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慈善仅仅是善吗？

我在其他的随笔中谈道，慈善是随着不平等的出现而逐渐形成的社会制度，是基于人的慈悲和初心产生的缓解不平等的一种社会制度，这一社会制度也是矫正人类贪婪自私行为的一种机制。这是从本质主义视角看待公益的元问题。虽然这一视角也有着功能主义的色彩，但是这一理解依然是狭义的。本质主义论者可能只会把慈善的这种功能看作是一种外部性，但是要把慈善真的看作是本质主义的东西，证明起来难度颇大。传统慈善除了从本质主义视角来看，其产生的功能主义的社会效应显然是相对单一的，从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特点来看，慈善的社会功能远远大于仅仅是针对不平等这样一个广泛存在的社会现实。

理解中国的传统慈善脱离不了中国人传统的家和国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系列社会实践。中国乡村的社会生活围绕着家族、宗族、村落的秩序展开，这就是费孝通先生讲的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乡村社会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都与差序格局为主要特点的乡村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相联系。差序格局的生产关系奠定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伦理和基本秩序。在这样一个体系中，家族、宗族、村落，不同社会关系圈内的生活质量和福利、机会的均等化，以及乡村成员在年老、疾病、婚嫁或发生灾难时能够得到必要的互助，这些都是维系乡村社会稳定和秩序的基本实践。在此条件下，慈善成了乡村社会维系家庭和社区基本秩序的社会机制。这一机制其实也不仅仅是乡村社会的普遍社会实践形式，在非洲通常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行为。我过去十多年在非洲从事发展实践工作，经常遇到非洲的同事说，他要照顾家人，仔细聊起来发现，他要照顾的这个范围是很大的。我有一位在国际民间组织工作的朋友，他是加拿大人，夫人是苏丹人。我问他娶一位非洲的夫人，有何感受？他说，你千万不要娶一位非洲的夫人（他不是歧视，而是在开玩笑）。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娶一位非洲的夫人，就会娶进她全家人，甚至娶进全村人。直到今天，即便我们生活在城市，大家还是习惯把父母带在身边，父母也愿意帮我们带孩子。西方人对于我们这种以家为核心的社会实践形式感到非常困惑，原因其实很简单，西方是个体主义为主的社会，平均主义是传统集体主义社会的重要特点，相应的社会实践形态也有差异。在传统的乡村社会，慈善相当于一种平均主义的福利制度，它确保了家庭成员和社区内部基于平均主义的社会秩序。

传统的慈善行为涉及捐赠和获取福利的机会让渡，这意味着捐赠者财富和福利的损失，因此必须要有一套能够鼓励施善的信仰体系，中国人讲的福、命、报就可以发挥此作用。首先，为了抑制人们不切实际的期望，中国人讲命，富贵都在命。同时，中国人又讲报应，从而形成了激励善行的信仰话语，讲福多了不可尽享，要让渡，福不可逾，福多了会有报应。人们为了维护福，就会让渡出财富，以求好的报应。这些伦理信仰直接指导了中国人的传统慈善之举。仔细想想，很多发财的人做慈善，多多少少都有着这样功利性的考量。这是从社会功能角度讲慈善的社会功能的外延，当然不是本质主义的观点，但似乎也是普遍的社会实践。没有人做慈善是因为怕福多了有报应，人们总是说要做好事，这背后其实人们想得更多的还是报应。虽然有钱人会在家里放一些神佛，以求富贵平安，人们也会不断祈祷来保佑自己的财富平安，但很多人还是觉得要做善事，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做善事，才能真正保平安。

这样的社会实践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说辞，在传统乡村里的义田制、公仓、舍饭都是由此形成的具有慈善公益色彩的社会实践形式。传统的慈善行为还与财富、声望、统治、阶级等相互联系，嫉妒几乎存在于所有的社会形态中，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传统社会中的富人，一旦财富超出平均水平，即存在与其生活的社会脱钩的风险。如果不想选择离开他所生活的社会，那么慈善就成了他维系自身威望和地位的重要工具。义举为乡村社会的富人带来了巨大的回报，施善在乡村维系了他们作为善人的威望。这样的回报又使这些富人能够有效地进行财富的生产与再生产。从某种意义上讲，施善的范围越大，他收到的回报越高，同时他财富的生产和再生产也会越兴旺。

乡村社会里并不必然憎恨富人，但是吝啬的富人显然会遭遇巨大的反抗。在乡村社会中，义庄、善堂、义会都是由富人发起组织的，他们通过益田、学田等基本的制度形式形成了在传统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慈善义举。中国人的这种传统慈善实践，不仅仅表现在乡村人的实践方面，还表现在家国情怀方面。其实这些都与财富的生产和再生产紧密相连。前几年，媒体上报道刘强东回乡给村民发现金，衣锦还乡是那些离开家乡发了财的人非常普遍的社会实践形式。很多成功的商人都会有建设家乡的义举，我们却很少听到西方国家也有类似的事情，因此，中国人基于家和国的情怀始终都会影响着中国人的慈善。中国人的荣辱观是出来闯世界如果不能衣锦还乡，很多人都会选择不回家乡。带着一车的现金回到贫困的村庄，乡亲们给予他的巨大荣誉感使成功人士产生了巨大的激励，这样的激励又鼓励他挣更多的钱。我们今天做扶贫，很多成功人士都纷纷捐钱，这里的慈善又被赋予了政治的内涵，但尽管如此，我们生活在自己文化中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些成功人士都无法摆脱命、福、报这些文化信仰的影响，也无法走出家国情怀的价值观。这并不是在对这些观念和行为进行批判和赞扬，而是希望能够厘清中国人慈善公益发展的思想和实践基础。现在的公益都讲第三部门、社会创新、互联网公益，讲解决社会问题、企业社会责任，中国已经进入以现代经济社会文化为主导的现代化阶段，市场的组织形式、国家的治理、社会的组织都已经不同于传统社会。在这样的条件下，发育中国的慈善与公益显然需要现代化的公益。但是，完全抛弃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也会让中国现代公益有时候显得没有着落。公益界的很多学者都在研究中国的传统慈善，我想他们的初衷也主要在于能否挖掘这样的思想资源：在从传统回到现实的新潮流中，我们是不是有必要来挖掘一下中国传统慈善的现代意义？如果能够把中国的传统慈善与现代公益做到有机衔接，那么中国的公益可能就会真的成了中国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