他全球大流行的疾病，这种“治疗”肯定是要被归入错误做法的。

但是，那就是我当时接受的治疗。更可悲的是，这种治疗方法今天仍非常普遍，美国至少有1/3的美沙酮治疗诊所仍没有给予成瘾者足够的剂量。如今仍令我难以置信的是，虽然我每天给自己注射几针、面临重罪指控，虽然我接受了美沙酮治疗，被捕后从大学退学，但我还是没有把自己看成一个真正的瘾君子。

8月4日，这种状态发生了改变。那一天，我意识到自己马上就要越过红线，达到自己精心设计制定的对成瘾的标准了（这是我特别制定的标准，我必须承认其主要目的是把我排除在瘾君子之外）。尽管戒毒的故事讲出来，通常仿佛是顿悟和随之而来改变人生的行为结果，但事实上，研究发现，心理上的顿悟并不是典型的改变路径，而且几乎不会直接导致行为转变。确实，研究表明只有33%的情况下，人去做某件事的意图会真正产生目标行为，即便不吸毒的人也是如此，学习一个新的行为，通常是需要时间的。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经历好像不太一样。我的故事是这样一种例子，某种可以被威廉·米勒用“量子改变”来形容的戒毒方法。也就是说，少数人在戒毒中会经历突然的彻底转变，与更普遍的适应和一开始的缓慢过程截然相反。而且，似乎我脑部自然发育成熟的过程终于到达了一个阶段，我的“执行功能”可以抑制产生欲望的脑区，正是这种变化，让我的顿悟挽救了自己的人生。

不管怎样，一切就发生在如常的一天，只要没有吸够，我就会被一种占据全部意识的、单调的恐惧所支配。我不再服美沙酮了，也就是说，我又重新用起了海洛因和可卡因。我会持续感受到戒断反应前兆的焦虑，为了避免这种感觉，那天下午，我和希瑟一起去了下东区，她是马特朋友的女友。当时街上天气炎热，气氛紧张，似乎并没有“卖货”的人。不过，她最终发现了一个负责介绍买家的人，她走过去交易，而我则站在一边等她。

每当我听到巨大的噪声，或者看到疑似警察的车时，我都觉得自己的心脏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了。那正是“压力点行动”[8]之后的几年，那次行动是纽约最早的一次重大警力镇压，警察经常会逮捕吸毒者和低级毒贩去接受司法制裁。我当时所在的那条街上有一排低矮的房屋，它们统一的红砖立面，看上去莫名险恶。我想躲起来，路人似乎都对我视而不见，仿佛我只是这不幸的街道装饰的一部分，就像个快要溢出来的垃圾桶。我垂下头看向别处。

我突然想起上周做过的一个梦。梦里，我百般挣扎，想挡开某种想钻进我脑子里安营扎寨的外星寄生虫。我见到寄生虫钻进别人脑子里，让他们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喜悦，但也摧毁了他们的个体人格，控制了他们的所有行为。它一旦钻进你脑子里，你就成了它的一部分，你再也不是你自己了。我努力逃跑，但没有哪里是安全的，我一个朋友告诉它我的藏身之处，我开始被吞噬。我醒过来，惊恐，浑身发抖。现在回想起来，似乎那时我身体中的一些东西已经做好了改变的准备。

我开始担心希瑟已经被抓了，而我要在烈日下在这个角落站好几个小时，我变得越来越虚弱。但她突然出现在一个街角，迈着快速坚决的步伐，我明白，这代表她买到了东西。

但当我们回到皇后区的时候，一切都失去了控制。她买了两“捆”（每捆10包，价值100美元，一捆给她和她男友，另一捆给我），其中有几种不同的牌子。街头卖海洛因的小贩会给产品打上标记，通常起一些冷幽默或吓人的品牌名称，常见的有“D.O.A”（“病人送医已死”的缩写）、“七包回魂”和“毒药”，还有从新闻头条中摘出来的、带有恶意嘲讽的热词，比如“奥巴马医改”。但品牌多样并不是什么好兆头，一般你从任何一个街头贩子手上买到的真货，顶多也就一两种牌子。

我一走进厨房，就把其中一包粉末倒进了勺子里。这时我真切地感到不舒服了，当你手中拿着药物，深知自己马上就能把它注射到身体里但还没有注射的时候，戒断反应会更加严重。它在水中溶解时发出的气味不太对劲，不过我还是将它注射进体内，毫无反应。

而就在那一刻，我的大脑确实产生了变化，我认为，肯定不是那个小包里的东西的药理作用。我发现自己渴望希瑟的男友分给我一些她带给他的别的牌子的海洛因，而我并不喜欢这个男人。他在街头的外号叫“河狸”，头发和胡子都是褐色的，龅牙非常明显，看上去确实很像那种会造水坝的动物，而河狸在动物中出了名的勤劳，在他身上则一点儿都看不到。他一般都特别懒散。

我发现自己在恳求他给我另一个牌子的海洛因，希望至少其中一包里有真货。我没钱再买更多海洛因了，我感到绝望，戒断反应很明显正越来越强烈。我辩驳说，他那时并没有生理依赖，分我一包的唯一后果就是他自己那天不能享乐了，而我如果没了海洛因，就会难受得要死。而且，我知道自己明天得出庭，我的律师通过一系列无休止的诉讼延期，才努力将开庭审理我这桩骇人听闻的“洛克菲勒案”的日期不断延后。我已经“完成”了美沙酮治疗，应该没事了才对。

但“河狸”丝毫都不退让。在恐惧中，我脑海中闪过一丝通过色诱他拿到毒品的念头。就算我男友、他女友此刻与我们共处一室也无妨。我对他的势利态度毫无兴趣，也无所谓。我这个念头可以说是彻底疯了，成功的希望渺茫，但那也没关系。我的大脑在搜寻一切可能的策略，只要能得到海洛因，再荒唐的办法我都可以。

但当这个想法出现在我脑海里时，我却震惊了。我并不是鄙视那些用性换取药物的人，也不是看不起那些靠卖淫维持吸毒的人。如果这种途径会造成伤害，那她们才是最大的受害者，而很多这样做的女性，一般都有很长的童年受虐待经历。但我个人还是没法彻底理解这种想法。一方面，我对抚摸、羞愧和拒绝非常敏感；另一方面，我有种奇怪的误解，觉得你要让男人为此买单，就必须长得漂亮，而我的自信程度竟然如此可笑，我不觉得自己的外貌能胜任。

结果，色诱“河狸”这件事，远远超出我所定义的“正常”行为的范畴，这逼得我马上开始苦思之前不敢想象的事——我就是个可鄙的瘾君子。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我即将越过那条红线，这意味着，我显然已经站在自己此前视为“异类”的区域上了，那里是“那些”意志薄弱的瘾君子的地盘。

现在，我身体里的某些东西开始转变了。我想起自己早期使用的毒品——高中时抽的大麻、大麻树脂、“感恩而死”乐队演唱会上的LSD（酰二乙）、夜店里吸的可卡因。我想象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宿舍里，称出1/4克那种我当时觉得温和无害、能带来欢乐、有益学习的物质。我想起了那些派对，尤其是在纽约独一无二的一处公寓里举行的派对。那间公寓位于第五大道和86大街上，能俯瞰中央公园，如果我不是毒贩子，恐怕永远都不可能受邀来这种高级地方。之后，我又想起来那些停不下、睡不着的深夜，我流着鼻血，所有光鲜亮丽都消散一空。我想起自己因为贩毒被学校停学，复学后又被逮捕。我看到自己把海洛因吸进鼻孔里，后来又注射海洛因，而现在住在这间肮脏的公寓中，低声下气乞求一个我不喜欢的男人给我一点毒品。

我环顾四周，仿佛第一次置身其中观察自己的家和我自己。猫砂已经太久没有换过，发出地狱般的恶臭。所有东西的表面都蒙着一层污垢——脏衣服上沾着猫毛和灰尘结成的团块，烧焦、破碎的烟管散落在逐渐泛黄的报纸上。这里的环境令人作呕。我突然惊讶于自己的生活环境，也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能在这种状态下生活了好几年。

那一刻给我的感觉，就像电影中镜头迅速拉到了远景，让我能看到自己生活的全貌，而不是局部的线条和色彩。就在我为了海洛因苦苦哀求的时候，我用以观察世界的镜头破碎了。突然，我之前无比肯定的一切，我之前自认为了解的药物和生活，都开始不确定了。

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需要帮助。我父亲第二天也会去法庭，他每一次都会出现，不管我看上去多么可悲和无药可救。相反，我母亲对出席我的庭审感到十分沮丧，所以她决定远离这个地方。在至少6个月时间里，她开始逐渐减少跟我电话聊天的时间，最后聊天变成了简短的对话，而对话中她总是建议我去戒毒所。这是她的心理医生推荐的方法，她为了开辟第二职业去参加的药物咨询课程也给了相同的建议。我决定让父亲带我去她在北边的家里，这样她就能帮我安排治疗了。我对最后一次吸毒那个晚上（那一针假货就是我的最后一针）的记忆，仅仅是一团模糊的不悦感，在这些感觉的驱动下，我的身体越来越难受，最终出现了戒断反应。

我病恹恹、浑身冷汗地去了法庭。我穿了一条黑色的“商务”连衣裙，不过上面有一些鲜艳的花作为点缀，让我的骨架格外突出。我身体过于虚弱，几乎推不开被告席那扇木质的半人高小门。我的律师唐纳德·福格尔曼是赫赫有名的辩护律师，他风度翩翩地帮我推开了门。他是个身体高大强壮的人，三十几岁或四十出头，深色头发，操着浓重的布鲁克林口音。

莱斯利·克罗克·施耐德法官曾经是检察官，她由于严厉的量刑政策而被冠以“恶龙女士”的别称，后来据说如果我那天没有寻求帮助，她会“为了我好”而判我入狱。她有一头金色的直发，梳得整整齐齐。除了身上的法官袍以外，她说话的声音和肢体语言也都散发出力量感和权威感。她的量刑严厉非常出名，所以需要24小时的警力保护，防止被判120多年监禁的毒枭怒气冲冲地派杀手报复。

在法庭上，我站在她面前时，痛苦得身体虚弱、面色苍白，几乎会让人误会我是癌症病人，而事实上，很快有人怀疑我得了厌食症。我当时根本没有要减肥的意思，只是可卡因让我胃口全无。当我想吃东西的时候，我几乎只会从波士顿奶油派和阿斯托利亚数量众多且手艺出众的烘焙店里的甜食中做出选择。

我的头发也是身体状况奇差的证据：我以前的发型是犹太人爆炸头，而现在我的头发脆弱、纤细，打着结从头上垂下来，仿佛我经历过化疗的摧残。我的头发经历了多次漂白，发质受损，而且我还得了拔毛癖，会不由自主地把头发一绺一绺地扯下来，这种症状跟可卡因成瘾有很大关系。综合上述这些因素，我看上去比真实年纪老了一倍。由于戒断反应，我两个瞳孔放大，看上去魂不守舍的。我母亲把我这个成瘾阶段的表现形容为“双目无神、六神无主”。

那天的晚些时候，我开始住院戒断治疗。1988年8月4日，那是我开始逐渐好转的一天。让我的想法发生改变的，并不只是法律诉讼压力和健康状况的每况愈下，而是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完全满足了自己对成瘾的界定标准。在我吸毒的过程中，我并没有在“最糟糕”的时刻或“人生触底”的时候停下来，那应该是我被哥大停学或我被逮捕、戴着手铐被带离自己的公寓的那个晚上，或者是被捕后我父亲将我保释出来的时候。

相反，当我给自己下了诊断，或者说我认识到自己基本上是个瘾君子的时候，我终于停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