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过上了好日子

全心全意蓄养农耕，真心真意薄赋富民，汉文帝是个明白人……

传统中国向来以农立国，因此一切政治、经济活动都以农业发展为立足点。汉高祖、汉惠帝、吕后都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不过到汉文帝即位后，生产虽为上升趋势，但国家仍无积蓄可恃，百姓仍处于困难境地。

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生活渐趋稳定，一部分人尤其是有钱人却已经开始喜欢上了消费。在他们的带动下，整个社会的奢靡之风有渐长趋向。更要命的是，由于有钱人多是生意人，而且做生意相对钱来得快。谚语说“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弃农经商的诱惑力很大。

情况似乎不太妙，“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在大臣的启发和建议下，汉文帝恢复了始于商代的“籍田”制度——在春耕前，文帝亲率大臣们去农田示耕，并祭祀先农。带头给天下做出一个耕种的榜样。

难能可贵的是，汉文帝是真的带领大臣包耕了一块土地，生产供祭祀用的粮食；皇后也参加劳动，每年要亲自率领宫女们采桑、养蚕，生产蚕丝，作为祭服的材料。这在历朝历代中是十分罕见的。

汉文帝为进一步刺激农业生产，再下诏书对农民施行了更宽松的让步政策。诏书说：“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声明农业是根本，减半当年田租做奖励。

汉文帝的行为，引起了全社会对农业的重视。他的“籍田劝农”的措施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粮食此后逐年增产，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可是后来，一些地方官吏在思想上对重农又有些放松。汉文帝于是在公元前168年又下诏劝农。诏书称“岁一不登，民有饥色”，这应该反映出一定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远没到可以放松的时候。诏书对各级官吏的不作为提出严厉批评。

在汉文帝的不断督促下，各地的荒地被大量地开垦出来，粮食连年增产，为太平盛世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必然促进商业的恢复和发展。但一些不法商人囤积居奇，坐地贩卖，操纵物价，放高利贷，严重影响了生产、生活秩序。

这时候，晁错又向汉文帝提出了“贵粟”的建议。其内容主要是：开明的君王看重五谷，看轻金玉。现在农民整年勤劳，不得休息。可因为粮价太低，农民无钱，只得拿出加倍的利息向商人借贷。大商人囤积货物并放贷，小商人坐在市上贩卖。他们趁农民急需货品的时候，抬高物价，加倍取利。他们男不耕种、女不纺织，却穿着绣花的衣服，吃着大鱼大肉。农民们吃尽了苦头，到头来为了偿还债务，却要出卖田地、房屋和子女。商人有了财富，又去结交王侯，官商勾结，势力越来越大，农民越来越惨。出现了“法律贱商人，而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的现象。现在最关键的事情是鼓励农民耕种，要使农民注重耕种，就必须“贵粟”。最好的办法是拿粮食作为赏罚。比如说，拿出粮食来的，并且是向边塞输粮，可以得到爵位，可以免罪。那么，富人想得到爵位，就得向农民买粮。这样一来，就富人有了爵位，农民有了钱，国家有了粮。

晁错的建议简单点说，就是只要实行了“贵粟”政策，就可以使重农、尊农的措施落到实处。当然，这样的“以粮换爵”带来的问题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汉文帝听从了晁错的建议，“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粮食的身价很快高了起来。

在“贵粟”的同时，汉文帝继续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文帝十三年，竟然下诏全免天下农民的田租。而且，这次免田租的时间长达十几年，至景帝二年才恢复田租，三十税一。

汉文帝还将算赋（对成年人的丁口税）由原来每人每年交纳一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将成年男子的徭役改为每三年服役一次。

如此“轻徭薄赋”，在古代中国是极为罕见的！

粮食的价格升高，国家库存粮食大增。轻徭薄赋又使得农民手中的粮食增多，经济情况好转，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从而更加刺激了农民劳动生产的积极性。

在受到水旱疾疫蝗虫等天灾侵害，粮食收入大大减少时，汉文帝深为忧痛。为战胜天灾，稳定农业生产，文帝下令群臣查找天灾频降、农业歉收原因。并首先反躬自问：是否因自己的政有所失、行有所过，遭到天谴？或者百官俸禄过高，无用的事做得太多？他与丞相列侯等计议，凡有可以帮助摆脱困境的建议，均会一一说出来，没有隐瞒。由此可以看出，汉文帝始终把百姓吃饭问题作为头等大事。

总的来说，汉文帝实施的政策，适应了当时的客观环境，所以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司马迁的《史记》记载说，国库里的钱多得都不知道怎么花，多年花不出去，串钱的麻绳都烂掉了，搞得无法统计，朝廷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国家储备粮库里的粮食堆了一层又一层，堆在最里面的，以及堆不进去露天放置的，都慢慢地腐烂没法吃。不仅是国家储备粮库，各郡县的仓库也都满着。百姓当然也过上了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