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摩天大楼指数揭示了建造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和重大经济危机的爆发之间的关联。1999年，研究分析师安德鲁·劳伦斯（Andrew Lawrence）首次发表了一篇报告。报告指出，创纪录的建筑物和重大经济危机之间存在奇特的关联性。这是摩天大楼指数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因建造创纪录的摩天大楼而产生的经济危机也被称为“摩天大楼的诅咒”，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至一个世纪以前。由于缺乏理论支持，记者对劳伦斯的报告不屑一顾，只当是一个有趣的故事罢了。

但是，当利用奥派商业周期理论重新看待劳伦斯的报告时，你会发现他的报告对理解商业周期具有重要意义。奥派商业周期理论是20世纪初期由奥派经济学家发展而成的，用于研究商业的周期性波动。

19世纪60年代，奥地利财经记者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约翰·穆勒（John Mill）等古典经济学家的视角对自己所报道的经济活动进行研究。他发现不同经济学家对供给和需求等基本概念的解释存在巨大差异。为了消除概念的差异，门格尔提出了许多现代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例如边际分析、机会成本、边际效用以及主观价值。

门格尔在维也纳大学的学生吸收了他的思想洞见，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理论扩展。例如，曾担任过奥匈帝国财政部长的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在门格尔理论的基础上解释了生产过程耗费更多的时间意味着生产变得更加迂回。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劳动者能够快速获得工资报酬，而资本家必须等到产品出售之后才能因为延迟自己的消费而获得利息。庞巴维克认为利息的产生源于工人和资本家以及储户和借款人的时间偏好。利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要素，因为利率决定了一个经济体中的资本结构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资本结构是环绕在我们身边的一个非自然的结构，包括矿产、农田、工厂、设施、交通、仓库以及与批发或零售等相关的所有商业资产。彼得·G.克莱因（Peter G.Klein）曾将奥派经济学描述为“世俗经济学”（mundane economics）。

比如，当一个市场经济中的个体普遍具有较低的时间偏好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经济体能够积累起巨额的储蓄。这些储蓄可以转化为投资资本，从而创造出包含先进技术的生产过程。而当劳动出现高度专业化分工时，人们会变得富有，享受高质量的生活。

米塞斯是庞巴维克的学生。他将奥派经济学理论扩展至货币分析，由此解决了古典经济学家无法解释的问题，即如何将真实的经济活动与货币联系在一起。米塞斯提出的回溯理论（regression theorem）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门格尔对货币起源的解释。同时，米塞斯根据利率和资本配置的关系详细阐述了商业周期理论。米塞斯的学生哈耶克进一步扩展并阐述了米塞斯的理论，这一贡献使他于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米塞斯和哈耶克对商业周期的理论阐述被称为奥派商业周期理论［可参考罗杰·W.加里森（Roger W.Garrison）对奥派宏观经济学的技术性解释］。

受益于奥派商业周期理论，我终于能将自己对摩天大楼指数的思考撰写成一篇学术研究报告。标题为《摩天大楼与商业周期》（Skyscrapers and Business Cycles）的手稿被多家主流经济学期刊拒稿。这些杂志的编辑通常会给我写一些简短或晦涩的解释文字，例如“这篇文章没有提出可检验的假说”等。这篇文章最终发表在2005年的《奥派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上。它运用奥派商业周期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创纪录的摩天大楼和商业周期以及经济危机有关联。为了证实摩天大楼与商业周期之间的因果关系，我特别使用了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的经济学理论。坎蒂隆是第一位经济理论家，也是奥派经济学诞生以前的一位经济学先驱。

坎蒂隆解释了为什么利率和货币供给会改变和扭曲经济。现在，这种现象也被称为坎蒂隆效应。我的文章解释了坎蒂隆效应会出现在三个地方：（1）利率、土地价格和建筑物高度之间存在坎蒂隆效应；（2）利率、公司规模和对办公空间的需求之间存在坎蒂隆效应；（3）建筑物高度与对更先进的建筑设计和建造技术（这种技术比正常情况出现得更早）的需求之间存在坎蒂隆效应。

我对摩天大楼和商业周期的研究恰好帮助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判断出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在2004年2月的一篇题为《“牛”市？》（“Bull”Market？）的文章中，我利用绘制趋势线的技术手段指出当时正值房地产泡沫的初期阶段。而在2004年7月的一篇题为《房地产：繁荣得令人难以置信》（Housing：Too Good to Be True）的文章中，我详细解释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将如何引发大规模的房地产泡沫。此外，我还就同样的话题举办了公开演讲。

由于上述公共宣传活动，我于2005年受邀为兰德尔·G.霍尔库姆（Randall G.Holcombe）和本杰明·鲍威尔（Benjamin Powell）的《美国房地产：走出危机》（Housing America：Building Out of a Crisis）一书撰写其中的一个章节。2006年6月的第一周，我提交了题为《房地产泡沫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Housing Bubbles）的终稿。

《美国房地产：走出危机》的出版方要求我删减一些文字，原因是我对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果的描述过于黑暗和阴郁。我同意了出版方的删改要求，毕竟这本书的目标受众是那些对分区法、建筑法规和城市规划感兴趣的读者，他们可不希望读到有关经济末日的内容。不过，这本书迟迟没有出版，该书的编辑后来又要求我把删减的文字重新补充进去。这本书最后于2009年成功出版，而在那个时候，我的阴郁的文字描述和现实似乎更加贴合。在《美国房地产：走出危机》的第一版中，原本要求删减的文字被放到了附录部分。当然，编辑非常贴心地在序言的最开始就提到了我的章节：

可以注意一下时间节点。大部分章节是在2006年完成的。那时候美国大部分地区的房地产市场正值泡沫的顶峰时期。马克·桑顿所写的其中一章尤其值得一提，因为他在许多观察家声称房价可以继续无期限地上涨时，就已经表示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不可避免地会走向破灭。从事后来看，马克·桑顿的文章的确很好地解释了房地产价格的崩塌。虽然我们是在事后看到这篇文章的，但你要知道，马克·桑顿的观点其实具有预见性，因为他在房地产市场泡沫真正破灭之前就已经提出了这个观点。

从2004年到2007年，我的听众和读者对我的分析有种讥讽揶揄的态度。因为在那个时候，民众深信不疑的主流经济学以及房地产行业都在鼓吹“房价永不跌落”或者“投资房地产永不亏损”等观点。所谓的主流经济学指的是目前在各个知名大学广泛教授的，和新古典综合密切相关的一套理论体系，它融合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以及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法。

2006年，我在奥本大学举办了一场题为“奢华的比赛日公寓”（Luxury Game Day Condominiums）的公开讲座，这是最具挑衅意味的一次公开讲座。后来我才知道，许多当地的建筑商和银行家也出席了这场讲座。我在讲座中提到的经验性证据来自对民众的采访，这些人在房地产泡沫时期购买了比赛日公寓。比赛日公寓的销售对象是奥本大学的足球队粉丝，他们每年都会来亚拉巴马州的奥本市观看六七次主场比赛。在统计的时候，我发现公寓的买家原本可以用买房子的资金住进最好的酒店，在最奢华的餐厅用餐，同时还能省下一笔钱。于是，我问这些买家为什么还要购买公寓。他们对这个问题保持着一致性的回答：“我之后总能转手卖出公寓并获得更多的钱。”

虽然那时候人们还未完全意识到房地产市场的崩溃，但是每个听众都知道公寓的价格正在下跌，很多当地的建设项目已经被取消了。当我转述受访者的回答时，在场的学生哄堂大笑，而建筑商和银行家的脸色却非常难看。当然，不只是奥本市的建筑商和银行家希望房地产泡沫继续下去。现在，就连美联储的官员也公开为房地产泡沫摇旗呐喊，但又否认它的存在。

他们原本对市场情形有着更明确的了解，或许至少应该重新检验一下自己的模型。毕竟，用于衡量房地产行业的费城房地产行业指数（Philadelphia Housing Sector Index）于2005年6月30日达到了最高值。2005年8月8日，我发表了一篇题为《房地产泡沫在破裂吗？》（Is the Housing Bubble Popping?）的短文。在这篇短文中，我提供了图表证据，以说明房地产建筑商的股价会下跌至更低的水平，短期和长期利率会变得更高。两种趋势的确和我料想的一样，同时也预示着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最终会走向破灭。

2007年，摩天大楼的诅咒再次袭来。这是自劳伦斯1999年的报告发布以来，第二次出现摩天大楼的诅咒。这一次，诅咒应验的地方是位于中东的迪拜。迪拜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一个城市，地处沙特阿拉伯和阿曼之间，北邻波斯湾，与伊朗隔海相望。迪拜是一个神奇的城市，它的统治者将丰富的石油矿藏区转变成一个极具活力的都市：有高耸而华美的大楼、酒店以及世界上最大的购物商场，甚至还有波斯湾人工岛屿工程，整个岛屿系统酷似世界地图。

2004年，迪拜开始建造迪拜塔（Burj Dubai）。迪拜塔的建设目标是，无论是整体高度还是可居住楼层的高度，抑或楼层数量，都要打破世界纪录。2007年7月，当迪拜塔打破世界纪录时，“摩天大楼诅咒的信号”开始出现。2007年8月，我预测：

这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建的一座破纪录的摩天大楼。根据摩天大楼指数的预测，经济萧条或股市崩盘会在摩天大楼彻底完工之前出现。

后来，迪拜塔更名为哈利法塔（Burj Khalifa），并于2010年1月初投入使用。哈利法塔的名字取自阿布扎比酋长国的酋长哈利法，他曾用数十亿美元的紧急贷款援助迪拜。显然，摩天大楼的诅咒再次应验。媒体更加严肃地看待摩天大楼的诅咒。2010年1月8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凯文·沃伊特（Kevin Voigt）报道称：

哈利法塔于本周一正式对外开放。许多新闻媒体都在强调，在这栋世界最高建筑揭开面纱的几周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刚刚受到债务危机的侵袭，这无不具有讽刺意味。

回看历史上创纪录的摩天大楼和商业周期之间的关系，你会发现每一座“世界最高”建筑的对外开放都和一场经济衰退紧密相连。

只有一个人没有对伴随哈利法塔而来的经济衰退感到惊讶，他就是来自奥本大学的经济学家马克·桑顿。

他在两年前就在名为《新的摩天大楼（经济萧条？）正在形成》［New Record Skyscraper（and depression？）in the making］的博客文章中预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将面临经济困难。他提到，经济萧条或股市崩盘总会在哈利法塔之类的摩天大楼完工之前出现。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摩天大楼指数成功预测了所有重要的经济危机。大量主流媒体对摩天大楼指数进行了报道。所以，摩天大楼指数看上去似乎非常精确并且充满活力。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15年3月28日。《经济学人》（Economist）在文章中宣称摩天大楼指数已经不再有效。在回顾当前的“摩天大楼建设热潮”时，一篇题为《巴别塔》（Towers of Babel）的未署名社论声称：

这场建筑狂潮难道预示着世界经济走向衰退？一直以来，《经济学人》引用了许多学者和权威人士的理论支持这种观点。但是，新的研究对此表示质疑。

尽管大部分报道我的文章或者摩天大楼指数的主流媒体借鉴了我的观点，但并没有明确引用我的内容。所谓的“许多学者和权威人士”其实就是安德鲁·劳伦斯而已。《经济学人》的文章没有直接引用我的内容，但至少在最后提到了我于2005年写的一篇文章。这真是十分感谢。

《经济学人》的观点立足于一篇题为《摩天大楼高度和商业周期：区分神话与现实》（Skyscraper Height and the Business Cycle：Separating Myth from Reality）的学术文章。这篇文章是由三位来自罗格斯大学的经济学家杰森·巴尔（Jason Barr）、布鲁斯·米兹拉克（Bruce Mizrach）和库桑·蒙德拉（Kusam Mundra）撰写的。2015年，学术期刊《应用经济学》（Applied Economics）发表了他们的文章。

他们在文章中阐述了摩天大楼不会（在技术经济学的意义上）引发［以经济活动的整体变化，即GDP（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的］商业周期。他们的统计数据分析表明，摩天大楼的建设和整个经济的活动会朝着同一个方向变动，两者具有相同的成因或者变化趋势。他们也发现很难在摩天大楼宣告建设的日期、竣工的日期和GDP变动之间找到相关性。

让我们在这里彻底澄清一下。摩天大楼的建设本身并不会引发商业周期。《应用经济学》发表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支撑了摩天大楼指数理论。

从我写的关于“摩天大楼和商业周期”的文章中就能看出，摩天大楼在本质上是一个商业周期的繁荣阶段的组成部分。摩天大楼和商业繁荣的出现都源于人为降低的利率水平和人为制造的宽松信贷环境。这个起因最终使创纪录的摩天大楼出现，促使经济出现繁荣景象，并最终带来摩天大楼的诅咒，从而引发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

我立刻给《经济学人》的编辑写了一封信，向他们说明这篇2015年的文章存在错误，并要求他们将我的学术文章的日期从2004年更改为2005年。这封信随后石沉大海，文章发表日期也没有得到更正。三个月后，我的确收到过《经济学人》的一封邮件，我被告知杂志社将我的信件放错了位置。我和卢卡斯·恩格哈特（Lucas Engelhardt）一同向《应用经济学》提交了有关那篇文章的评述文章。令人震惊的是，《应用经济学》的编辑拒绝了我们的文章。因此，我的这部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应用经济学》和《经济学人》两本杂志写的。

讨论摩天大楼指数和随之而来的诅咒的主要目的是，让民众直观明确地了解在一个商业周期中，经济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奥派商业周期理论在某些话题上显得有些含糊不清，而在另一些话题上又不曾做出论述，比如：奥派商业周期理论在讨论资本、生产结构以及高阶和低阶财货的时候并不是那么清晰具体；奥派商业周期理论在讨论利率水平被人为降低到由市场决定的利率水平之下时，并没有为读者提供某种计算机制来判断实际利率是否以及什么时候降到了市场利率之下。

但这并不是说奥派商业周期理论本身是不切实际的、难以理解的或者无法运用的。奥派经济学家一直以来都努力让经济学理论贴合现实情形。但是，这也对我们的分析造成了限制，有时让我们无法得出结论。比如，奥派经济学家无法得到严谨的科学“预测”。我们只能对未来做出推断，同时强调必须保证其他条件不发生改变。奥派经济学家并不认为经济理论能够帮助我们断定未来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和程度。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根据经济学理论以及事实评估，对未来做出“模式预测”（pattern predictions）。

相反，当主流经济学家面对现实经济活动的复杂性或者数据的稀缺性时，他们会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假设，对现实进行可疑的简化，并使用一些不恰当的数据。对于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而言，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预测未来。但是，诸如实际商业周期理论或者各种版本的凯恩斯主义理论，这些主流的商业周期理论根本不能预测未来。因为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商业周期是由不可预测的经济冲击造成的。他们只能将历史数据放到经济学模型中进行“预测”，比如“回测”股票市场策略。他们所做的与其说是预测，倒不如说是回顾历史。

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向人们展示奥派经济学家如何利用奥派商业周期理论看待问题。奥派商业周期理论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商业周期，商业周期期间会产生什么现象，以及经济繁荣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变成一场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如果有价值的资源被任意挥霍，那么人们将因此遭受损失。奥派经济学家也解释了如何更好地应对经济衰退，应该避免哪些行为，如何永久地结束商业周期，以及如何解决由此带来的问题或至少将它的影响降至最低。

在本书第二部分，我将介绍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奥派经济学家几乎准确地预测了每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由此证明奥派商业周期理论能够用于分析现实世界。我还会介绍主流经济学家在预测商业周期方面没有良好的记录，甚至做出过非常糟糕的预测。

平心而论，一部分主流经济学家也对经济危机做出了成功的预测，但和奥派经济学家相比，前者成功的人数太少了。特别是根据理查德·韦德（Richard Vedder）和洛厄尔·加拉维（Lowell Gallaway）的估计，奥派经济学家和主流经济学家的总人数比约为1∶100。当然，包括我在内的奥派经济学家所做的预测并没有全部实现，或者预测的时间和现实有所出入。

在结束第二部分的内容之前，我先澄清一个关键点。早在一个世纪以前的庞巴维克所在的那个时期，奥派经济学家就用奥派商业周期理论预测经济的繁荣与萧条。但是，摩天大楼指数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所以并没有成为奥派经济学家分析预测经济的工具。摩天大楼指数这个概念出现于1999年，而将其和奥派商业周期理论联系起来，并被证明其在理论上的正确性是在2005年左右。

在前言的内容即将结束之前，我们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奥派经济学家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和政府政策？奥派经济学家一直反对当前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许多奥派经济学家认为，即使从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来衡量，当前的政策也是非常规的、非正统的、极其极端的。奥派经济学家建议对现行政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们推测下一次经济危机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可怕后果。当然，这个问题存在很多分歧，但是奥派经济学家抱着相同的态度，一直反对现行的政策。

摩天大楼的警报已经拉响，因为沙特阿拉伯的吉达塔（Jeddah Tower）已经举行了奠基仪式并开始施工建设。

总之，本书介绍了如何更好地应对下一次经济危机。

我想对许多帮助和支持我的人表示感谢。如果我因为这个漫长的项目而遗忘了一些帮助过我的人，那么我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歉意。

首先，我要感谢米塞斯研究院的所有工作人员、成员和捐助者，因为有他们的帮助，这本书才能顺利出版。同时，我还要感谢保罗·科维克（Paul Cwik）、哈利·戴维（Harry David）、戴维·戈登（David Gordon）、卢卡斯·恩格哈特、约尔格·吉多·许尔斯曼（Jörg Guido Hülsmann）、罗杰·W.加里森、卡尔-弗里德里希·伊瑟雷尔（Karl-Friedrich Israel）、弗洛伊·莉莉（Floy Lilly）、格雷格·卡扎（Greg Kaza）、乔纳森·纽曼（Jonathan Newman）、帕特里克·纽曼（Patrick Newman）、肖恩·里特诺尔（Shawn Ritenour）、路易斯·鲁阿奈（Louis Rouanet）、约瑟夫·T.萨勒诺（Joseph T.Salerno）、苏珊·施罗德（Susan Schroeder）、朱迪·汤姆森（Judy Thommesen）、保罗·威克斯（Paul Wicks）以及这些年对我给予帮助的经济学老师。我还要特别感谢小罗伯特·B.埃克隆（Robert B.Ekelund，J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