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的重要精神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访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全国红色文化研究会顾问张全景
王岩[1]
【张全景简介】山东省平原县人，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全国红色文化研究会顾问，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十四次、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撰写的文章有《农村要致富 必须建设好支部》《沂蒙巨变看党建》《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吗？》《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马恩著作的学习》《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县委书记谷文昌》《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尽善尽美唯解放”——纪念王尽美同志诞辰120周年》《县委书记要像杨贵一样勇于担当》《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初心》《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密切联系群众的社区干部吴天祥》等。主编著作有《干部人事工作概述》《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论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人》，策划编辑《中国吏部研究》（安作璋主编）等书。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他把文化自信提高到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他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3]即把传承红色文化作为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他还强调：“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4]可见，习近平不仅重视文化的作用，还特别强调红色文化对于我们国家和民族兴盛存亡的重要作用。那么，何谓红色文化？红色文化所蕴含的精神特征有哪些？如何传承红色文化？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全国红色文化研究会顾问张全景。
访问者：作为研究我国红色文化的资深专家，您是怎么理解红色文化的？
张全景：近代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中国人民长期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红色文化应运而生。“红色”代表着希望、胜利、勤劳、勇敢、创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流血牺牲等，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价值追求和中华民族精神内涵最贴切的象征。“红色文化”的本质特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它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真理性，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制度、政治信仰、政治作风、政治道德、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方面的综合体现。它有着鲜明的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为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精神的标识，红色文化具有以下鲜明特征。
第一，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把红色文化称为“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5]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古老中国迎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曾深刻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6]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赋予了红色文化科学进步的品质，“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7]这成为教育引导人们与腐朽的封建礼教和追求霸权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资本主义价值观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在红色文化的激励下，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起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又经过70多年的艰苦奋斗，实现了从“一穷二白”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飞跃，终结了近代世界历史上蔑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时代。
第二，红色文化是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结晶。红色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实践中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产生的。古圣先贤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思想财富，比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中国共产党人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英勇不屈、奉献牺牲、团结协作、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民族精神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革命战争时期产生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产生了“两弹一星”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雷锋精神；改革开放时期产生了改革创新精神、开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逐渐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成为激励人们矢志不渝、开拓进取的强大精神支柱。
第三，红色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红色文化不是为少数人自娱自乐的文化，它来自人民，服务于人民，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养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940年1月，毛泽东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指出，“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8]1942年5月，他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9]在这些光辉思想的指导下，大批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诞生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创作的《大刀进行曲》《白毛女》《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吕梁英雄传》等作品，发挥了鼓舞士气、同仇敌忾、消灭敌人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铁道游击队》《五月端阳》《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红旗谱》《创业史》《山乡巨变》《青春之歌》《英雄儿女》等作品，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道德理想与价值追求，成为滋养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食粮。
第四，红色文化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文化。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的历史，是一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历史，红色文化尽显了这种精神。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10]“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11]各族人民群众、广大共产党员在异常艰险的情况下，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无私无畏精神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群众满腔热情，以气壮山河的冲天干劲发展生产，各条战线取得了伟大成就。比如，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女医药学家屠呦呦，正是参与了1967年由毛主席确定的“523任务”（防治抗药性恶性疟疾援外战备紧急军工项目）而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还有像钱学森、邓稼先、孟泰、马恒昌、王进喜（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焦裕禄、谷文昌、杨贵、孔繁森、吴金印、李国安、李素丽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访问者：正如您所说，红色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实践中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产生的。红色文化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文化。传承红色文化需要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斗争精神。那么，我可不可以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的内在精神特质来理解？
张全景：可以这么理解。我上面说的，毛泽东提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种精神也包含斗争的精神。不光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一贯主张发扬斗争精神。在《共产党宣言》中 “斗争”一词就使用了32处之多。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一生说，“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12]正是因为有这种斗争的精神，不仅诞生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指导理论，还诞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实践。正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种斗争精神，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社会革命和改革开放，才能赢得胜利，取得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正是在这种斗争精神中奋勇开拓、砥砺前行，中国共产党才形成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鲜明政治品格，凭借直面问题与挑战的斗争精神，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斗争精神丰富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内涵，是红色革命基因的身份标识，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内在的精神特质。
毛泽东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光辉典范。他的一生，也像马克思一样，是斗争的一生，是与各种落后、黑暗、反动势力做斗争的一生。早在青年时期，他就提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从来不信邪、不怕“鬼”、不服“霸”，他身上有一股充斥于天地之间的阳刚之气、浩然正气。他说：“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13]他提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4]“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15]“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16]等思想，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夺取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在美国等17国联军侵略朝鲜时，他高瞻远瞩，果断出兵，敢于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交手，以高超的战争艺术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这是近代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胜利，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打出了全民族的自信，打出了几十年的和平局面。1962年1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17]
光辉的毛泽东思想是在斗争中诞生并发展的，是“破”中求“立”，破的是反动、黑暗、错误，立的是大道、光明、正确，贯穿其中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我们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从中汲取解决问题的智慧，增添前进的精神动力；要大力发扬毛泽东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综观古今中外的历史，一个大国的崛起一定是斗争出来的，与“狼”打交道，就应该遵循“狼”的法则。当然，我们讲的斗争并不是蛮干，逞匹夫之勇，而是把政策和策略当作党的生命，什么时候都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找准突破点，但首要的是树立起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气神。毛泽东的一生是向各种黑暗、落后势力斗争的一生，任何魑魅魍魉在他面前最终都会“烟消云落”。这是一种骨气、自信和智慧，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毛泽东思想是一座高山仰止的丰碑，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好好继承，从中汲取前进的动力和斗争的智慧。如果攻击、歪曲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就会亡党亡国。我们对这些错误乃至反动的思想，不可等闲视之，必须坚决进行斗争。
习近平关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也是一以贯之的。他明确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18]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强调，“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19]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再次指出，“要培养斗争精神，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风骨、气节、操守、胆魄”。[20]2019年1月，习近平又一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敢于斗争，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年轻干部要到重大斗争中去真刀真枪干”。[21]2019年9月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他又全面系统地提出了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的要求。可见，习近平关于斗争精神的论述是一以贯之的。
习近平关于发扬斗争精神的重要论述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必须深刻把握其思想内涵，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提高斗争本领，抵御执政风险，维护执政安全。随着我国主要矛盾的变化，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涵盖领域的广泛性、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进行伟大斗争形势的复杂性”[22]等显著特征，这些相互交织因子的叠加，带来的风险隐患给党的建设和长期执政提出了更高要求。基于此，如同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23]在新形势下，摆在眼前的是异常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是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的内外因素，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顺应时代大势，一如既往地发扬斗争精神，才能经受住风云变幻的世界形势的挑战，才能在各种风浪考验中得到革命性锻造，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实现长期执政，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党的十九大号召全党要“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24]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25]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26]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重要关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还面临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在新的长征路上，牢牢把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时代主题，发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奋斗精神，坚持不懈接力奋斗，长期艰苦奋斗，共同努力奋斗，矢志顽强奋斗，永远为了真理、为了理想、为了事业而斗争，用过硬的斗争本领，壮大同困难风险斗争的力量，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访问者：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扬斗争精神的重要论述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您认为新时代我们应该如何贯彻落实这一重要论述？
张全景：发扬斗争精神，就是要强化风险意识，增强忧患意识，保持高度警惕，未雨绸缪，全面增强驾驭风险本领，全面提高防范风险和处理各种复杂矛盾的能力。这要求我们每一位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做到四个“必须”：必须警惕躺在功劳簿上居功自傲、夜郎自大；必须常观大势、常思大局，对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加以及时研判；必须牢牢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各项工作的主动权，“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27]必须自觉地参与“四个伟大”的实践。
展开来说，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扬斗争精神的重要论述具体可以从五个方面贯彻落实。
第一，要突出抓好意识形态领域和金融领域的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有了很大的改观，特别是国庆70周年纪念活动有声有色，受到党内和社会好评，但斗争仍然是艰巨、复杂和长期的。毛泽东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28]有些人歪曲篡改党的历史，污蔑党的领袖，污蔑英雄模范人物，为被打倒的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歌功颂德，鼓吹“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想。对此，我们要进行坚决斗争。对于一些敌对势力在我国策动“颜色革命”，向我们内部渗透、收买汉奸和叛徒的图谋，要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防患于未然，消灭其于萌芽状态。金融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敌对势力在金融领域对我们的进攻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苏联解体后，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洗劫一空，代价是惨重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万万不可麻痹大意。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东南亚新兴国家的迅猛发展势头中断，教训惨痛，殷鉴不远。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发展金融的经验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我们的薄弱环节必然是敌对势力战略布局、战术进攻的重点，而且从金融领域暴露的一些问题来看，不仅有敌对势力的进攻，也有内部人的策应；不仅有经验不足、人才缺乏的问题，也有敌情意识不强、预判能力不足的问题。应从国家层面搞好顶层设计，大力吸纳选拔优秀专业人才，建立“国家金融安全部队”，织密法律制度的防护网，储备好“杀手锏”，尽快筑起安全防线。
第二，必须始终保持忧患意识。经过99年艰苦卓绝的拼搏奋斗，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们不甘心看到一个强大中国的崛起，他们最满意的中国是1840年的中国，一盘散沙，任人宰割。他们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贸易、金融等全方位对我们进行围追堵截，步步紧逼。打压中兴、华为，搞贸易摩擦，插手台湾问题，策动香港暴乱，出台“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等，都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国内他们千方百计培植代理人，收买汉奸、叛徒，这些伎俩与推翻苏联如出一辙。对此，我们必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习近平再三强调要树立忧患意识、危机意识，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另外，我们通常讲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无产阶级的分析方法。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一是唯物史观，二是剩余价值学说，[29]我们要深刻领会。一方面要充分肯定取得的伟大成就，这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四个自信”，而不会妄自菲薄；另一方面更要看到面临的问题，这令我们清醒警觉，而不会松懈麻痹。有风险、有问题不可怕，看不到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意识不到风险才是最大的风险。一些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被查处，说明党的自身建设任重而道远。贫富差距拉大，一些民生领域问题突出，一些地方爆发群体性事件，说明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还要下更大功夫。社会上出现的奢靡之风、浮躁之气、道德滑坡，说明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绩观的教育上还要下很大功夫。古人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现在更要这样讲。要深入学习习近平的思想，并结合各个领域的具体工作真正贯彻落实，首要的则是要从思想上筑起坚固的防线。
第三，在党内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敢于同错误思想做斗争，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正如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所指出的，“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30]党内思想斗争是客观存在的，绝不能回避、躲闪，更不能当“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老好人，如果不讲原则，一团和气，就会削弱党的战斗力。必须严格党内的政治生活，严肃党的纪律，发扬延安整风精神，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坚决抵制和反对“个人主义”“本位主义”“自由主义”，特别是渗入党内的形形色色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绝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关系到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关系到每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要及时清除思想上的灰尘，正风肃纪，牢固树立“两个维护”意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敌我交战最危险的是“第五纵队”。苏联在付出巨大牺牲的卫国战争中没有垮台，却在成为超级大国之后解体，可见如果党的自身出了问题，就会丧失执政地位，宏伟的事业就会前功尽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强烈的使命担当，敢于涉险滩，跨崎岖，敢于啃硬骨头，狠抓反腐败斗争，“打老虎”“拍苍蝇”，以“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3亿人民”的无畏精神、为民情怀，持续推进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我们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一抓到底，保持党的肌体的健康。建党时所处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外有“三座大山”压迫，内有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建立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从党的一大制定的第一个纲领起就对党内政治生活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正是凭借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虽然历经无数艰难险阻的考验，党组织都打不倒、压不垮、冲不散、砸不烂，不断发展壮大，党员人数从50多名发展到如今9000多万名，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成为“赖以拄其间”的中流砥柱。实践证明，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保证，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特征，是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金钥匙”，广大党员锤炼党性的“大熔炉”，纯洁党风的“净化器”。每一名党员既然选择了加入中国共产党，就要接受纪律的刚性约束，这是无条件的，是不能讨价还价的，这也是每一名党员健康成长的根本保证。
第四，在国际上要与敌对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在接近目标实现的时候，就越是会遇到阻力和困难，正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列宁曾经深刻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垄断的资本主义，垂死的资本主义。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证明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当然，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帝国主义的霸权、垄断、战争的本质是不会变的，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变世界的图谋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一定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指引下，在国际上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既要立德又要树威，该出手时就出手。要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中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制定相应的战略战术，找准克敌制胜的突破口。国际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他们在搞垮苏联后把目标对准了中国，对我们实行“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图谋从来没有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时任美国情报部门高级官员的艾伦·杜勒斯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1956年后，约翰·杜勒斯进一步提出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奥巴马曾说过，如果让13亿中国人过上与他们一样的生活，那将是一种灾难，更不要说亚非拉等贫穷国家。特朗普把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不仅搞贸易摩擦，还插手台湾问题，煽动香港暴乱。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教训很值得我们深思。我曾到俄罗斯与俄共领导人探讨过苏共失败的原因，发现既有政治原因又有经济原因，政治原因是主要的；既有内因又有外因，内因是主要的；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主要的；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现实原因是主要的。外因不可忽视，内因起决定作用，经济原因与政治原因相比，政治原因是决定因素，“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党的自身出了问题就会丧失政权，宏伟的事业就会前功尽弃。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即使取得了胜利，也还会有失败的危险，“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有风险、有问题并不可怕，看不到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意识不到风险才是最大的风险。
第五，要强化人民战争观念。“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31]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党领导的事业为了人民，也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当年的“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如今要取得新的伟大斗争的胜利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一些党员干部严重脱离群众。他们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油水关系”甚至是“水火关系”，把人民群众当“刁民”或“麻烦的制造者”，千方百计防着、躲着人民群众，甚至为了自己的政绩和私利强占农民土地，侵占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非常危险的。贯彻群众路线要有切实可行的举措。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落细，让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畅通下情上达的渠道，及时化解矛盾，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要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用适当的方式组织起来，使人民群众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始终团结在党的周围，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共同抵御各种风险和考验。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这种材料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在战争年代，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不怕砍头，不怕牺牲；和平建设时期，“工人阶级一声吼，敢叫地球抖三抖”，农民兄弟勇斗穷山恶水，夺取农业丰收。今天，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人民为中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1]王岩，哲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是革命文化、文化软实力。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 40～41页。
[3]习近平：《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光明日报》2005年6月21日。
[4]习近平：《“共和国是红色的”（ 两会现场观察）》，《人民日报》2019年3月5日。
[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515页。
[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516页。
[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07页。
[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08页。
[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57页、第863页。
[1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62页。
[11]《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24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602页。
[13]《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51页。
[1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3页。
[15]《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8，第207页。
[1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455页。
[17]《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302页。
[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16～17页。
[1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第13页。
[20]习近平：《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勇于担当作为，以求真务实作风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人民日报》2018年12月27日。
[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第223页。
[2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第516页。
[2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15页。
[2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1页。
[2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15页。
[2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49页。
[2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第73页。
[28]《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153页。
[29]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
[3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306页。
[3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5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