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对外关系由独立自主转向被动受压，被纳入到以条约关系为形态的国际秩序，由此引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变化。贯通于整个中国近代的中外条约关系，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基本问题，构成一个完整的史学研究领域。作为总论，本卷旨在从宏观和整体上作一综合性论述，揭示近代中外条约关系通史的概貌及其研究方案，包括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外在形式和内在内容，发展脉络及影响，以及研究综述及其构想等问题。

关于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前者包括条约关系及与其相关的概念，后者则涉及基于国际法等相关理论所构成的国际秩序模式。在近代中国，条约关系是一个新的历史现象，也是这一时期具有标志性的概念，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如何认识近代中国的这一基本问题，涉及法学、外交学等相关学科相关概念，具有较强的理论性。本卷涉及的基本概念和研究范畴，包括条约和“准条约”、平等条约和不平等条约等，以及条约制度、条约体系和条约关系等。这些概念和范畴是研究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基础，属于该学科领域基本理论的主要内容，其中既有耳熟能详的传统话题，又有新的思考和探析。除了对基本概念的辨析之外，还着重探讨了各个不同的研究范畴，尤其是条约关系这一新近提出的研究领域。由条约关系构筑的国际秩序模式，不仅是国际法及相关规则的反映，且与战争和外交相关联。本卷从理论上详细讨论，尤其着重剖析了传统国际法对条约关系的影响，又从战争和外交的层面考察彼此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结合各国际体系演变的史实，对近代中外条约关系所体现或代表的国际秩序予以阐述，揭示其反映特定时代的本质，以及强权与“公理”交织的显著特点。所揭示的问题，不仅对中外条约研究本身有着借鉴意义，且对历史学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亦可提供一些启示。

外在形式和内在内容，是条约关系中密不可分的两个不同层面，也可说是一体两面的统一整体。从哲学观点而言，任何事物和现象都有内容和形式，前者表明事物本质和内在要素，后者则是把前者各因素连在一起的外在结构和表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同样如此，在晚清和民国主要历史时期，其形式和内容均有不同体现。其内容本身最直接地体现了它的实质，但也反映在外观形式上，如果仅仅关注其内容而忽略形式，便难以有完整的认识和了解。然而，以往学术界大量研究条约内容，而对其形式有所忽略。本卷从各个角度对其外在形式作探索性考察，同时又充分揭示了条约关系的内容属性。对条约关系与中国传统的朝贡关系的主要区别，也从比较的角度作论析，以冀更深入地揭示它的实质和特点。

在近代一百余年中，中外条约关系经历了独特的发展历程，并在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一发展历程中，条约关系与中国近代历史和对外关系的进程大体对应，但亦有着体现本身特征的演化路径。一方面，条约关系从萌芽产生，到形成发展，再到内在性质的转化，可说是各个时期发生重大事件的结果，同时又受到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格局改变的直接影响，其中包括传统国际法逐渐转向现代国际法。另一方面，作为具有法律性质的中外关系，条约关系的具体内容既是特定时期中外不同诉求的结果，又体现了中外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化。在发展过程中，条约关系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朝贡关系，中国转向了单一的国际秩序。这一西方列强主导的，以强权政治为内核的国际秩序，带来了某些近代文明，因此它在形成和发展变化的同时，又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本卷简要概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发展脉络、重要变化和内容，勾勒整个历程的主要阶段，包括晚清与民国的不同时段。在此基础上，又从各个层面，对其在近代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作剖析。

中外条约关系是近代中国的核心问题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其研究意义不言而喻。自晚清起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后，这一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晚清和民国时期，伴随着中外条约关系的形成和变化，更出于改变这一不平等关系的现实需要，除了外交界和政府官员之外，知识界也进行了学术层面的探讨。新中国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外条约研究领域取得更显著的成绩和长足的发展，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外条约研究出现了新格局，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继专题性学术研究广泛兴起和多视角展开局面形成之后，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进入21世纪，呈加速度推进的势头，研究内容愈益完整，研究视野和思路趋于宽阔，研究理论和体系更加清晰和多样化，实证研究与规范性研究更紧密地结合起来，研究框架也越来越趋于系统化。多学科的参与和融合，进而给该研究领域增添了活力，积蓄了进一步发展的潜势。显然，这一领域的研究体系和格局基本成型，正在走向成熟，逐渐产生了新的思考和趋向，并在此基础上凝结为一个具有概括性和规范性的领域或范畴，即条约关系的研究取向。

通过对近代中外条约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可以看到，条约关系研究领域的提出并付诸实施，并撰述一部尚付阙如的通史，正是这一发展趋向的水到渠成和势在必然。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工程，需要构建这一工程的话语体系，确立这一体系中的基本思想和理念，在此基础上作必要的总体规划。近代中外条约关系是一个充斥西方强权政治，同时又包含中国国家权益；既涉及中国传统中的精华和糟粕，又蕴含反动的殖民思想和具有积极意义的近代文明。在中西交混和新旧杂糅之中，侵略与自卫，公理与强权，传统与近代，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等矛盾并存相伴，无疑使得这一研究领域对于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具有不同寻常的典型意义。而确立民族立场和国家利益，清除殖民强权，阐发时代精神和传统精华，并与体现人类正义的共同价值和国际规则等融为一体，是贯注其中的内核，只有树立这些基本理念，中国话语才能真正建立起来。为此，对近代中外条约关系通史的撰写作了总体构想，在明确研究目标与基本思路的基础上，分析了相互关联的三个范畴，并根据主要研究问题和内容，确定了通、专、全、广的编写原则与通史框架。同时，采取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多学科多层次研究方法，其中尤为注重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中外条约研究的关联，遵循历史学的实证研究，并与规范性研究结合起来，根据本研究领域的特点，借鉴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根据以上思考，本卷设立十章，分别论述了条约、条约关系的概念辨析与理论意义，强权与“公理”交织的国际秩序模式，中外条约关系的基本形态，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特殊性质，朝贡关系与条约关系的主要区别，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发展脉络，条约关系与近代中国社会，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研究的学术史回顾，构建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研究的话语体系，以及近代中外条约关系通史撰写的总体构想与研究方法，旨在提纲挈领，对贯注通史全书的理论概念、形态内涵、脉络影响，以及既往研究和构架方法等，作一概括性综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