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京派将领

1933年8月左右，沈从文与友人杨振声离开青岛来到北京。那一年9月5日，周作人的日记写道：

杨金甫、沈从文二君来访。

同月的14日日记又载：

上午以稿送给沈从文君。

此后，周氏日记，不断出现二人通信的字样。到1934年底，两人的信件往来，有五十五封之多。沈从文在1925年就和周作人等人办的《语丝》发生了联系，在上面发表过小说。这次与苦雨斋主人交往，乃为了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周作人自然成为沈从文的首选作者。因为那时候在沈氏的眼里，苦雨斋主人乃学林与文坛高手，其学识与文笔，是外人不及的。介入《大公报·文艺副刊》不久，沈从文就渐渐感受到了以周作人为核心的京派的力量。废名、俞平伯、徐志摩、刘半农等人，均引起了他的注意，也和众人成了朋友。他后来自觉站在京派立场，挑起“京派”与“海派”之争，是对苦雨斋内外京城文人文化认同的必然结果。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生于湖南凤凰县，十四岁从军，二十岁来京漂泊。他未考上过大学，后来因小说成就卓著而登上文坛。1934年，是他创作的高峰期，那一年发表了著名的《边城》《湘行散记》，一时名振四海。不过，那一年较为重要的是，他在年初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论“海派”》和《关于“海派”》诸文，刺激了文坛。一时间鲁迅、徐懋庸、曹聚仁等人，都卷入了争鸣。沈从文带着对周作人、废名欣赏的态度看上海的文人，自然觉出了他们的短处，可说是以“京派”之长，讥“海派”之短，道理是明净的。严格说来，沈从文与苦雨斋诸人，算不上挚友，相交亦淡如清水。三十年代，他与周作人、废名、俞平伯等人，参加过北平后门慈慧殿三号朱光潜家中的读诗会，彼此点头相交，并不过热。但那些交往，使他感到了苦雨斋诸人的分量。在论述废名的时候，沈氏写道：

从“五四”以来，以清淡朴讷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且俨然成为一特殊风格的提倡者与拥护者，是周作人先生。

无论自己的小品，散文诗，通通把文字发展到“单纯的完全”中，彻底的把文字从藻饰空虚上转到实质言语来，那么非常切贴人类的情感，就是翻译日本小品文，及古希腊故事，与其他弱小民族卑微文学，也仍然是用同样调子介绍给中国年轻读者。因为文体的美丽，一种纯粹的散文，时代虽在向前，将不容易使世人忘却。

周先生在文体风格独特以外，还有所注意的是他那普遍趣味。在路旁小小池沼负手闲行，对萤火出神，为小孩子哭闹感到生命悦乐与纠纷，用平静的心，感受一切大千世界的动静，从为平常眼睛所疏忽处看出动静的美，用略见矜持的情感去接近这一切，在中国新兴文学十年来，作者所表现的僧侣模样领会世情的人格，无一个人有与周先生相似处。

但在文章方面，冯文炳君作品所显现的趣味，是周先生的趣味。由于对周先生的嗜好，因而受影响，文体有相近处，原是极平常的事。用同样的眼，同样的心，周先生在一切纤细处生出惊讶的爱，冯文炳君也是在那爱悦情形下，却用自己一支笔，把这境界纤细地画出，成为创作了。[34]

在这里，沈氏把周作人、废名二人，看成新文学的主力，抑或京派的将领，内心有着深深的眷意。沈从文的创作，在某些方面，也受到了二人的暗示，比如都不屑于诗史、宏大叙事，关注的是性灵与善，并希望以善调动人的心绪，从中提升自己的灵魂。他们内心的相通，实在是精神气质较为接近的缘故。后世研究京派文化者，偶把沈氏与苦雨斋联在一起，不是没有道理。

很长一段时间里，沈氏一直珍爱着对周作人的友情。直到晚年，和友人谈及自己的创作时，把周氏对他的称赞，当成一种荣誉。周作人确乎也喜欢沈从文的文字，1934年在《人间世》杂志“我最爱读的三本书”栏目上，周作人将沈氏的《从文自传》列为最喜欢的书之一。除希本著《木匠的家伙箱》、蔼理斯《我的告白》外，《从文自传》竟占据了周氏书房的要位，也证明了作者的魅力。他们彼此的欣赏，也影响了与别人的交往。大约也是1934年，巴金去日本前，曾在《文学杂志》发表了短篇《沉落》，作品批评了周作人等人，引起了沈从文的不快。巴金后来在《怀从文》一文中回忆说：

他为什么这样生气？因为我批评了周作人一类知识分子，周作人当时是《文艺》副刊的一位主要撰稿人，从文常常用尊敬的口气谈起他。其实我也崇拜过这个人，我至今还喜欢读他的一部分文章，从前他思想开明，对我国新文学的发展有过大的贡献。可是当时我批判的、我担心的并不是他的著作，而是他的生活、他的行为。从文认为我不理解周，我看倒是从文不理解他。可能我们两人对周都不理解，但事实是他终于做了为侵略者服务的汉奸。[35]

巴金喜欢以道德的尺度看事，沈氏则有些从学理和性灵视角读人，二人总有些区别。对沈从文而言，周作人是逆俗的智者，认识他并不容易。正像左翼人士，许久以来不理解沈氏，内心的苦衷、隐情，并非人人知道。曾经沧海的他，对此有着别人少有的体味，巴金于此和他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1937年，卢沟桥事变，文人纷纷南下。8月12日，沈从文与朱光潜、杨振声等人亦匆匆离京。周作人却留在了故都。常风先生在《留在我心中的记忆》一文，谈及了南下后的沈从文与周作人的关系，或许有些价值吧：

抗战八年中沈先生写给我的信都很长……他头两三年信中差不多都问讯周作人，南行的朋友都很关怀他。我把沈先生的信给周作人看。他很喜欢这些信，称赞信写得很美。对朋友们的惦念周作人很感激，但是他不能离开北平。有时我多天不到周家，周作人曾写信问有没有从文来信。在周作人下海之后，沈先生在信中就不问讯他了。[36]

我曾经说过，沈从文在小说里，常常淡化了时代，像一种人性的实验室，将人间的美丑、苦乐过滤着，清理着。作者处理笔下的人物，看似宁静、冲淡的，却也隐含着苦楚。细想一下，周作人好似也有这一点，不过更学究化罢了。不知怎么，如今读一读《雨天的书》《自己的园地》，偶也联想起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湘西》诸书，好似彼此有相通相近的气脉。也许是后者受惠于前者，也许是一种偶合。至于二人为何那么彼此翕合，那就说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