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极简史:1949至2019的年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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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1954年秩序

新中国成立时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一直代行还没有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按规定,1954年就该到期了。

由此,1954年迎来的,是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秩序建构。

为了构建秩序,先要摸清“家底”。新中国这年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截至6月30日24时,中国大陆人口总数是601912371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获得的第一个比较准确的人口数字。

最大的政治秩序建构,是全国各地举行的规模空前的人民代表选举。根据《选举法》,凡年满18岁的中国公民,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件新鲜事,人们在选举中学到了两个道理:“只有民主,才能办好一切事情”,“民主权如同生命一样的可贵”。不少农民把选民证和土地证放在一起,锁进箱子或放在镜框里。这年,全国各地从500多万各级人民代表中,选出1226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9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们选举毛泽东为国家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等13人为副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经济生活领域构建的最大秩序,莫过于粮食和棉布供应的票证制度了。随着大工业建设的开始,城镇人口急剧增加,农业人口的粮食消费也不断提高,使1954年上半年粮食供应缺口达到227亿斤。用什么办法解决呢?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陈云面临两难选择。如果强行从农民手里把粮食足额征上来,农民不干;如果不征上来,势必导致物价飞涨,市场混乱。最后决定搞“征购配售”。担任粮食部长的党外人士章乃器建议,把“配售”改为“计划供应”,把“征购”改为“计划收购”,简称“统购统销”。这个办法还真灵,比较顺利地稳定了粮食供应。这项在短缺经济下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举措,从此在中国大陆实行了40年。

伴随统购统销出现的是凭票供应。10月开始实行布票制度,全国每人每年l.6丈至1.9丈,遇婚丧嫁娶可补助一定数量的布票。翻过年去,城镇居民口粮供应标准也出来了,每人每月大致在30斤左右,根据职业、工种有所差别,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多一点,炼钢工人的基本口粮加上工种粮是45斤,煤矿工人最高定量可到57斤。粮食部门按月发放当地粮票并由指定粮店供应。从1960年起,如果出门办事,在本地区用地方粮票可进饭馆吃饭,跨地区则必须用全国通用粮票。对生活品实行票证制度,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很陌生了。其实,这是物质短缺时代的普遍现象,许多西方国家在二战时期都搞过。

全国的行政领导体制和行政区划,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新中国成立时,在中央政府和各省、直辖市之间,设立的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行政大区的建制,这年被取消了。同时还相应合并了一些省份,比如,东北地区曾经被划分为九个省,合并成了三个省;四川省内,曾设有川北、川南等相当于省级建制的行政区,也相应撤销;原来在山东、河南之间还设有一个平原省,也撤销了。

在城镇,开始建立起街道居民委员会。作为最基层组织,它主要负责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方面的事情。这一制度延续到今天,成为中国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基本形态。

在农村,由于组织起来办合作社的地方多了,国务院颁布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示范章程,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土地及生产资料、生产组织、劳动纪律、劳动报酬、财务管理、管理机构等诸多问题,分别做了规定和说明。

在工厂,则改变过去在国营工矿企业实行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转而实行厂长负责制,并建立起厂长——车间主任——工段长的三级负责制度。一线工人实行岗位责任制。

在思想文化领域,两位年轻人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引发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唯心论倾向”的批判,并延伸到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思想文化领域泰斗级人物胡适思想的批判。著名诗人和文艺理论家胡风上报中央一份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在下一年引出一场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运动,胡风以及和他的观点相近的一些人,也从宗派集团成了“反革命集团”。

在西部,新建的青藏公路和康藏公路正式通车。这两条公路把内地和辽阔的西部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与此同时,新疆部分解放军官兵由作战部队改为生产建设部队,承担屯垦戍边任务。他们在塔克拉玛干和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边缘的亘古荒原上,在绵延2000多公里的边境沿线,开垦土地,兴修水利,发展工业,掀起一场大生产运动。

在国家关系上看,中国做了两件构建秩序的大事。4月,中国和印度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文件中正式写入周恩来提出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随即成为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周恩来这年还率中国代表团到瑞士日内瓦,参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坐下来同美国、英国等西方大国打交道,第一次走出国门主动参与构建相应的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