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自身思想力量和理论力量的感召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化逐步渗透到中国，在中西文化相互碰撞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以其强大理论优势和鲜明时代特色最终为国人所选择，其首要原因在于其自身思想力量和理论力量的感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不是偶然的，而是其“构成的内在整体性和传播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在实践中逐步展开、具体实现的集中表现，它符合人们的认知规律和理论学说的传播规律”[1]。
（一）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马克思主义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2]。当年列宁曾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指出，“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3]。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正确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马克思主义自身这种科学性，为经典著作在中国的编译与传播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是时代的产物，形成于19世纪中期，是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一种理论反思。该思想体系汇集了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认识和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整体把握。为此，在近代中国就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理论体系可分为三部分：
科学理论一旦产生，就会被迅速传播到全世界各地。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继承人类历史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科学阐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作为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这是从世界发展一般规律中提炼出来的，具有普遍适应性，始终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理论指南，如唯物辩证法关于世界发展的基本规律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适应了当时中国历史变革、现实斗争和民族解放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阶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7]。唯物史观还认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当年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致约瑟夫·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致弗兰茨·梅林（1893年7月14日）》《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等书信中，全面论证了经济和政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之间的辩证关系。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发展动力、发展规律、发展目标等的阐述，使它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对其他国家尤其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发挥出巨大理论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现实价值，对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十月革命的胜利产生了直接指导作用。这对于近代以来与俄国具有相似国情的中国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产生了特殊吸引力、号召力和感召力。可见，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中国革命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9]。科学理论体系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经典作家运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研究特定社会发展而形成的基本理论。该理论层面受到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具有历史性和发展性特点。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一些论断和思想，不可能全部适用于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必须随着社会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与完善。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当年被知识分子热情宣传。
（二）马克思主义是开放性、革命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指明了奋斗目标，提供了斗争方法，成为各国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重要旗帜。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除了世界环境和中国革命需要外，还在于其自身具有开放性、革命性和实践性等特征。理论的普遍适用性源于理论的开放性，虽然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发达的欧洲国家，且与东方文化有着很大差别，但其理论的开放性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创造了重要条件。恩格斯当年曾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指出它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随着实践的发展变化而与时俱进，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又是一个开放的和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
同时，马克思主义具有革命性和实践性特征。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时值资本主义发展迅猛的欧洲，随着发展的不平衡加剧，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激化，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11]，同时，资本主义发展带来很大弊端，“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12]。面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大肆掠夺，梁启超当年曾预言，“不及百年，全世界之政治界，将仅余数大国；不及五十年，全世界之生计界，将仅余数十大公司”[13]，“观于此，而知社会之一大革命，其终不免矣”[14]。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运行规律的考察，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联合起来革命，向资产阶级进行最猛烈的进攻，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才能“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15]。马克思号召工人阶级彻底推翻旧制度，这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被压迫阶级的重要奋斗目标。经过十月革命成功实践，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革命性和实践性特征得到很好检验。对当时正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来说，需要新的理论指导民主革命，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实践性特征恰好契合了这种民族心理需求。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开放性与普适性决定了它可以为中国所用，从而证明了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而最终取得彻底胜利。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革命性、开放性和实践性特征，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能够在中国编译与传播的关键之所在。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高度认同性
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文化背景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广泛认同性，马克思主义既尊重中国文化传统，同时又能给中国文化传统以现代性改造，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某些契合点。这些契合点，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唯物史观、辩证方法论等诸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均平理想、大同理想、革命传统及经世致用思想等诸方面具有高度文化认同性，“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16]。例如，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理想的描述就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追求的社会理想高度契合，这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大同社会理想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做过一些设想，如劳动为生活第一需要，社会财富的分配坚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社会成员应该具备高尚的理想境界等，这与大同社会所追求的经济均平、政治平等、人人劳动、各尽所能的社会理想具有高度契合性。有学者认为，儒家的大同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先进分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心理基础”[17]。还有，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有相通之处，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是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并把它中国化的重要历史文化根底，等等。
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性，进一步促进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彼此之间的融合，这种融合为经典著作在中国广泛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适宜文化土壤。
总之，马克思主义是薪火相传的，它不仅为人们提供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实现人类自身解放的重要途径，还制定了实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发展目标。正因马克思主义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普适性和开放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才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编译和传播，这当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产生强烈吸引力和感召力。要研究和解决中国自己的实际问题，须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作为理论教导和思想指南。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由此，承担和体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本载体——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便自19世纪末始在中国逐渐被介绍和传播开来。
注释：
[1]徐素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MEGA2视野下的文本、文献、语义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58.
[2]国内有研究者从四个方面定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和后继者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从创立主体层面界定），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术思想和科学体系（从学术内涵层面界定），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和科学体系（从社会功能层面界定），是关于人生信仰和核心价值的社会思想和科学体系（从价值观念层面界定）。——程恩富，胡乐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60年［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1）：12.
[3]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M］//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6-67.
[4]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1.
[5]刘叔琴.唯物史观在历史哲学上的价值［J］.东方杂志，1924，21（1）：38.
[6]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143.
[7]马克思.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6.
[8]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M］//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
[9]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M］//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
[10]匏安.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N］.广东中华新报，1919-11-11（8）.
[1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
[1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
[13]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册［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94.
[14]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册［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118.
[1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6.
[16]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190.
[17]吴雁南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2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