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漠：Apathy

书本从手中掉落，你无动于衷，转而盯着天花板看。狗兀自啃着地上盒子里剩下的比萨，隔壁房间的电话轻声响起却无人应答——是找你的吗？你不在乎。冷漠不同于无聊，无聊让人心痒难耐，想找点什么事来做，而冷漠是一种堂而皇之的懒惰。对某些人来说，这是对于情绪低落和压力唯一合理的反应（另见：Dolce far niente 无所事事的快乐）。然而在2000多年前，哲学家赋予冷漠的地位比现在崇高得多。

创立于公元前3世纪的斯多亚学派蓬勃发展了近400年，教导人们冷漠是和谐公平的社会不可或缺之物。apatheia一词由a-（without没有）和pathos（passion激情）所组成，其意义与现今我们许多人（私底下）再熟悉不过的懒散怠惰大相径庭。斯多亚派哲学家相信，人们若要按公正理性之道行事，就得克制愤怒和嫉妒等情绪。他们将情绪的发展理解为两部分。首先产生的是“心理动摇”：颈背毛发因恐惧而竖立，或者看到物体时所引发的欲望冲击。接下来才是情绪本身，这是一种更强烈的状态。学会在非自愿的骚动一出现时就打断个人的主观感觉，并有意识地拒绝让它们继续酝酿、发展，这是斯多亚派所奉行的目标。斯多亚派不认为所有的情绪都是不好的。罗马哲学家马可·奥勒留（Marcus Augustus）描述斯多亚派的理想典范是“充满爱，但没有激情”。而且为了公众利益着想，激情也是某些具有破坏性的人需要加以抑制的东西（见：Anger 愤怒）。

对现代许多人而言，将生活维持在平衡状态似乎是无意义，甚至不合理的目标。我们可能认为缺乏羡慕或欲望等情绪的生活，只会索然无味。不过，许多人之所以对冷漠怀有戒心，大部分原因可以追溯到基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谋杀案上。

1964年3月，28岁的吉诺维斯在纽约市某栋公寓附近被谋杀。但这起谋杀案并非不寻常的事件。令人诧异的是，隔天报纸报道的内容中提到公寓所在的街区有38位居民在听见她的尖叫声后来到窗户旁，并目睹了她被袭击的过程，却没有一人开口呼救。当时许多社会心理学家认为，身为群众的一分子会使人们陷入疯狂状态。这种暴民行为和“团体精神”理论所依据的概念是，身为群众的一分子，意味着可以宣泄原始情绪和不理性的冲动（另见：Panic 恐慌）。然而基蒂·吉诺维斯惨遭杀害却是另一回事，仿佛这些袖手旁观的居民蒙蔽了他们的警觉心或同情本能，或者他们总认为别人会出手搭救。

吉诺维斯谋杀案变成在大都市蔓延的一种新疾病的明确象征，心理学家拉丹（Bibb Latané）和达利（John Darley）称之为“旁观者冷漠”或“旁观者效应”。在后续讨论中，冷漠不只被定义成懒惰或是无精打采，而是动机或意图的丧失，当我们感觉“被淹没”时，随之而来的可能是空虚和漠不关心。冷漠和挫败感有着密切的关系，类似于当我们认为问题的责任在于别人时，可能会产生的麻痹感和怠惰感。

心理学家曾为这种怠惰而担忧：维多利亚时代的神经学家曾关注“缺乏意志”（aboulia）的现象，甚至更早之前，第一代基督徒便害怕着某种后来被认定为七宗罪之一——“懒惰”的病症（见：Acedia 倦怠）。然而，继心理学家拉丹和达利实验之后的几十年间，20～21世纪就读心理学和社会学专业的大学生，已经知道冷漠不只是一种罪过或者是不健全的个体心理，甚至是造成群体中出现反社会行为的元凶。

事实上，吉诺维斯一案的最初报道并非完全真实。当时的警察局长曾向《纽约时报》某位编辑提及，目睹该件谋杀案的人数令人吃惊，竟多达38名。在消息来源未经查证的情况下，新闻记者就写出了这篇报道，描述38名目击者眼睁睁地看着罪恶发生，却无动于衷。而后来的调查结果是，其实只有3位居民知道攻击事件的始末并且袖手旁观——当然，3位还是很多了。但是认为38这个数字可信的这个事实，实在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大众和心理学家都愿意相信这种事？

如今，我们感受到事件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如同斯多亚派哲学家，我们高兴于自己没有卷入这样的激烈冲突中，或相信若能不受情绪影响，我们会有更恰当的行为表现；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已然将情绪视为各种行动的动机，因此丧失感觉的冷漠成为令人害怕的东西。吉诺维斯一案反映了我们对于冷漠的过度敏感，认为正是冷漠使我们不愿意去投票、不随手捡起垃圾或者不去举报犯罪事件。结果，我们可能左思右想，来回踱步，不知道冷漠到底对我们有没有好处，直到我们不堪重负，无精打采地瘫倒在沙发上。

※互见：困惑；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