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英帝国启动与民族国家
十五、六世纪，欧洲开始走出墨守成规、故步自封的传统社会，迎来了敢想敢为、勇于创新的所谓“人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1]的新时代。在好奇心、物欲和人文精神的召唤下，西方人不仅从思想意识上去冲破中世纪神学教条的禁锢，还依靠文艺复兴时代形成的新君主制和民族国家的伟大力量，避开被奥斯曼帝国封锁的传统地中海贸易通道，驾驶着探险船，闯入了他们以前很少涉足的大西洋，并沿着西非海岸向南或向西，作冒险航行，去寻找直达东方亚洲的贸易新航路。这种以探险发现、海外贸易和建立商站为主要特征的殖民扩张活动，西方人称之为“大航海”或“地理大发现”（Discovery or Exploration）。大航海时代的欧洲，正值从中世纪到现代的社会转型时期。在政治上，以教权主义（clericalism）和普世主义（universalism）观念为精神支柱的基督教世界开始解体，以人文主义和民族主义为理论依据的民族国家开始形成；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逐渐走向解体，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关系正在萌芽，而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在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的推动下，大大加快了发展步伐。按照马克思的经典假设，在资本积累以前，有一个原始积累阶段，他把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点，所谓资本的前史，称作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2]。资本的原始积累，除了“羊吃人”圈地运动外，还有国债制度、现代课税制度、保护关税制度、价格革命、殖民扩张等不同方式，它们都是借助国家权力，采取暴力手段，促进封建经济瓦解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重大事件。其中，随大航海而来的海外殖民扩张，包含了探险发现、海上贸易、海盗劫掠、建立商站、奴隶贸易、商业战争、殖民掠夺与征服等多种不同形式。如果说资本原始积累是西方迈向现代的重要转折，那么，这一时期的殖民扩张就是西方通向现代帝国的历史起点。
一、殖民、殖民运动与帝国
人类历史上的殖民活动，可溯及上古时期，是同劫掠、探险和霸权等拓殖行为联系在一起的。从词源上考察，英文动词“殖民”（colonize）源于拉丁文colo，意为耕种、培育、居住；相应地，英文名词colony来自拉丁文colonia，既指殖民地，也指移民区。[3]这样来理解，所谓的殖民，通常是指强势的民族或国家奴役、掠夺被征服地区劣势民族或国家的侵略，是指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行使统治权，推行母国（宗主国）的制度与文化的扩张行为。
殖民扩张，不是欧洲人的首创，也不是英国人的发明。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古埃及人就想到蓬特国（索马里）去寻找贵重物品，如薰香、没药、象牙和宝石等。[4]这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远征探险。腓尼基人（Phoenicians）是第一个以经商航海为主的海上民族，他们以勇敢航海家而闻名遐迩，从公元前两千年代起，曾在东方的小亚细亚沿岸，在塞浦路斯岛、爱琴海诸岛以及黑海沿岸，建立过许多商业据点；到公元前一千年代前期，他们将殖民的触角伸及西部地中海区域，并在西西里、撒丁尼亚、巴利阿利群岛，在北非、西班牙和直布罗陀海峡两岸，创建了许多殖民城邦。在东部地中海区域，他们从事掳掠人口、贩卖奴隶等海盗式的殖民活动，因而留下了“狡诈的”商人、骗子之类的骂名。不过，腓尼基人对人类的地理探险活动所做的贡献，也不可漠视。据希罗多德记载，远在公元前6世纪，他们就曾受雇于法老涅科斯（Necos）[5]，为埃及进行了第一次成功环绕大陆非洲沿岸航行的海上冒险活动[6]，相较于15世纪末葡萄牙人达·伽马（Vasco da Gama）[7]开辟到达亚洲的新航路，早了大约两千年。腓尼基人的殖民活动，不但直接促进了地中海区域的经济发展，推动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往，也启动了人类的全球化进程。
在腓尼基文明的影响下，古希腊人也以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依托，积极开展航海、冒险与殖民活动，表现出了一个海洋民族具备的那种勇于开拓的大无畏精神。在古希腊史上，曾发生过两次长时间、大规模的移民或殖民运动，这不仅促进了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也为古典文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两千年代末到公元前一千年代初，多利亚人由北而南的部落大迁移，是古希腊的第一次大殖民；第二次大殖民发生在古风时代（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是属于发展商业贸易和创建城邦的殖民活动。如果说城邦制度是希腊文明的根基，那么海外殖民城邦则成为希腊城邦制度的滥觞。为了给多余的人口寻找新的定居地，希腊人依照母邦样式，周期性地建立海外殖民地，是为“强迫移民”，这和腓尼基人的殖民活动属同一类型。[8]古希腊人并不十分关心地理的探险和发现，他们有目的、有计划地向海外扩张，以拓殖新的城邦为主，并主要朝东方、南方、西方三面进行拓殖，如此建立起来的殖民城邦，达数百个之多，遍布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和黑海沿岸。对于这种景象，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将其比喻为一条密缝于“蛮邦原野”这片大织锦上的花边。[9]
作为西方古典文明的集大成者，罗马人通过武力扩张来拓展自己的海外殖民帝国，把广阔的地中海变成了这个庞大帝国的内湖，在那些被征服地区设立了几十个海外行省，诸如西西里、撒丁、科西嘉、伊利里亚、马其顿、亚细亚、叙利亚、阿非利加、西班牙、高卢、不列颠等，作为帝国的重要支柱；他们还建立起了通常由罗马老兵戍守的要塞，以缓解长期困扰罗马社会的人口问题和土地问题。[10]5世纪中叶，在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浪潮的冲击下，西罗马帝国寿终正寝。
随后，西欧社会受到日耳曼和罗马双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政治重心由以意大利为核心的地中海区域转移到以法兰克为中心的欧洲内陆地区，经济形态由罗马古典奴隶制转变为日耳曼封建农奴制，精神文化由世俗性和实用性结合的古典文化转变为神秘色彩浓厚的基督教文化，文明发展模式由罗马世界主义的单线一元化演变为日耳曼封建主义的复杂多元化。
中世纪的欧洲，进入了闭关内耗、墨守成规的千年。其间，仅仅由于罗马教皇发动，各地的封建主、骑士、商人和农民参加的“十字军东侵”（Crusades，1096—1270），西方人才打破那种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局面。在大航海时代来临前，欧洲和东方的贸易主要是通过一些中介商进行的，包括阿拉伯人、意大利人，波斯人和印度人，由于他们垄断地中海—印度洋商路，增加了东方商品进入欧洲市场的成本，减少了西欧商人的利润。例如，黄金由阿拉伯商队从非洲西部河床地带经撒哈拉沙漠运来，香料（spices）由穆斯林商人和印度商人从印度和东南亚运来，西欧人不得不向中间商支付许多费用。十五、六世纪，当各地劲吹人文主义之风时，欧洲开始摆脱迷茫、纷乱与封闭的中世纪，大批的商人、贵族和冒险家冲破地中海活动的狭隘空间，急于奔向更广阔的海洋，从而迎来了必将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地理大发现。
大航海时代，欧洲的第一批民族国家，位于西南欧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摆脱农耕传统的局限，率先冲向海外，去对那茫然无知的东方进行探险和扩张，其最初的动机主要在于，一方面是为了设法打破东西方中间商的贸易垄断权，寻找直达亚洲的新航路，以期获取丰富的东方物产，特别是香料、丝绸等奢侈品，还有宝石、黄金和白银一类的贵金属，去圆那令人着迷的“黄金梦”；另一方面是为了寻找传说中的“七城岛”，还有存在于非洲腹地、在约翰长老（John the Presbyter）统治下的基督教王国，虽然关于约翰长老的身份难以确证。15世纪，葡萄牙人首先到非洲探险，“非洲既是殖民探险的起点，又是殖民扩张的终点。”[11]1415年，他们占领了北非摩洛哥的休达（Ceuta），以此为跳板，再沿西非海岸向南航行，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地理考察、殖民探险的漫漫征程。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拓殖，到15世纪70—80年代，葡萄牙人已为开辟通往东方的新航路作了必要准备。稍晚些时候，与葡萄牙人毗邻而居的西班牙人，在赶走阿拉伯的殖民主义者完成“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esta）[12]、建立起以专制主义为支柱的早期民族国家后，就像葡萄牙人一样，积极参与新航路探险、地理发现和贸易竞争，开始构建自己的殖民帝国。
大航海时代的殖民运动，有着极为广泛的内容，主要涉及地理探险和发现、建立商站（trading stations）、向海外移民、推销贸易商品、海盗劫掠、奴隶贸易和掠夺资源，等等。伊比利亚人（Iberian）“到西非获取黄金、奴隶和胡椒；到印度获取胡椒、香料和丝绸，而且，对这种商业活动更具刺激力的是欧洲人的财力在1450—1600年间剧增，这些财力转化为新的购买力和海外投资能力，以满足富有者们日益增长的奢侈品需求”[13]。不过，当葡萄牙和西班牙日益朝着海洋帝国霸权的方向发展时，英国、法国和荷兰等新兴的民族国家也毫不迟疑，迅速跟进，走上了争夺海外利益、进而创建帝国的殖民扩张之路。如此看来，殖民扩张和帝国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殖民是帝国的前提，帝国是殖民的结果。
二、现代民族和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是以民族为族群基础发展起来的政治共同体，它将民族认同感作为凝聚这个共同体的力量。民族和国家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家是由国土、人民（民族）、文化、政府诸要素构成的政治实体，而民族是指生活在同一地域、有着相同习俗的人们所组成的人类群体。
从词源上考察，英文语汇中的“民族”（nation），由拉丁文名词natio派生而来，既可指民族，也可指国家，还可指部落或祖先，甚至也能指种类（breed）或种族（race）[14]；在拉丁文中，natio源于其动词nasci（出生）的过去分词，最初含有血统的意义，指共同的“血缘纽带”。这样来看，“民族”一词偏于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含义，泛指人类社会处于不同阶段的族群共同体。人们由于彼此间联系的日益加强，并因语言文化、生活方式和心理素质方面的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便逐步形成稳定的族群共同体，这就是民族。民族在指向上，与国家间有较大的重叠性，是指居于拥有明确边界的领土上的集体（国家），并隶属于统一管理的行政机构，其成员间具有区别于他民族的身份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斯大林认为，民族最初指社区，指人们确定的和稳固的社区。这种社区既不是种族的，也不是部落的，而是现代意义的聚落。当谈及民族的构成要素时，斯大林在《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1929）一文中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15]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教授则指出：“只有当国家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实施统一的行政控制时，民族才得以存在。”[16]如此一来，人类学含义上的民族，就同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密不可分地联系了起来，而这两者的融合构建了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基本政治文化单元，即民族国家。
关于国家的涵义，有几个常用英文词汇之间的差别非常细微：country强调国家的空间性或地域属性，nation偏向于国家的文化或民族的含义，state突出国家的政治特征，故而nation-state这个集合词就较为准确地指向了民族国家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以此来理解，现代民族国家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以身份认同、文化归属、自我排他为主要内容的族群文化，二是以主权独立、地位平等、博弈竞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这样，现代民族国家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古代地域国家，如城邦、王国或帝国，也区别于基督教世界体系下的中世纪王朝国家，而是中世纪末期近代早期基督教世界普世主义瓦解和各地民族意识发展的派生物。在“大一统”的基督教世界体系下，欧洲尚未形成现代的民族或国家，处于各社会等级的人们，对至尊上帝的认同掩盖了他们的族群共同体意识[17]，其民族性消解于封建主义的契约关系和基督教的普世主义观念中，所以现代主权国家无由生根。由于教俗两界无不受罗马教皇的掣肘，人们的观念中只有上帝的信条和教会权威的意识，而没有民族或国家的思想，他们对自己所属的政治共同体不仅缺少理性认同，甚至也不存在起码的情感认同，更谈不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政治认同。在教权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主导下，大大小小的基督教王国各自为政，西欧没有形成独立而强大的政治实体，处于各自为政的封建割据状态，经常发生背叛国家和民族利益、反对中央权威的地方分离倾向。吉登斯教授明确指出：“传统国家有边陲而无国界”[18]，其政治中心的行政控制能力如此有限，以至于政治机构中的成员并不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统治”。现代“国家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势力，在自己的领土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在同别国的关系中推行一项有意识的扩张政策。国家不仅成为典型的近代政治组织，而且日益成为近代社会最强有力的组织”[19]。
现代“国家”概念的应用，应当归功于“政治学之父”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他是从思想上把国家从中世纪基督教传统束缚下解放出来的第一人。按照他的理解，“从古至今，统治人类的一切国家，一切政权，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20]他不仅从独立强盛、权力机制和法律秩序三方面对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作了精辟的概括，而且对“国家”这个词本身进行人文主义的诠释，使之具备了现代政治学上的含义，于是观念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得以诞生。民族国家，由于把民族和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新君主制作为自己的两个支点，就与传统的中世纪国家区别开来。一方面，民族认同构成民族国家存在的精神支柱。现代民族是民族国家形成的物质基础，若没有现代民族，民族国家就不会产生，“民族是灵魂，是精神原则。实际上仅有两样东西构成这种灵魂，一是过去，二是现在。”[21]另一方面，新君主制构成民族国家形成的政治保障。由于新君主制是中央集权性质的绝对君主制（Absolute Monarchy），现代早期的民族国家就是以专制君主为化身、以民族主义为特征的现代主权国家。在基督教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中世纪，教会坚持认为教权与君权是上帝赋予教皇的两把剑，君权不但来自至高无上的造物主，而且应当隶属于教权的管辖，受基督教世界领袖教皇的支配。在教权主义的“双剑说”（doctrine of the Two Swords）和教俗二元政治（dual politics）的共同作用下，中世纪的欧洲根本不存在王权强化或权力集中的可能性。但是，随着市民阶级的兴起和民族意识的高涨，世俗君主与市民阶级在反对封建领主和反对教会统治的斗争中日益走向联合，这不仅加速了基督教世界体系的瓦解，也促进了中世纪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变。由此产生的民族国家，就是一个个彼此独立、相互平等的民族君主制国家[22]，这就决定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些基本属性，或显著特征：
其一，民族国家既是一个社会迈向现代化的客观载体，也是该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组织者。15世纪末，随着国内市场趋于统一和民族意识的增强，中央集权取代地方割据，君主专制（Absolute Monarchy）取代等级君主制（Grade Monarchy），在英国则表现为都铎王朝的统治。从具体情形来看，都铎专制君主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施划一的行政与司法制度，取消内地关卡，统一度量衡和币制，培育统一的国内市场，保护民族工商业，支持本国的商业贸易公司参与海外竞争，以及推行殖民扩张等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没有都铎专制王权就不会有后来的英吉利民族国家。除了经济发展和政治统一外，民族主义也是民族国家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西欧诸民族在反对外来侵略或摆脱基督教普世主义、创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其他国家的精神观念民族主义的形成。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民族感情萌发于收复失地运动，法兰西人的民族感情萌发于抵抗英国侵略的“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 War，1337—1453）。在16世纪民族国家形成的大背景下，英国人所体现出来的利己主义的排他性，与其民族主义的自省性一起，共同促使他们去追逐伊比利亚式的殖民主义，在探险、发现、掠夺和建立殖民地方面，奋力追赶葡萄牙和西班牙，从而推动其海外殖民扩张事业的发展。如此一来，英帝国在海外探险与逐利的殖民竞争中，就与英国民族国家利益取得了一致。
其二，民族国家不仅具有利己性和排他性的特点，同时还具有独立性和封闭性的特征。在打碎大一统的基督教世界体系后，少数几个民族国家在与他国的竞争中先行一步，独立自主地“关起门来”，积蓄各自的力量。由于竞争的关系，通常情况下，民族国家间无意于维持、也不可能保持长久的和平；如果存在着和平的话，那至多是停战，也即一种长期战争间隙的短暂和平。说到底，“民族国家寻求的是增强其自己的力量、财富和繁荣”[23]，而不是国际间的平衡发展。这就是所谓“民族国家理性自私”或竞争残酷性的典型表现。不管是封闭性还是排他性，民族国家都是利己主义的，而不是利他主义的。尤其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等新兴民族国家“关起门来”谋发展，很快打破了原先落后状态下的平衡。由于思想感情、语言文化、民族心理、领土边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差异日益明显，它们的利益鸿沟会越来越大，不平衡将成为常态。西欧诸国对内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对外则参与竞争和分享海外的实际利益。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竞争，主要涉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无关乎文明模式或意识形态的差异。
其三，在追求自身利益时，民族国家必须面对权利平等和竞争博弈的矛盾。这也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在基督教世界大一统体系下，欧洲各地维持着“上帝的和平”（Peace of God），政治矛盾主要体现为教俗二元权力间的对立。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基督教世界政治架构的瓦解，主权国家“关起门来”发展，导致了这些新兴民族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加剧。此时，旧国际秩序走向解体，可新秩序远未确立，缺少对国家间共存与共享原则的确认，欧洲事实上处于群龙无首、竞争无序的状态。那些先行强大的民族国家，坚持在国际政治中的话语霸权，而紧随其后的民族国家，则要求自己的平等发展权，实际上这就是对外扩张中的权力平衡，因而彼此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虽然权力可以被解释为平衡的力量或能力，但权力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因素，“权力平衡的原则，尽管是以暂时的共同利益为依归的，绝不会产生一种稳固的平等关系。”[24]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那样，民族国家“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25]。
在理论上，民族国家本身应当遵循如下一些基本原则，诸如最高主权独立、对外自由平等、对内自决自治等，但在实践上，民族国家形成初期，以专制王权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在追求民族或国家利益时，往往尽力培育区别于他国他民族的民族主义特性[26]，从而与上述诸原则发生冲突。在激烈的海外商业与殖民竞争中，欧洲的国际关系依靠博弈来维持暂时的平衡。由于这种平衡的维持是以军事力量为转移的，天生具有不稳定性，因而彼此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英国著名政治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谈到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时，曾作出经典性评论，那就是“维持稳定的和平的最佳途径是准备战争。安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种有害的保障”[27]。
故民族国家出现以后，殖民主义者以争夺世界霸权的矛盾和冲突，代替了中世纪维持的上帝的和平，使大国争霸的局面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的常态。葡萄牙、西班牙等早期民族国家通过各种殖民扩张手段或途径，获得对其他民族国家的优势或支配地位，尽可能地扩张版图，最大限度地攫取海外资源，贪婪地占有或剥夺其他民族或国家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虽然直到15世纪末，英国人才开始投身于海外的探险与贸易等扩张活动，比葡萄牙人至少晚了半个世纪，但是到16世纪后半期，英国民族国家已经走向殖民主义（colonialism）和帝国主义（imperialism），日益具备了参与大国争霸的实力。
三、 “英吉利王国是一个帝国”
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英国人推行海外扩张自有其缘由，他们奔向海外的最初动机，是想通过强调主权至上的英吉利民族主义，来否定中世纪以来一统天下的教权主义，打破以普世主义为核心的基督教世界体系，挑战伊比利亚国家在海外殖民扩张中的霸权垄断地位，在国际舞台上为英国争取平等发展的机会。15世纪后半期，在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启发和影响下，英国人开始跨出国门，从事海外贸易和殖民探险活动。他们一边尝试到海外去寻找传闻中的岛屿和到达东方的捷径，寻求金银等贵金属和香料，寻求新的贸易市场；一边由近及远地在海上从事海盗活动，劫掠葡萄牙人，尤其西班牙人从美洲运回的大量财富。他们不但大力向外推销本国商品，特别是从15世纪开始成为主导性贸易商品的呢绒产品，还从贩卖非洲黑人奴隶中捞到好处，并把本国的“过剩人口”移植到海外，首先到人烟稀少的北美等地去开辟殖民地，像伊比利亚国家那样，尝试建立自己的殖民贸易帝国。
中世纪的英国，是一个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农业国。在这个农耕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受庄园活动范围的制约，形成了封闭性的特点。庄园内虽有少量的手工业，但是很少发生对外交往，根本谈不上海外的殖民扩张。从主权独立的涵义上看，直到16世纪30年代宗教改革前，英国因主权还受到罗马教廷的干预，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主权独立国家。作为基督教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员，英国隶属于普世主义的“上帝之城”，英王的权力受到教皇的挑战。从王朝合法性的基础来看，都铎王朝不具有充分的皇族血统，里奇蒙伯爵亨利·都铎（Henry Tudor，Earl of Richmond）来自兰开斯特王朝的旁支，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他把都铎王朝建立在民意或“全国公意”的基础之上。这样，都铎统治就以民族作为自己的支撑点。约翰·盖伊在《都铎英国史》一书中曾明确指出：“国家概念把英国界定为：（1）确定的版图；（2）为文官政制而建立的君主制社会；（3）君主政府确认根本不存在政治、宗教和法律事务上的至上权力。以下三个基本信念同样是极其重要的：（1）人类划分为种族和民族两部分；（2）英吉利民族的纯洁性会因外来混合物而毁损；（3）英格兰语言、法律和习惯（包括衣着）是民族性的标记。”[28]
不过，都铎朝初期的英国，由于势单力薄，只是欧洲的一个二等小国，充斥着中世纪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对外交往中，英国因受制于基督教世界的普世主义原则，不得不面对罗马教廷的束缚和伊比利亚国家的挑战；在内政问题上，教皇与君主分享英国的最高司法权。为巩固新生的都铎王权和提高英国的国际地位，亨利七世一方面推行均势的外交政策，周旋于欧洲列强间；另一方面，实施重商主义战略，积极参与海外的贸易和殖民扩张。亨利八世继位后，借助于反教权主义和反西班牙霸权的民族主义力量，推动了旨在强化专制王权的宗教改革运动。1534年议会通过“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肯定了英王所享有的至高无上的司法管辖权（jurisdiction），包括世俗的和宗教的统治权[29]，确立了亨利八世作为国家元首的至尊地位，标志着英国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到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英国固然还面临着罗马教皇、西班牙和法国等外来敌对势力的威胁，但伊丽莎白一世像早期都铎君主一样，以英格兰民族为强大的后盾，不顾罗马教皇等国际天主教势力的反对，挑战伊比利亚人的殖民垄断权，推动英国朝海洋帝国的方向发展。
关于英帝国的理想，据文献记载，起初英国人并无现成的计划或成熟的方案，那只不过是约翰·迪博士（Dr.John Dee）等一大批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想象的产物。迪博士是都铎后期最有学问的人之一，从16世纪50年代起，他就作为伊丽莎白女王最信得过的科学顾问，一直在思考到新大陆去建立殖民地的问题，并最早杜撰出一个“英帝国”（British Empire）的概念。到16世纪60年代，英国的思想家、政治家、商人和冒险家对帝国已经表现出了狂热和野心，他们虽然抱有不同目的，但是都承认海外殖民地和帝国之于英国未来的重要意义。为了能建立葡萄牙、西班牙式的海洋霸权，他们甚至表现出“惊人的贪婪”，正如当时著名的爱国诗人迈克尔·德雷顿（Michael Drayton）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将到远方去探寻千年王国/而许多国家在进行无益的内战……/那些未基督教化的国家在召唤我们/那里对英格兰之名几乎一无所知。”[30]到16世纪80年代末，当英国人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Armada）时，最著名的文艺复兴诗人爱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的兴奋之情已溢于言表，以至于在其未完成的道德寓言诗《仙后》（Faerie Queene）中，热情地讴歌了“光荣女王”推动殖民扩张和创建帝国的丰功伟绩。像同时代的军人探险家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Sir Humphrey Gilbert）[31]、探险史家理查德·哈克卢伊特以及约翰·迪博士一样，斯宾塞还十分赞同12世纪的传教士兼历史编纂学家蒙默思的杰弗利（Geoffrey of Monmouth）[32]的看法，坚信远在传说中克尔特人（Celts）的首领亚瑟王（King Arthur）[33]的传奇时代，冰岛、哥特兰岛（Gotland）[34]、奥克尼群岛（Orkney Islands）[35]、挪威、丹麦和高卢（Gaul）等地就属于英帝国。不仅如此，稍早于吉尔伯特、哈克卢伊特和迪博士，斯宾塞还将美洲的一部分纳入亚瑟王统治下所谓的“帝国”。1577年，迪博士还预言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英帝国”的成长。[36]此外，帝国主义者诸如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政治家弗朗西斯·培根、商人冒险家乔治·佩卡姆爵士（Sir George Peckham）[37]、皇家海军将领克里斯托弗·卡莱尔（Christopher Carleill）[38]等，都已经把建立海外殖民地同英帝国紧密联系起来。
毫无疑问，这些帝国主义的主张都是为大英殖民贸易帝国的形成制造舆论。
不论是帝国主义还是殖民主义，都不是英国史上的独特现象，甚至连帝国梦想本身在英国人也是很晚的事。他们是帝国的效仿者和实践者，而不是帝国制度的首创者。有人说英帝国是英国人在不经意间建立的，殊不知英国的殖民扩张远非机缘巧合，应当说它完全是他们刻意模仿葡萄牙帝国和西班牙帝国的结果。虽然早在亨利七世时代，“英国人就开始梦想着找到他们的‘黄金之国’，以期自己也能依靠美洲的贵金属发财”；但是，“在欧洲各国争建帝国的竞赛中，英国绝对属于起步晚的。”[39]
然而，英帝国究竟起步于何时？长期以来，诸家争论不休，人人各执一端。有人认为英国最早于14世纪初已经开始殖民扩张活动。[40]有人把16世纪50年代看作是英帝国创建的起点，认为英国人由此开始“驱使英国在海洋上建立世界帝国”[41]。有人把1553年看作是英帝国建立的起点，因为那一年英国在海外拓展方面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年5月，英国的莫斯科公司（Muscovy Company）或俄国公司（Russian Company）属下三艘船在航海家休·威洛比爵士（Sir Hugh Willoughby）和理查德·钱塞勒（Richard Chancellor）[42]的带领下，驶离泰晤士河，朝北大西洋东北方探航。他们环绕着挪威北角和俄罗斯北部海岸一带航行，试图找到一条可以直达亚洲的东北通道，同时也是为英国呢绒开拓新的海外市场。[43]这是英国探险者第一次涉足北极地区。其二，是年7月，海军军械署主管、航海家托马斯·温德姆（Thomas Wyndham）在葡萄牙领航员平提托（Pinteado）的引导下，率领三艘船组成的舰队，其中包括两艘皇家军舰“报春花”号（Primrose）和“月亮”号（Moon），从英国西南部的朴茨茅斯港（Portsmouth）启程，向南航行到西非的几内亚海岸，目的是寻求黄金、象牙和胡椒。当年离开英国的这两支远征探险队，都得到了伦敦富商、都铎宫廷和政府成员以及海军官员的支持，其中也包括爱德华六世（Edward VI）的权臣诺森伯兰公爵约翰·达德利（John Dudley，Duke of Northumberland）[44]提供的赞助。英帝国史专家劳埃德教授认为，对英国人来说，伊丽莎白女王继位时英帝国的梦想不是没有可能的[45]；牛津大学海洋史学者威廉森（J.A.Williamson）认为，1583年是英国殖民扩张运动真正开始的年份，而就在那一年，英帝国早期开拓者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在获得皇家特许状后，前往北美地区开展航行探险活动[46]。从上述种种史实出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英帝国与英联邦”条目解释说：“英帝国的开端通常定于16世纪，因为英国对海外贸易和殖民的强烈要求起源于伊丽莎白时代海员们开拓性的航行。”[47]
虽然英帝国早已成为过去，但它依然给人们留下了无数疑问，诸如：英帝国是何时启动的？英国人建立帝国的机动是什么？这个帝国给英国乃至全世界带来了哪些影响？英帝国史，远较一般认识的更复杂，对于这些待解之谜，仅靠三言两语的苍白阐述，无法让人释怀。不过，要想弄清楚英帝国的起因、转折与衰退，就必须回到当初，溯及几百年以前英国殖民地扩张起步阶段的都铎时代。16世纪70年代，当迪博士第一次杜撰出“英帝国”这一概念时，这位地理学家、数学家和占星学家的想法并不复杂，他就是想让英国人通过航海探险与发现活动，去海外建立殖民地，并且通过对女王表示效忠的契约形式，构造海外殖民地与母国的关系。[48]当时他提出的帝国设想，只是想强调殖民扩张之于英国崛起的意义，这也是英帝国启动之初英国的帝国主义者的普遍共识。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是一个民族国家，而帝国却是非民族的，或者是多民族的，这两个看似矛盾的东西，究竟怎样统一起来的呢？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仅仅从字面上无法获得，而应当从英国人对“帝国”这个概念的理解中，从他们对帝国本身的追求中去寻找。
民族国家形成之初，英国人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使用“帝国”这个术语的。这个词的拉丁文（Imperium）原意，如“权威”、“权势”等，在英国人那里发生转向，不再仅指那种多民族的地域性大国，而是指主权独立的现代国家。这就意味着，英格兰像西班牙、葡萄牙、法兰西一样，也是国际关系中享有平等地位的民族国家。都铎初期，亨利七世采取积极而谨慎的措施，剪灭地方势力、设立权力机构和改善王室财政，克服了来自内部的离心倾向，巩固了新生的都铎王权。此外，他还支持国人有意识地开展海外冒险活动，他们的直接目的主要是争取像其他基督教国家一样的平等发展权，以分享由大航海带来的实际利益，这在客观上却构成了对教皇普世权威的蔑视和对伊比利亚人殖民霸权的挑战。16世纪30年代都铎英国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运动，其政治意义远大于神学意义，1533年的“宗教改革议会”（Reformation Parliament）[49]通过了著名的“禁止向罗马教廷上诉法案”（Act in Restraint of Appeals），明确宣布“英吉利王国是一个帝国，它已被全世界所承认。英国由一个至高无上的国王统治，它拥有相应的至高无上的尊严和王产”[50]。该法案旨在向国际社会表明，英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一个独立与自由的民族国家，英国教会是一个独立与自主的民族教会，英王就是英国民族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和英国教会唯一的至尊领袖。
“英吉利王国是一个帝国”！这是英国官方第一次提出“帝国”的概念，也是英国人发出的时代强音，彰显了他们捍卫民族利益、追求国家独立、争取均等发展机会的自信心和愿望。在英国人看来，即使仅仅在自主权方面，他们的国家“也可以公正地被称为一个帝国”[51]。这种主张第一次出现于议会的法案中，是英帝国这个概念的最初运用，也是英国民族国家主张的最明确、最简洁和最深刻的表述。亨利八世借助于政治色彩深厚的宗教改革，排斥了罗马教皇从英国攫取的部分最高司法权，加强了英王的专制统治，把强化世俗王权的努力与维护国家主权地位的政治诉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巩固了都铎民族国家。在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的作用下，根据外交家、传记作家彻伯里男爵爱德华·赫伯特（Edward Herbert，Baron of Cherbury）的说法，早在1511年，英王的枢密顾问们就提出了“单独的英国就是一个帝国”的主张，他们的用意是想敦促初登王位的亨利八世不要介入欧洲事务，而应当贯彻亨利七世既定的重商主义政策，推动英国的海外殖民贸易活动。这是英国人第一次把凸显民族精神的“民族国家”与体现非民族或多民族观念的“帝国”两个看似矛盾的东西明确联系起来。[52]
对英国人而言，在他们发出“英吉利王国是一个帝国”的呼吁背后，隐含着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无限梦想，而这些梦想在民族国家形成与巩固的过程中相互交叠。一方面，英王、英王国以及英国教会，决不隶属于任何外来的政治权威，决不从属于罗马教廷或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另一方面，英国人有权决定自己的事务，享有自由发展权，既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又包括殖民扩张自由，像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那样。这种将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相融合的思想，涉及英国人所理解的民族国家观念：英国是一个完全摆脱了罗马教皇以及其他外来势力控制的独立国家，也即享有与西班牙、葡萄牙等强国一样平等地位的主权国家。大航海时代，英国人追求国家的独立、自由和发展，就表现为他们反对大一统的基督教世界体系、摆脱教皇控制和反对伊比利亚人的殖民垄断权，进而表现为他们想方设法奔赴海外、拓展新的贸易市场和建立殖民帝国。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帝国的创立者最先提出了向西拓展的思想。我们不是建立帝国的野心的开拓者，哥伦布在寻找通往印度的海道时打开了新大陆之门。西班牙以毫无怜悯的残酷方式掠夺了这块新大陆，他们当时是我们民族的敌人。”[53]如此看来，英国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不但已经造就了以新君主制为核心的英吉利民族国家，而且将造就一个以海外贸易殖民利益为依归的英帝国。
亨利八世是亨利七世之子、第二代都铎国王，也是具有文艺复兴精神的新式君王。他以亚瑟王后代自诩，声称他有权继承先王的遗产，重建独立的帝国。自从与罗马教廷分道扬镳以后，他就十分偏爱使用“帝国”一词，其目的就是要“唤起人们对若干世纪以来英国相对孤立状态的回忆，而不是指它对外国领土的统治权”[54]。1513—1514年，英国将两艘新造的海军船只分别命名为“大哈里”号（Great Harry）和“玫瑰玛丽”号（Mary Rose）[55]，意欲表明亨利八世及其御妹玛丽·都铎（Mary Tudor）都是英吉利民族认同指向的目标。随后，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通过著名的拉丁文作品《乌托邦》（Utopia），为国人勾画了一个海外帝国的大致轮廓——一个商业贸易和殖民扩张的新英格兰。[56]至此，民族主义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实现了统一，英国民族国家与英帝国也得到了统一。
“单独的英国就是一个帝国”。这是都铎早期的学者和政治家对英国发展的定位，与其说表明了英国人追求探险航行、海上贸易、殖民扩张的帝国主义倾向，毋宁说表达了他们坚持“独立、平等、自由”的民族主义诉求。他们坚持英国是一个具有充分主权和自由意志的民族国家，独立于基督教世界的至上权威罗马教皇；它否认任何外国人在英国享有世俗和宗教的司法管辖权，也不隶属于任何外来的政治势力。劳埃德教授曾明确地指出，都铎早期关于帝国的主张，从根本上说，就是表达了英国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民族主义愿望。[57]在殖民扩张问题上，虽然劳埃德教授为英国人所作的辩护显得苍白无力，或者根本就不具备充分说服力，但是人们又不得不承认，他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英国早期殖民扩张的最初动因，除了对欧洲以外非基督教世界财富的贪欲外，竭力谋求像伊比利亚人所有的海外殖民扩张的平等权利，自由地参与和分享对海外世界的贸易、探险与扩张的权益，是推动英国人不畏艰险、前赴后继、奔向东方的重要因素。这正如英帝国史专家罗斯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冒险导致发现，发现导致探索，探索导致殖民，从而导致帝国。”[58]
迄今为止，虽然人们还无法对英帝国启动的准确时间达成共识，但是可以肯定，英国早期的殖民扩张活动，不像伊比利亚国家那样有周详的官方计划、充分的物质和思想准备，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结果；它主要是由民间力量自发地开拓、自然而然地推进的产物。这样，长期被边缘化的英国，便不知不觉地跟上海外地理发现和殖民扩张的潮流。帝国创建过程一经启动，英国人就不停顿，而是在短短的两三个世纪的时间里将帝国制度推向极致，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
【注释】
[1] 参见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四编。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4页。
[3] J.R.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London Macmilla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25 p.46.
[4] 雅依梅·科尔特桑：《葡萄牙的发现》第1卷，邓兰珍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63页。
[5] 指古埃及第26王朝法老尼科二世（Necho II610—595B.C.）.
[6] 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卷，第42—43节。
[7] 葡萄牙著名航海家。15世纪末首次远航东方的印度，建立了同亚洲的贸易联系。
[8] 参见马克思《强迫移民》，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18—619页。
[9] B.C.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缪灵珠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143页。
[10] Arthur T.Flux The Building of the British Empire1497—1900London1906 p.2.
[11] Merrill Jensen 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IX American colonial documents to1776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1955Introduction.
[12] 西班牙语意为“再征服运动”（Reconquesta），指8—15世纪伊比利亚人反对阿拉伯殖民统治的斗争。
[13] 马文·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上卷，胡万里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40页。
[14] John Hutchinson & Anthony D.Smith eds.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p.38.
[15] 《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
[16]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4页。
[17] 《世界民族主义论》，王联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18]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页。
[19] 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刘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07页。
[20]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页。
[21] John Hutchinson & Anthony D.Smith eds.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p.1718.
[22] Klaus E.Knorr ed.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1570—1850London Frank Cass1963 p.5.
[23] G.R.Potter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 The Renaissance1493—1520London New York &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 p.446.
[24] M.J.Bonn The Crumbling of Empire London G.Allen & Unwin Ltd.1938 p.15ff.
[25]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I 引自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7页。
[26] M.J.Bonn The Crumbling of Empire London G.Allen & Unwin Ltd.1938 p.15ff.
[27] Francis Bacon A Letter of Advice to the Duke of Buckingham1616in James Spedding ed.The Letters and the Life of Francis Bacon London1872VI p.20Klaus E.Knorr ed.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1570—1850参见 London Frank Cass1963 p.7.
[28] John Guy Tudor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p.352371.
[29] G.R.Elton ed.The Tudor Constitution Documents and Comment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p.364—365.
[30] A.F.Pollard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England VI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Edward VI to Death of Elizabeth1547—1603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1923 p.305-306.
[31] 军人、探险家和大英帝国的早期开拓者，沃尔特·雷利爵士的姨表兄弟。
[32] 著有《大不列颠列王传》（Historia Regum Brittaniae，c.1138），据称缺乏信度。
[33] 半传奇式人物，民族英雄。曾领导不列颠人（凯尔特人）抵抗日耳曼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入侵。
[34] 哥特人的故乡，位于瑞典东部的波罗的海之中。
[35] 由70个小岛组成，位于苏格兰东北沿海。
[36] 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陈叔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页。
[37]1574年，他曾和吉尔伯特爵士、理查德·格伦维尔爵士 Sir Richard Grenville1542—1591和克里斯托弗·卡莱尔一起向伊丽莎白女王提出申请，要求对海外不为人所知的岛屿进行探险。
[38] · Sir Francis Walsingham c.即伊丽莎白后期安全首脑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1532—1590的继子。
[39] 尼尔·弗格森：《帝国》，雨珂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4、4—5页。
[40] Hugh F.Kearney The British Isles A history of four nation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p.113.
[41] D.B.Quinn & A.N.Ryan England's Sea Empire1550—1642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1983Introduction & p.51.
[42] 威洛比爵士作为军人、航海家，曾参与了苏格兰对苏格兰的战争（1543—1550）；他作为早期北极探险家，曾指挥“博纳·埃斯佩兰萨”号（Bona Esperanza）船只深入北海海域考察；航海家钱塞勒曾与威洛比一同到北海，最早开辟了与俄罗斯的贸易关系。有关他们的航海探险活动情况，参见本文第五章第二目。
[43] D.B.Quinn & A.N.Ryan England's Sea Empire1550—1642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1983Introduction.
[44] 达德利曾大力推行宗教改革，阻止玛丽·都铎继位，后被女王处死。
[45] T.O.Lloyd The British Empire1558—1983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p.1.
[46] J.A.Williamson The Tudor Age London Longman1979 p.351.
[47] 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48] T.O.Lloyd The British Empire1558—1995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p.8The British Empire1558—1983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p.8.
[49]1529年11月—1536年4月，英王亨利八世曾连续召集七次议会，推动了宗教改革和都铎新君主制的发展。
[50] Statutes of the Realm III in H.Gee & W.Hardy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Church London Macmillan1914 p.187J.R.Tanner Tudor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A.D.1485—1603with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1 p.40.
[51] Sir Ernest Barker The Ideas and Ideals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6 p.6.
[52] Statutes of Realm III in G.R.Elton ed.The Tudor Constitution Documents and Comment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p.353-358.
[53] Sir Frank Fox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A & C Black1929 p.30.
[54] Richard Koebner Empire Cambridge1961see Wm.Roger Louis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1The Origins of Empire British overseas enterprise to the clos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p.1.
[55] 玛丽是亨利八世御妹的名字，玫瑰则是都铎王族的家徽。
[56] J.Holland Rose A.P.Newton and E.A.Benian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Empire vol.1Old Empire from the Beginnings to1783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9 p.95.
[57] T.O.Lloyd The British Empire1558—1983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p.8.
[58] A.L.Rowse The English Spirit Essays i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London Macmillan1946 p.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