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1949年和历史约会

1949年，世界上诞生了好几个新的国家。英国被迫承认爱尔兰共和国完全独立；印度尼西亚正式脱离荷兰殖民者的统治，成立了印尼联邦共和国；冷战格局下，人们习惯上称为西德、东德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先后成立。对五千年文明延续不断的中国来说，不用说，这年最大的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些新国家的名称，都有“共和国”三个字。

在中国，走向人民共和国的步伐，曾经迈得格外沉重，当1949年到来时，似乎又迈得格外迅速。

新年第一天，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属于什么阶层，都会明显地意识到，大变局到来了。

这天，人们从收音机里听到或从报纸上看到一篇《新年文告》，署名的是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他掌握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已经22年了。在这篇元旦文告里，他承认“戡乱”失败，愿意向已经解放长江以北大片领土的中国共产党“求和”，但条件是保存现行的宪法，保存“中华民国”的法统，保存国民党的军队，否则，国民政府势必“周旋到底”。

这天，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也发表了一篇新年献词，题目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告很有信心地宣布：迎面而来的1949年，将是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人民的解放战争将在这一年获得最后胜利，并且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还说，甚至连共产党的敌人，也不怀疑共产党能够完成这个目标。

果然，1月还没有结束，故都北平就换了颜色。国民党军队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将军，率几十万部队宣布和平起义，接受共产党的改编。2月3日，人民解放军在北平举行盛大的入城式。部队分别从永定门和西直门进城，整整走了六个小时。沿途欢迎的人群挥动着小旗，一些青年人跟着坦克跑，往上面贴标语，有的干脆就跳到了坦克上面欢呼。更多的人则扭起了秧歌，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那时候，如果你是生活在北方的农民，体会这场历史巨变的焦点，应该是土地。东北哈尔滨靠山屯的农民给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毛泽东写了这样一封信：“这回我们都翻身啦，分了地，眼看到冬天了，你那里很冷吧？给你捎去一件皮大氅，一双靴子……”这封信至今还保存在西柏坡革命纪念馆里。

那时候，如果你是生活在国统区的民众，情绪会更加复杂，有期待，有观望，有痛苦，有彷徨，有不甘，有抗争。2月间，上海的通货膨胀已达到最高峰，金圆券如同废纸。如果要买东西，就得用麻袋或网兜装钱，还要一路狂奔，因为稍一迟缓，手里的钞票又要贬值许多。5月27日，解放军开进了上海。第二天早上，一位年轻人打开自家大门，看到进城的人民解放军睡在马路边上，不禁感叹：“看来，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这个年轻人就是民族资本家中的标志性人物荣毅仁。几十年后，他成了新中国的国家副主席。

那时候，如果你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官或士兵，你谈论得最多的一句话，会是上级传达的那个口号：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1月31日平津战役结束。此后，人民解放军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势如破竹的气势。4月，解放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千里防线，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攻占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接着，人民解放军先后向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大进军。席卷一切的大进军，是1949年大变局的军事神韵。

大变局的政治神韵，是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这个普通而宁静的小山村里绽放出来的。解放战争的炮声还没有停歇下来，中国共产党人便在它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里，勾画起新中国的蓝图。

3月，在中央机关的大食堂里召开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34个中央委员和19个中央候补委员坐的凳子，都是临时凑起来的。毛泽东在会上说：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一出历史长剧中一个短小的序幕。从现在起，开始了由乡村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他还充满信心地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对蒋介石来说，1949年来得格外痛心和痛苦。1月21日他在南京宣告“引退”，理由是“因故不能视事”，把总统权力交给了来自广西的副总统李宗仁代理。乘飞机离开南京时，蒋介石特意让飞行员绕着南京古城飞了一圈。“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他心里非常清楚，大陆政权的更迭已不可避免。

其实，蒋介石身边的不少人也失去了信心。就在蒋介石“引退”20天后，他的结拜兄弟、当了20年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吞食大量的安眠药告别了“党国”。在此之前，蒋介石的幕僚长、总统府国策顾问陈布雷即已先行一步。陈布雷和戴季陶，一个被称为“领袖文胆”和“国民党的第一支笔”，一个被称为蒋介石的“第一谋士”和国民党内的大理论家。陈布雷自杀前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安静些”，戴季陶得知陈布雷自杀后，曾痛哭道：“我的心已死了。”

在安排后路时，蒋介石在南京宋子文的公馆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宴会，邀请大部分刚刚由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评选出来的院士，劝说他们一起到台湾去。谁都知道，比黄金更值钱的是人才。但是，人心可不像黄金那样容易被默然搬走。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数学家苏步青后来回忆说：“虽然对共产党没什么认识，对国民党是看透了的，再加上我有几个学生是地下党员，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当然不会到台湾去。”结果，81名院士中，除了一些人选择了海外，只有9位去了台湾，留在大陆的有60人。

8月28日，被国民党称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乘坐火车到达北平前门车站的时候，她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共的主要领导人，早已在那里等候，毛泽东还亲自上车迎她下车。这种礼遇，是毛泽东对中共的任何领导人都不曾有过的。此前，毛泽东两次写信，邀请她北上共商建国大计，又派邓颖超专程南下迎接。

宋庆龄到北京时，汇聚北平的各界精英名流中，有1898年戊戌变法的维新志士张元济，1911年引发武昌起义的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张澜，民国年间有代表性的政治家、企业家、军事家、教育家和文化人，更比比皆是。资历最深的历史名人，要数年届92岁的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以北洋水师副将之职参加过甲午海战的萨镇冰了。他此前拒绝了蒋介石要他到台湾的邀请，并在福州人民欢迎解放军的文告上欣然签名。因年事太高，不便北来，遂赋诗明志：“岁在髦年闻喜讯，壮心忘却鬓如丝”，“群英建国共乘时，此日功成举世知”。这些建国“群英”，挟带近代历史上的各种音符，参加历史的约会，出席酝酿已久的各党派和人民团体参加的政治协商筹备会议，共商建国大计。

1949年6月，在北平城中南海勤政殿开幕的政协筹备会，有23个党派团体的134名代表参加。会议的任务是拟定参加政协的单位及其名额，起草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和新政协组织条例，制定评选国名、国旗和国歌方案等。总之是要把所有开国的一些大政方针草案准备好，拿到正式会议上去通过。为了区别于1946年国民党主导召开的那次政协会议，人们通常把1949年6月到9月的这次会议叫做新政协，后来叫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那时没有条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事实上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

一个新的国家就要加入世界的“户籍”当中了，人们开始琢磨为它取个什么名字。考虑到不少民主人士对孙中山创立的“中华民国”还有感情，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建议，在新的国名后面加一个括号，里面写上“中华民国”，意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简称“中华民国”。为此，周恩来专门邀请一些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前辈征求意见。从保存下来的新政协档案里，人们发现，中国致公党创始人、年过七旬的司徒美堂老人，表示不同意，他说自己十分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则绝无好感，因为它与民无涉。他希望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讨论和修改《共同纲领》草案时，那可真叫字斟句酌。关于新国家的性质，开始有人提议直接提社会主义，多数人还是觉得提新民主主义的好，因为前途虽然已经肯定了，但还要让实践来证明，让全国人民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才会更加郑重地对待社会主义。这个意见被会议采纳，于是《共同纲领》规定，新的国家“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

与此相应，新国家包括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基本的经济政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会议决定国都定于北平，北平改名为北京；纪年采用公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国家领导人的选举和“内阁”人员的安排。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张澜、李济深、高岗为副主席，副主席中3位共产党人，3位民主人士。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4位政务院副总理中有两位是民主人士，21位政务委员中有9位是民主人士，105个部长和副部长职位中，民主人士占了49个。

正当北平在紧张地筹建新中国时，美国却陷入了争吵，国会议员们纷纷质问，是谁丢掉了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把中国当作自己的势力范围，援助30亿美元和最先进的武器帮蒋介石政府打内战，依然没能挽救走下坡路的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护美国在华的战略利益，6、7月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秘密和中国共产党接触，打算北上和未来的新中国领导人见面，但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拒绝。8月2日，司徒雷登悄悄地离开了中国。3天后，美国政府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声称根据现实的情况，估量未来的中国，美国所能走的唯一的另一条道路，是为已经失去民心的国民党政府，进行全面的干涉。对此，毛泽东的回应是：“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贺的。”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开幕了。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的一句“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最为经典地诠释了1949年大变局的主题。

1949年9月30日下午6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结束后，筹建开国盛事的人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毛泽东题写的碑文，祭奠和告慰3年以来、30年以来和1840年以来，“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这个碑文，点出了这场大变局所蕴含的沉甸甸的历史内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牺牲的人无法完全统计，后来被确认为英雄烈士的，有名有姓的达到193万人。

和历史约会的人们，在1949年10月1日那天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时的经典画面，后来反复在影视作品里出现，我们已不陌生。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一部叫《新中国》的电视纪录片配着这些画面有这样的解说：“九州方圆，华夏风云，都汇聚到这个地方。千载岁月，百年奋斗，才迎来了这个时刻。曾经沧海，大浪淘沙，历史的洪流选择了这些人物。”

那时候的中国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受，特别的举动。半个世纪前戊戌变法领袖梁启超的儿子梁思礼，那天正在回国途中的一艘叫“克利夫兰总统号”的海船上。他后来回忆说：“我因为是学无线电的，有一个比较好的收音机。那会儿已经知道，10月1号要宣布成立新中国，我就爬到比较高的地方，把天线接上，然后听新中国的广播。听到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啦！还听到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升起来了。船上所有进步同学都欢欣鼓舞，就说应该开个庆祝会。当时只听到是五星红旗，到底五个星是怎么个放法谁也不知道，只好根据我们自己的想象，拿一块红布，然后剪了五颗星，也知道有一个大星，四个小星，结果把一个大星就放在中央，然后四个小星放在四个角，这就是我们当时心目中的五星红旗。当时的新中国，像一个巨大的磁铁一样吸引着我们这些国外的游子。”

凑巧的是，10月1日那天，被国民党关在重庆渣滓洞的革命志士，也按自己的想象，做了一面五星红旗，以此来庆祝一个新国家的诞生。不到两个月，他们牺牲了，倒在了新中国的门槛。

1949年12月，新生政权通令全国，正式宣布，属于所有中国人的节日有元旦、春节、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属于部分人民的节日有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八一建军节。在中国人的感受中，标志性的变局由此实现，人们称之为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