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康乾盛世西洋风
当吴三桂打开了山海关的城门时，明朝就注定灭亡了。清军入关后，中国社会处在极度的变化之中，此时的耶稣会会士也是狡兔三窟，活跃在中国的各个政治势力之中。在北京，德国的耶稣会会士汤若望成为清顺治皇帝的“玛法”，一时权倾朝野。在南方，毕方济（François Sambias, 1582—1649）、卜弥格（Michel Boym, 1612—1659）等传教士紧随南明王朝，乃至永历皇帝的母亲、皇后、皇妃、太子都受洗加入了天主教。在四川，耶稣会会士利类思（Louis Bagkio, 1606—1682）、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 1610—1677）则成为张献忠的“天师”。待顺治帝在北京登基，张献忠死于豪格的手下，永历王朝被吴三桂灭于缅甸，大清帝国终于一统江山。
清初历狱，杨光先将汤若望、南怀仁、安文思、利类思等人打入死牢，发生了西洋历法和已经在中国使用多年的“回回历法”之争。年幼的康熙皇帝在处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不仅表现出来高度的政治智慧，并以此案为契机，将鳌拜集团粉碎；而且，正是在这场天文历法之争中，引起了他对西洋科学的兴趣，也正是在康熙年间，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在中国得到了大规模的传播。康熙演算数学，学习医学，绘制地图，测算天文，对西方科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乾隆继承康熙的遗风，对西洋传教士一直十分钟爱，宫中西洋风势头不减，画西洋画，建圆明园大水法，造西洋表，西方文化在娱乐的形式中延续、传播并发展着。
宗教、战争、贸易这是人类历史中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三大途径。以耶稣会为代表的传教士入华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大事件，传教士这个站在文化交流的双轨线上的团体，成为中国和欧洲早期文化交流的主要中介和桥梁。正是通过这个中介，中国和欧洲双方才在精神层面上相识；正是通过这座桥梁，西方文化才第一次大规模地传入中国，促成了明末清初中国思想和文化的重大变化；同时，也是通过这座桥梁，中国文化和思想才传入欧洲，“中学西传”催生了欧洲18世纪的中国热。如果和1840年以后的中西文化关系相比，此时的中西文化交流基本上处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之上，那是一个相互仰慕、相互尊重的时代，虽然，各自都是从自己的立场来吸取对方、解释对方、理解对方的，但从总体来说，那是两个文化间没有仇视、欺诈，没有居高临下的霸气，没有奴颜婢膝的媚眼，只有相互学习的时代。分歧是有的，冲突也不乏激烈，但一切都集中在对文化的理解上。胡适认为，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文化间一见钟情的典范，这的确是一个精辟的概括。
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和西方之间相处最平稳的时代，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理解最为平和的时代。这一时代的中西关系是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