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亚国家投资、经济技术合作与政策选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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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节 研究意义、视角及方法

一、问题的提出

数百年前,我们的先辈筚路蓝缕,穿越草原沙漠,开辟出连通亚欧非国家的陆上丝绸之路;我们的先辈扬帆远航,穿越惊涛骇浪,闯荡出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古丝绸之路打开了各国友好交往的新窗口,沟通了东西方文明,丰富了沿线各国人民生活,推动了世界文明进程,书写了人类发展进步的新篇章。

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条路所承载的精神,历千年而不息,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1]

今日中国之“一带一路”倡议,连接历史与未来,沟通中国和世界,旨在弘扬丝路精神,为古老的丝绸之路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以东方智慧为全球发展探寻解决之道。

长期以来,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在经济、科学和文化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在丝绸之路鼎盛时期,中亚地区是中国与欧洲之间交流的桥梁与纽带,是商业、金融等的中心。与此同时,中国一直是中亚国家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的一个重要来源。出于历史的原因,当中亚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时,它与中国腹地的经济关系开始减弱。尤其是在苏联时期,中亚地区作为苏联的一部分,与中国的关系实际上一度是崩塌的。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中亚国家独立,拥有丰富资源和特殊战略位置的中亚地区新的地缘经济重要性潜力空间已经形成。随之,中国追求的是扩大与这些年轻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在经济、贸易、外交上,中国是中亚国家的合作伙伴和重要的投资力量。近年来,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投资、贸易和经济关系,得到了快速发展。

本研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紧密结合中国—中亚国家投资环境、经济与技术合作实际情况提出的,因此,首先将对“一带一路”基本含义、意义及机遇与挑战作一简单介绍,希望通过中国—中亚投资环境评价、经济与技术合作模式的研究,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落实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一带一路”的基本含义

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日益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人类战胜困难的手段从未像今天这样丰富。

从现实维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界。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热点地区局势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

从中国情况看,我国处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社会发展呈现出新常态,“三去一降一补”面临新考验,投资需求面临如何深入发展的新问题。为了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和东盟时,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英文全称译为“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简称“一带一路”,译为“the Belt and Road”,英文缩写为“B&R”)。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就“一带一路”建设规划发表主旨演讲,“一带一路”的官方规划正式出台。其倡议构想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另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随着各国和各地区的细则逐步出台,蓝图渐渐清晰,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系列务实合作也逐渐开始萌芽、繁茂。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建设成果丰硕。[2]

(二)“一带一路”的基本内容

“一带一路”的基本内容应该说目前还处在进一步探讨或研究的阶段,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共识是“一带一路”应优先发展互联互通。具体来说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逐步实现五通:一是政策沟通。通过领导人、部门、地方等各层次进行政策对话。二是道路联通。既有传统的公路、铁路、航空、航运、管道等的联通,也有电力、电信、邮政、边防、海关和质监、规划新领域的联通。三是贸易畅通。重点促进贸易或投资的便利化。四是货币流通。包括推广本币结算和货币互换。五是民心相通。促进不同文明和宗教之间的交流对话,推进教育、文化交流,发展旅游。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着古丝绸之路,东起陕西西安,途经兰州、乌鲁木齐,连接西北五省区,贯穿中亚、西亚,至俄罗斯莫斯科、欧洲波罗的海、地中海沿岸,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加强我国与中西亚及欧洲国家的能源合作、经济贸易及互联互通。同时,由重庆出发,向西南经过云南和滇缅公路,直达中印孟缅经济走廊,进入阿拉伯半岛,经埃及至北非,贯穿西南四省区,构成南线丝绸之路经济带,加深了我国西南地区与南亚、西亚、北非各国的交流及贸易往来,串联起我国与内陆腹地国家及欧洲经济圈能源矿产资源的运输,铁路建设得到长足发展。2015年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正式成立,我国认缴资本500亿美元(约占总资本的50%),为最大股东。目前,由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发展到了70个成员国,为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首批资助了孟加拉国电力配送升级和扩容项目、印度尼西亚的国家贫民窟升级改造项目、巴基斯坦高速公路项目和塔吉克斯坦公路项目等,总计7亿美元。亚投行的成立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有助于推动亚洲经济体互联互通和一体化进程,也有助于带动国内的产业发展。[3]

(三)“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意义

1.“一带一路”——沟通历史与未来之路

“一带一路”具有丰厚的历史积淀性和延续性,古代的丝绸之路闻名于天下,时间上跨越先秦到明清上下2000多年,地域上连接亚、欧、非三大洲。丝绸之路不但是古代东西方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也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编织了沿途各国人民友好往来、互利互惠的动人故事。

今天的“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在当今世界政经版图上的开拓和铺展。“一带”包括陆上三个走向,一是从中国出发经中亚、俄罗斯到达欧洲;二是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三是中国到东南亚、南亚、印度洋。“一路”主要指海上两条走向,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经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经南海到南太平洋。对内,“一带一路”涵盖2个核心(新疆、福建)、18个省份、7个高地、15个港口、2个国际枢纽;对外,“一带一路”得到了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响应,覆盖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这一宏伟蓝图将不断拓展各国发展繁荣的梦想。[4]

今天的“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开放包容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光大。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共赢合作已经站在新的起点。“一带一路”正是筑牢“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实践,《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也明确“一带一路”秉承“和谐包容、互利共赢”原则。

“亚洲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和谐包容、互利共赢”原则顺应了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本质上有别于美国主导的,以拯救欧洲经济为名,实行对外经济扩张、巩固自身全球霸主地位、遏制苏联崛起的“马歇尔计划”。[5]

“亚洲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和谐包容、互利共赢”原则有利于各参与主体进一步共享合作。不仅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也要创造一个包容性的发展平台,打破领土纠纷、政治制度和宗教文化差异等各种合作障碍,让沿线任何有合作意愿的国家自愿平等地参与,共商、共建、共享经济发展之路,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

2.“一带一路”——改革开放新格局之路

从“战略突破”主要竞争对手在东部、南部构筑的三条“岛链”和“新月形”包围圈看,“一带一路”不但打开了地缘政治新格局,而且巧妙化解了当前国家发展的诸多不利局面,从无形的人类价值、发展理念到有形的互联互通、商贸物流、投资建设,从战略层面统筹解决了当前国内经济发展新格局、改革开放再出发、化解产能过剩、加强能源安全、金融和人民币国际化等重大问题,为国家发展开辟了更大更高的新格局。

(1)“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深层次塑造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将促进东部地区的转型升级和对外投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开拓创新和寻求突破的过程。经过40多年的率先对外开放,我国东部地区企业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和海外投资加快发展的新问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可以逐步形成东部地区连接东欧、西亚和东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为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巩固和发展我国同东南亚的经贸关系,同时可以逐步辐射到南亚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扩大中国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将使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从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不断推进,经济发展的地域格局得以优化。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形成于2000年之后,同东部沿海相比起步较晚,必须加快对外开放。建设陆上丝绸之路,与相关国家将建立中欧通道铁路运输、口岸通关协调机制,打造“中欧班列”品牌,建设沟通境内外、连接东中西的运输通道,可以成为扩大中西部开放、打造中西部经济升级版的主引擎。[6]

总体而言,201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超过1.2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4。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增加游客数量约5亿人次,使周边国家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率先受益。中国将与沿线国家对接发展战略,推进贸易、产业、投资、能源资源、金融以及生态环保的合作,深化城市、港口、口岸、产业园区的合作,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协助当地增加就业、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由此“一带一路”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2)“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大规模消化中国的过剩产能

在中国经济已经步入“新常态”、增速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的情况下,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尤为重要。然而,中国原有的“以量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金融危机时期的4万亿元刺激措施更是加剧了产能过剩矛盾,影响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已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迫切需要调整。

市场调整达成均衡无非是通过供给与需求两个途径,或者增加需求消化过剩产能,或者减少供给淘汰过剩产能,后一种方式影响就业,与当前的“保就业”底线思维模式相抵触,因此,扩大对外输出产能成为消化过剩产能的最优途径,而且从历史上看,美国在20世纪20—30年代、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也都实现了过剩产能向全球的成功输出。

“一带一路”周边大部分国家基础建设相对落后,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经验丰富,相关的钢铁、水泥等领域产能过剩。通过基建和产能输出,双方需求高度契合,从而实现过剩产能的化解。

(3)“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从新高度塑造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实施改革开放,2001年加入WTO,这两次开放大手笔都带来了中国经济腾飞,如今中国又站到了新的历史关口: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将是中国继加入WTO之后又一次重大的历史性变革。如果说中国通过加入WTO获得了通往国际市场的机遇,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全球化;那么,设立自由贸易区将开启中国第二阶段的全球化:自由贸易区战略将和“一带一路”相辅相成,以“一带一路”为纲、以自由贸易区为目,将对外开放步伐持续推向新高度。

回顾2013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为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新的经济试验田。在此基础上,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及进一步深化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方案,自贸区2.0时代正式起程。[7]

对外,中国正在与多个国家构建自由贸易区,其中10个自由贸易协定已经签署实施,9个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谈判,还有4个自由贸易协定启动了可行性研究。我们看到,巴基斯坦、东盟10国等不少已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以及斯里兰卡、格鲁吉亚等正在筹划自由贸易协定的相关国家都与“一带一路”建设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可以说,“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更加紧密、往来更加便利、利益更加融合,这将辐射各国和各地自贸区,对外开放方向逐渐清晰:以自贸区战略为切入口,构建利益共同体,最终从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过渡到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塑造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4)“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进一步塑造中国能源安全的新格局

中国的能源安全在当前和未来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能源安全问题一方面体现在进口依存度上,即目前我国能源供应与经济发展模式之间存在突出矛盾:我国进口油气在消费中的占比在不断提高,对外依赖度很高,面临着较大的能源安全隐患。2008年,我国原油及油品合计的进口依存度为56.6%,2014年上升到68%,平均每年提高1.6个百分点。我国天然气的进口依存度也呈快速提升态势,2008年仅为5.99%,2014年已增长为33.2%。

此外,能源安全问题也体现为中国油气进口源和战略通道受制于人。中国油气的进口源集中于中东、非洲,且多为局势动荡地区,而美国未来的外交与地缘政策或许会增加中东局势动乱的可能性。在原油运输通道上,80%的石油海路运输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美伊矛盾时常威胁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马六甲海峡不但海盗频出,而且还是美国控制的全球最重要战略通道之一,中国在两处海峡的航路安全完全受制于人。

展开“一带一路”的规划路线图,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带一路”可以成为维护中国能源安全的支点。“一带一路”贯穿的主要国家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不仅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奇特的地貌,还有一条无比珍贵的能源动脉直通中华大陆。这些国家油气资源丰富,但总体缺乏发展油气产业所需的资金、技术和多元化的出口市场。中国可以依托“一带一路”对俄罗斯、中亚、东南亚、欧盟等主要区域的辐射效应,输出油气管网和输电走廊等能源基建,把能源的产能转移出来,塑造周边地区的区域市场,然后建立能源自由贸易区,使中国成为亚洲能源地缘政治的中心,在这个过程中强化中国的能源安全新格局。

3.“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之路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旺盛,资金支持扮演着重要的助推剂角色。由此,中国组织成立了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投融资机构,成立这些机构的最直接目的是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人民币的国际化可以提供资金流通环境,以此来共同保障“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也必将促进资源互通、设施互联、贸易往来,促进资本输出和贸易结算,推动资本账户开放,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最终完成货物、资本、金融国际化的大战略。

(1)人民币国际化保障“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

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已于2014年12月29日在北京注册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正式成立。按照顶层设计规划,无论成立丝路基金还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唯一的目的就是通过向“一带一路”沿线的公路、铁路、通信管网、港口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信贷支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对于资本输出而言,采用何种货币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若继续采用美元,则“一带一路”建设势必要受到美国货币政策的掣肘,美元币值的变动将直接影响资本对外输出的效率。目前,全球货币政策分化,美国货币政策即将进入加息周期,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资本流动风云变幻,若以美元作为资金载体,将会导致“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不确定性的上升。

过去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偏低,目前人民币境外清算网络尚未开始布局,人民币跨境流动存在诸多不便。尽管“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普遍资金欠缺,但人民币贷款对其吸引力有限。实际上,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必须采购我国产品。在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提高后,使用人民币对相关国家融资,这些国家再用人民币向我国企业采购产品,便是顺理成章之事。由此可见,人民币国际化便利了我国资本输出,相关国家也愿意接受人民币贷款资金,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有助于确保我国的利益不受损害。

(2)“一带一路”为人民币国际化铺平道路

“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是正反馈关系,前者为人民币国际化铺平道路。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我国的出口贡献率已经达到25%,从2013年起,“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中亚和南太平洋各国,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在大批能源、基建合作项目上都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和计价,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势必会增加人民币在相关国家贸易结算和计价中的使用比例。[8]

(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民币跨境授信初具成效

2013年,国家开发银行新疆分行向哈萨克斯坦企业发放人民币贷款3.5亿元,实现了我国对中亚人民币输出的重大突破。2013年8月,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成为全国首个“境内关外”离岸人民币创新金融业务试点区,区内可开展人民币融资业务,享受比深圳前海、上海自贸区更优惠的特殊离岸人民币政策。

此外,除了作为交换媒介,部分周边国家还将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从政治博弈的角度看,未来人民币加入SDR、人民币国际化都需要得到“一带一路”沿线合作国家的支持,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带一路”倡议是人民币提早加入SDR和国际化的助推器。

综上,“一带一路”是在共商、共建、共享中探寻经济发展新格局、自由贸易、全球化再平衡之道,开创了21世纪地区合作新模式,是中国、亚洲和全球的一项伟大战略和实践!

(四)“一带一路”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自习近平主席2013年9月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也带来或将面临一些问题、挑战、风险和困难。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倡议、计划都有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一带一路”倡议是统筹内外的长线工程,发展动力与制约因素并存。

其一,认知上的差异。“一带一路”倡议是一边宣介一边落实,不可能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再干,这往往会引起国内外的认知差异,主要表现为:①信息不对称。从获取有关“一带一路”信息的多少、准确度和权威性方面看,或存在相关方信息不准确、不充足、不及时、不系统等问题。②看法不一致。比如,国内学者怀疑是否经过严密的论证、科学的成本—风险分析,外界怀疑“一带一路”建设的目的到底是经济性的还是战略性的、是提供公共产品还是另起炉灶,等等。③宣传口径的不匹配。一些提法如“桥头堡”“战略大通道”“战略支点”“攻坚战”等,虽然强调了中国特色,但容易引起外界质疑,带有军事意味等。

其二,行动上的差距。中国将“一带一路”作为目前乃至更长时期内的重点工作,而外方很难将其作为优先考虑战略。中国可以做到“中央一分布置,地方九分落实”,而外方的政治文化、管理风格、执行力和效率明显不同。中国政府能提供大量人、财、物、政策等的支持,但外方政府的政权更替往往带来政策的变动,带来内外支撑和保障力度的变化。

其三,风险上的高端聚合。“一带一路”建设本质上是个发展问题,是立足国内、以周边为重点、辐射全球的对外开放战略,是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的展开,也易导致更高层级的“国家风险”,将面临空间维度上的系统联动性、时间维度上的战略长期性、性质方面的应对局限性等高端聚合特性的安全风险。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全球安全环境总体趋紧。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安全困境加剧、发展瓶颈突出、社会治理失衡等系统风险联动。①世界格局转型的风险。大国围绕世界秩序走向与战略地位较量与斗争加剧,各大国均调整内外政策,以各自优势竞争领域为手段,争取在世界格局转型进程中掌握主动权。“一带一路”建设具有资金、技术、能力和地缘优势,是中国从地区大国成长为全球大国的主要战略手段,与各方既有利益交汇,亦存在明显的战略态势竞争,带有战略安全的属性,也就面临世界格局转型的风险。②“走出去”的安全风险。冷战结束以来,大国间的战争条件虽基本可控,但伴随着中东乱局与乌克兰危机,从地中海到黑海、里海直至中亚的古老丝绸之路地缘带涌动着各种风险,而伴随着我国周边所出现的朝核问题,东海、南海纷争联动,中南半岛新老问题交错,印巴局势、以巴问题、中印问题尚待稳定,这一系列问题都增加了“一带一路”“走出去”的安全风险。③全新的体系风险。世界经济体系面临着力量的重新分布和增长结构的分化重组,发达国家试图利用规则、制度和政策优势重新主导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对新兴国家实施贸易保护措施甚至不惜搞贸易战、汇率战和资源能源战,使“一带一路”建设面临全新的体系风险。④外部经济风险。全球性生态、能源、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错综复杂、衍生蔓延、相互联动,加之美国退出“巴黎协定”“TPP”等,形成复合风险,现行的全球治理机制难以有效应对巨大的外部经济风险。

从各种迹象看,中国相关政策部门已注意到战略风险问题并已加以防范,但“一带一路”建设的风险应对,也存在着高难度、高频率、高波动、高联动性等极大的局限性,不可能完全做到趋利避害。

通过以上分析,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验可以看出,哪个发展中国家能够抓住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哪个国家就能够获得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也会给发达国家带来梦寐以求的不断扩张的市场。

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37年间GDP年均增长约9.7%,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6.4%。2009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的出口超过了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2013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的经济总体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9]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堪称“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的情况下,“一带一路”倡议为什么会被提出来?因为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成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国就必须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从国内外历史经验来看,我国应该更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在国际上,我国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应该在国家事务和规则的制定上拥有相应的影响力和发言权。

同时,为应对当前对中国不利的世界格局,转变不符合国内、国际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规律和要求,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9月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同年10月访问东盟时,又在印度尼西亚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旨在推动一个自东向西的横跨亚洲,直达欧洲、非洲的地区发展合作框架,目标是“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建立沿线国家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

从人类历史来看,大国崛起时,一定会提出引领世界未来的合作倡议和价值理念。“一带一路”倡议就承载着这一使命。“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成为世界新领导型国家的标志,也是中国推行新型全球化与新型全球治理的抓手,是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这三重使命将通过“解构西方中心论,展现全体治理新理念”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