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研究意义

但是，就是在这样“一边倒”的背景下讨论“中国经济奇迹”中的政府治理作用才显得难能可贵，也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第一，中国的文化从其本质上说，是一种单一的和相对同质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之中，往往会出现一种“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方式，即若A是正确的，那么B必然是错误的，或者完全相反，而不可能是A或B同时正确。比较典型的表现是，若A成为社会上的主流认识，则B自然会成为人人唾弃的“非主流”，反之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形。就拿“中国经济奇迹”的讨论来说，当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劳动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是重要因素的时候，那些提出不同观点或者相反观点的经济学家往往就被认为是完全错误的。类似的是，当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市场化改革对于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的时候，若有人提出政府监管也同样重要，他往往就会受到大家的反驳甚至唾弃。

其实，凡是熟悉经济增长模型的经济学家，都会认识到单一因素分析法或者线性思维分析法所存在的缺陷。因为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当劳动力的作用不变时，资本作用的发挥就必然存在一个相对给定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但在现实中，劳动力的作用不可能保持不变，要么是其数量在变化，要么是其质量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与此同时，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每时每刻也都可能处于变化之中。原因是与劳动力和资本相关的制度环境比如劳动市场的环境在不断变化，资本市场的环境也在不断变化，而政府推出的各种政策也同时处于变化之中，并可能对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及这两个市场之外的其他市场同时产生影响。因此，当我们强调一种因素的重要作用，而忽视另外一种因素的作用时，就意味着我们的生产函数或者效用函数已发生了人为的弹性系数变化。这样，现实世界的生产函数和社会效用结果就会与我们的想象之间出现很大反差。其结果是，社会按照这种主流意见进行决策的结果，很可能就会不同于当时那个对全社会最优的结果。

中国社会中存在着“矫枉过正”的文化、习俗与制度惯性。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单一的、同质的文化形态，它在很大程度上会忽视或者故意遗忘主流之外的非主流因素。结果，当主流认识或者主流因素与主流期望出现巨大偏差并导致全社会对主流出现某种失望时，整个社会又会出现偏离原有主流轨迹、向非主流严重偏转的一种社会趋势。

笔者认为，这正是本研究愿意在一片“市场就是能”的声浪中，再次提及政府治理作用重要性的意义所在。因为对于健全、健康、良性、法治、高效、绿色、协调、共享的高质量经济发展而言，市场重要，政府当然也很重要，绝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二者都很重要，只不过体现在不同的维度和层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罢了。这就像我们在生活中经常问小孩子到底父亲重要还是母亲重要一样可笑。依笔者的观点，父亲、母亲都重要，为什么一定要分出个高下来呢？父亲和母亲两个人的作用，只是表现的形式、发挥的影响，依场合不同而不同罢了。

第二，现有“中国经济奇迹”各方面原因或者因素的解释很多都属于所谓的显性原因或者因素，但也有一些属于所谓的隐性原因或者因素。笔者认为，它们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往往那些显性原因或者因素的重要性得到了人们的足够重视，隐性原因或者因素的作用却常常被忽视或者遗漏。

比如，传统的增长模型认为，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显性因素。的确如此，过去40多年，中国就是按照这样的基本逻辑指导和推动了自身的发展。但笔者认为，隐含在这些显性因素之后的隐性因素同样重要。举个例子来说，在该模型中，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对于健康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当时的情形是，劳动力市场根本不存在，劳动力的供给被束缚在农村的土地上，城市虽然有较大的劳动力需求，但是阻挡在城乡之间的巨大劳动力流动障碍、土地政策障碍、工资政策障碍等，却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市场作用的正常发挥。于是，怎样给中国劳动力市场“松绑”，怎样让农民可以先是“离土不离乡”地在乡镇企业里务工，接着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务工，就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再后来，如何能在一定程度上让那些高素质和高技能的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又成了第二阶段改革面临的棘手问题。如此等等，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政府作出回答。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中间要牵涉太多艰难的制度改革。比如，人口流动政策、土地的流转政策、乡镇企业制度、城市工资制度、教育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农民工子女入学政策、房地产市场改革等，哪一个不是经过了非常艰难的决策以及试验之后才推出的？还有，如果仅仅让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且放松计划生育政策，那么，中国农村劳动力的素质该怎样提高？人力资本又怎样快速积累？因此，这背后还涉及计划生育政策在城乡的严格执行。所有这些政策的改革或者推动，如果离开了强势的中国政府的支持，是否还能执行下去？假若在农村存在一个能力超强的企业家，他可以帮助解决农村的很多问题，但他能否实现如上所说的这么多政策、这么多制度的变革？很显然，如果没有政府的强有力支持，任何强人恐怕都无法实现如上所说的这些改革。

下面的这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往往有这样一条标语—“农村人民要致富，少生孩子多种树”。这种标语的出现，显然不是由企业家主导的，因为让农村人民多种树似乎存在一定的利益驱动倾向，但种树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按照常见的树木生长规律，从苗到树，再到成材可以销售，往往需要10—20年，试问有哪位企业家能够拥有如此长远的眼光？还有，少生孩子肯定不会为企业家带来太大的利益，因为少生孩子只能减少孩子的数量，减少孩子的消费，对企业而言利益并不大，但从长远看这却有助于提高孩子的教育质量，进而提升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毫无疑问，这个标语肯定是地方政府在上级政府的支持下，结合当地社会的情形，创造性提出的耳熟能详、简单明了的政策告示。于是，在不经意间，它就起到了推动人口转型、生产转型、消费转型、教育转型的重大现实目标的作用。

因此，简单地说，本研究就是要将隐含在经济增长模型中的那些显性因素或者原因背后的隐性原因或者因素的重要性再次突显出来，以期让全社会对“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原因或者因素有一个更加全面、更加公正、更加客观的认识。

第三，当前的中国乃至世界对于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奇迹”问题，正处于一种思路转换的过程之中。改革开放开始的最初20—30年，中外普遍存在着一种“市场万能”的倾向，而在过去10—20年，中外普遍出现了一种“政府同样重要”的倾向。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以后，社会上又出现一种倾向，即认为政府治理体系和能力非常重要，市场力量可能有些发挥过度。正如十九大报告所说的那样，笔者也倾向于认为，在资源配置中，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而在其他领域，恐怕就要有效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二者对于健康、持续、绿色、协调、共享的高质量经济发展而言，当然是一个都不能少。

本书就是现有有关“中国经济奇迹”的研究中，少有的全面讨论政府治理作用的文献。本书通过联系历史，联系改革开放前后的实践和经验，来讨论政府治理作用的方式、方法、途径乃至机制，讨论政府应对国内外冲击时所进行的相关制度安排，讨论政府为减少贫困、反腐、保持社会稳定而发挥的作用，以及提供基础设施和必要公共服务的重要意义等，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地认识和探讨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中国政府国际影响的边界，以及中国政府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等重大问题。

因此，本书希望，在这种趋势、思路转换的过程中，弄清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效用及局限，并为未来的良性政府治理寻找可能的改革路径与政策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