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1世纪将是一个对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做出巨大贡献的考古学黄金时代

以上简单的回顾，足以让我们产生一个强烈的印象，即考古发现对古代文明研究所带来的巨大变革并因此而产生的深远意义。1925年，就在李济准备发掘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的时候，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王国维先生即根据清末以来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等发现对国学研究所带来的突破性贡献，发表了《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演讲稿，提出了“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的著名论断。时隔五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另一位导师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里，提出了差不多同样的灼见：“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在王国维、陈寅恪之后八十多年来，中国学者利用考古发现以研究古代文明的实践中，越来越证明了这两位国学大师所做预断的准确与深刻。

王国维称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是一个“考古新发见”的时代，而我们今天所处的新的世纪之交则是一个“考古大发现”的时代。新的考古材料的出现往往使我们应接不暇，重大的考古成果更令我们震撼不已。就在近十年，重要的发现即有如下数例。

关于五帝时代的文明起源：

湖南澧县八十垱新石器早期环壕聚落遗址和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典型城址；

成都平原龙山文化城址；

山西襄汾龙山文化时代重要中心聚落陶寺城址祭祀、观象授时台和宫殿基址。

关于夏代文明：

河南新密新砦期夏代早期大型城址；

河南郑州西北向的大师姑村二里头文化城壕；

陕西商州东龙山二里头文化遗址。

关于商代文明：

河南偃师商城小城城垣；

河南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

河北邢台东先贤商代遗址；

河南安阳洹北商城；

河南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

山东济南大辛庄商代甲骨卜辞。

关于周代文明：

陕西周公庙遗址及甲骨卜辞；

河南鹿邑太清宫周初长子口大墓；

甘肃礼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

山东枣庄山亭东江春秋时期小邾国墓地及青铜器；

山东海阳嘴子前春秋战国墓葬群及青铜器；

江苏苏州真山春秋大墓；

浙江绍兴印山越国王陵；

四川成都战国早期古蜀国大型合葬船棺；

湖北荆门郭店战国中期楚国竹简；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河北江陵王家台秦简、周家台秦简；

湖南湘西里耶秦简；

湖南沅陵虎溪山汉简；

河南新蔡葛陵楚简；

江苏连云港尹湾汉简；

甘肃敦煌悬泉汉简。

李学勤先生认为，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应该是指能够使我们改变对一种文化的认识的发现，或者说这个发现能使我们改变对一个时代的认识。14以上所举的发现，大多具有这种价值。例如，新密新砦夏代早期大型城址的发现，可能将改变我们对夏代早期相关历史之化的传统看法。偃师商城小城城垣的发现将成为夏商之交的年代界标。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现，不仅充实了商代前期后段的考古文化，而且对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性质问题提供了判断依据。大辛庄商代甲骨的发现将使我们对商文化在东夷地区的影响与地位做出重新判断。周公庙遗址的发现可能对古公亶父迁岐的周原遗址做出新的认定，而周公庙甲骨文“哉死霸”的发现又填补了文献记载中月相辞仅见“哉生霸”而不见“哉死霸”的空白。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王家台秦简等一系列战国秦汉简牍帛书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经秦火之后，司马迁以来两千多年一直不得见闻的珍本秘籍，因而将我们带入了一个重新估价先秦两汉学术史的新时代。

总而言之，世纪之交的考古大发现不仅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史的传统看法，而且还引导我们对五帝时代中国古文明的起源以及夏商周三代早期文明发展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做深入的研究。国家“九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功实施和国家“十五”重大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便是考古学发展的必然。我们可以坚信，继世纪之交的考古大发现之后，21世纪将会出现一个考古材料继续出现、考古研究深入进行、古代文明研究不断取得新成果的“考古学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