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和著成年代

文献记载疑团重重

与《左传》一书的性质相比，关于《左传》作者和成书年代的争论，似乎更为激烈。古人没有现代人的著作权观念，一个学派的典籍，往往是由开山祖师口授弟子，弟子笔录，经过两三代的积累，由再传弟子把这种“语录”汇集整理而成。所以一般古籍实际成书时代要晚于传统的定说，甚至有“战国以前无私家著作”的说法。例如现存的《论语》《孟子》被视为研究孔、孟思想的最可靠材料，但它们都不是在孔子、孟子生前被编定成书的。于是在典籍形成的过程中，有后代弟子以己意篡改原文，或不自觉加入后人对先师之语意的理解，或窜入先师身后发生的事实，更有甚者以后人的话托名于古代圣哲。由于判断的标准不一样，就很容易使后代人对古代典籍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产生歧异和争论。

前引《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司马迁说《左氏春秋》的作者为“鲁君子左丘明”，这是关于《左传》作者的最早记载。左丘明其人，相传与孔子同时，《论语·公冶长》记孔子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就是西汉刘歆所说的左丘明“与圣人同好恶”。从孔子的语气上看，左丘明似乎是一位受孔子尊敬的前辈或同辈，因为孔子在谈话中自己称名。既然是孔子先贤或同辈，能否再从孔子受经作传，就使人产生怀疑。《史记》谈到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从而撰成《左氏春秋》。班固在《汉书》中还谈到左丘明为鲁之太史，刘歆以为左丘明“亲见夫子”。《后汉书》又说光武帝“知丘明至贤，亲受孔子”。因此西晋杜预认为左丘明是孔子弟子。但是，司马迁见过孔门《弟子籍》的记载，他在写《仲尼弟子列传》时为什么独独漏掉了左丘明的名字？特别是，《左传》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还附鲁悼公四年（前463年）一事，涉及三家分晋，智伯被灭，还称赵无恤的谥号为襄子。这时距孔子之死已53年，左丘明如与孔子同时，他不可能活着并把这些史事记录下来。正因为历史记载的种种矛盾，引发了人们对《左传》作者及其著作年代问题的激烈争论。各种歧异的意见归纳起来大致分为三类。

春秋人左丘明著成说

第一种意见是承继司马迁、班固的说法，认为左丘明因孔子《春秋》成《左传》，左丘明是与孔子同时的鲁国人，《左传》的成书大约在春秋末年。这一说法从汉至唐无人怀疑，唐以后随着人们对文献研究的深入，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到了现代，仍有学者坚持这种传统成说。如胡念贻《〈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问题考辨》（载《文史》第十一辑）一文认为，《左传》写到鲁哀公二十七年为止，可见作者为春秋末人；如果是战国时人，他会继续写到战国时代。《左传》的作者是鲁国人，到了战国鲁已衰弱至极，不具备产生这样一部巨著的条件。《左传》里面有些预言，到战国时代并没有应验，说明此书完成于春秋末。另外，《左传》的行人之辞带有时代色彩，与《战国策》中的游说之辞明显有不同特色。《左传》这样一部首尾一贯的大著作，在流传中不可避免地有战国人甚至汉人的增补窜入，但它还是基本上保存了原来面目。至于《左传》作者，应是任鲁国太史的左丘明。千百年来虽有许多人想否认左丘明，并对《左传》作者提出新说，但都凭空立论，缺乏确凿的证据材料，不足以推翻司马迁的旧说。

沈玉成在《春秋左传学史稿》中基本同意这种意见，但又对不同观点加以调和。他认为，《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但《左传》一书却是草创于春秋末而写定于战国中期以前。左丘明的身份可能是鲁国史官，作为《左传》的最初传授者，荟萃众史，却没有立即书之于竹帛，而是以口授的方式传给门人。经过口头上的代代传诵，被补充入战国史事，文字的润饰也使其近于战国语言风格，至战国中期《左传》方写定并流布。左丘明作为始传者奠定了《左传》的轮廓和雏形，因此无愧于作者的题名。

《左传》成书战国说

第二种意见认为《左传》的作者不是春秋末年的左丘明，《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战国说”是现代《左传》研究的主流派，他们在反对司马迁、班固关于左丘明受经作传的说法上是一致的，但在一些问题的具体看法上也并非完全一致。

历史上对《左传》作者首先提出疑问的，是唐人赵匡。他认为《论语》所引左丘明，是孔子的前辈，“乃史佚、迟任之类”；《左传》的作者是另一个左氏，其为孔子以后之人。虽然赵匡没有作具体论证，但实际上否定了《史记》和《汉书》关于《左传》成于春秋末的记载（见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一）。其后，宋代王安石作《左氏解》，举十一事证明《左传》非左丘明所作。但王氏此书已佚，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它“专辨左氏为六国时人，其明验十有一事”。朱熹提出“左氏谓‘虞不腊矣’，是秦时文字分明”；“秦时始有腊祭，《左传》作者应为秦人”（《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朱熹认为“《左传》是后来人做”，他提的另一个理由是书中的卜筮，有好几处都应验于三家分晋以后，“只当时子孙欲僭窃，故为此以欺上罔下耳。如汉高帝蛇，也只是脱空”（《朱子语类》卷五十七）。宋人叶梦得谓《左传》记事辞及“韩魏知伯赵襄子事，而名鲁悼公、楚惠王”，故认为“左氏应赵襄子之后”（《春秋考·统论》）。宋人郑樵《六经奥论》则列举八证，认定“左氏非丘明”，而是六国时楚人。元人程端学认为左氏为楚左史倚相（朱彝尊《经义考》引）。明清时人顾炎武反对《左传》为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著，认为“《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左传杜解补正》）。清人姚鼐认为《左传》自曾申以下，“后人屡有附益”，“其书于魏事造饰尤甚”，所以他推定为战国初人吴起所作（《左传补注序》）。

以上学者虽论证详略不一，但思路同辙，归纳起来有几个方面：一是《左传》记录了“三家分晋”等一些春秋末左丘明来不及见的战国史实；二是《左传》里面部分预言的应验发生在战国时期；三是《左传》叙事中涉及的祭祀、职官等制度，有些是战国时出现的；四是《左传》写了岁星记事，但各年岁星所在之次不是当时实际观象所得，而是战国人根据当时元始甲寅之年所逆推；五是《左传》所用助词不同于“鲁语”，作者非鲁国人，其语法和语言风格都带有战国时代的明显特色；六是《左传》的某些思想倾向如用邹衍“五行说”，是战国时代的产物等等。

现代研究《左传》的学者不论观点是“春秋说”还是“战国说”，也基本上都是围绕以上几点展开争论。持“战国说”者以徐中舒、杨伯峻、朱东润、赵光贤诸人为代表。

徐中舒先生在他所编《左传选》的《后序》中，陈述了自己关于《左传》作者及成书年代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左丘明是大约与孔子同时的一位盲史，出身贵族，类似于古希腊盲诗人荷马一类人物。《左传》和《国语》中的大部分历史均出自于他的口头传诵，然后由子夏的一位再传弟子在战国初的魏国写定，时间在前375年至前352年之间。

杨伯峻先生认为《左传》作者不可能是左丘明，由于史料原因，这个问题可以不去纠缠。根据《左传》中对毕万仕晋的占卜预言，杨先生推断《左传》作于魏国魏斯称侯之后，即前403年；又根据对陈敬仲完一占一筮的记载，杨先生又认为《左传》作者看到了田氏有代齐的可能，而没有见到前386年的田和为侯。因此杨先生认为《左传》成书的下限当在前386年（《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

朱东润先生也对左丘明的“著作权”加以否定。他认为，《左传》作者只预见魏的强盛，而未预见其前341年之后的衰落；《左传》作者预见赵氏世有内乱，而未预见前347年公子范袭击邯郸失败，赵大乱始定；《左传》记秦事自“殽之战”后逐渐减少，因秦与中原此后中止会盟，而作者不知道前362年秦孝公即位后这种状况的改变。因此朱先生推断《左传》作于前400至前360年之间（《左传选·前言》，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赵光贤先生作有《〈左传〉编撰考》一文，认为《左传》原本是独立的史书，收录了春秋各国的公私记载，名为《左氏春秋》，并非编年之史。后来经过改编，具有了编年的形式，又加入大量解经的话，才变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左传》。改编工作当在前375至前352年之间进行，作者是鲁国一左姓人。赵先生认为《左传》完全站在鲁国的立场上叙述历史，作者应是鲁国人而且与孔门渊源很深，他甚至怀疑是孔门弟子左人郢或左丘明的后代人，但因无据而很难论定。

赵先生的弟子王和在对《左传》进行系列研究的基础上，发表《〈左传〉的成书年代与编纂过程》（载《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一文，认为单靠《左传》中的预言考证其成书年代的方法是有缺陷的。他通过对《左传》所取材料来源多自郑、晋而少从楚、秦等国的现象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左传》当成书于郑亡的公元前375年之后和秦国崛起的公元前360年之前。他并且认为，《左传》在战国前期成书时为纪事本末体，至战国末叶之前被经师们改编为编年体，至西晋杜预将《左传》依年附于《春秋》，从而最终形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传合集形式。

此外还有一些战国说的重要观点也对《左传》研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如卫聚贤先生在《古史研究》中论定《左传》成书在周威烈王元年至二十三年（前425年至前403年）之间，作者是孔门大弟子子夏。他通过对比《左传》与公、穀二家语言的差异，认为作者是今山西一带人。而史载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并曾为《春秋》作传，正好符合条件。推断战国初人吴起为《左传》作者的说法，虽由清人姚鼐首先提出，但现代几位学术大家章太炎、钱穆、郭沫若、童书业等都曾表示同意而大加阐扬。其立论基础如下：一是按刘向《别录》之说，《左传》的传承是“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吴起曾是左氏学统中的重要环节。二是吴起先事魏文，又事楚悼，且都居权力中枢，这与《左传》记载晋、楚之事特详的特点正相吻合。三是吴起身为兵家，熟谙战争兵法，这与《左传》长于叙述战争场面也很符合。四是据《吕氏春秋·乐成》，吴起又被称为史起，说明他在魏国当过史官，具备写作史书的条件，参阅过丰富完备的前代史籍。五是吴起初从学于曾参，又曾为季氏家臣，而《左传》中常有尊季氏和袒护季氏的言论。六是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吴起是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左城）人，《左传》有可能是以作者的地望命名，如齐诗、鲁诗之例。尽管这种看法有许多合理之处，但因缺少更直接的证据，虽然影响很大，但难成定论。

西汉人刘歆伪作说

第三种意见认为《左传》是刘歆伪作，成书于西汉末年。提出这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清末康有为。因康氏变法曾将学术服务于当时政治，使这种看法风靡一时。但总因其过于偏激而不被学术界主流所接受，今日仅有少数学者仍对这种观点持而不舍。

据《朱子语类》的记载，宋代林栗已认为“《左传》君子曰，是刘歆之辞”，这可能就是《左传》刘歆伪作说的滥觞。宋元之际的罗璧又认为“刘歆治《左传》，始取传文解经”（《识遗》卷一）。清代方苞则直认古文《尚书》《左传》皆刘歆伪作。这些看法零散而缺乏论证。第一部从学术上系统论证《左传》为刘歆伪作的著作是清人刘逢禄的《左氏春秋考证》。

刘逢禄认为，左丘明所作是杂纂史书如《吕氏春秋》一样的《左氏春秋》，也没有圣人口授的微言大义在里面。后来刘歆拿来进行全面改编，强以传《春秋》，这才成为《左传》。凡是《左传》中与《春秋》经文密切之处，如“君子曰”“书曰”等解经之语和哀公十四年之后的续经，都出于刘歆伪作。刘歆还自造许多书法凡例，来牵合经文与《左氏春秋》，根据经文附益一些《左氏春秋》本不应有的文字，并依据经文年月对《左氏春秋》重新编排。这些，刘逢禄在《考证》一书中不厌其烦地逐条考订，书问世后，震动了学界。

继承刘逢禄并发展了“伪作说”的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更加气势逼人。他认为《左传》是刘歆将不编年的《国语》系上年月，和《春秋》加以比附，然后改编而成。《史记》中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俱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所以左氏所作是《国语》并非《左传》。康氏根据《汉书·艺文志》中分别著录有“《国语》二十一篇”“《新国语》五十四篇”，从而认为五十四篇是左丘明的原本，刘歆从中分出三十篇，改编成《左传》，“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也”（《新学伪经考》中《汉书艺文志辨伪》）。关于刘歆改编《国语》为《左传》的办法，康有为认为，一是削去周平王以前之事，依《春秋》以编年，比附经文；二是仿照公羊、穀梁的办法创制书法和日月例；三是窜乱《史记》，托之于河间王刘德和张苍、贾谊、张敞等西汉名臣通学以与《左传》拉上关系。特别是第三点，康有为比照《史记》《汉书》关于古文经记载的差异，在《汉书河间献王鲁共王传辨伪》一文中，认为《史》《汉》中有关古文经在西汉的流传情况，都出自刘歆的增窜，非原书之旧。

康有为之说影响很大，将经学中的今、古两派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崔适于1910年写《史记探源》，他称赞康书“字字精确，自汉以来未有能及之者”，同时又通过详赡论证，对康说作了补充。后来崔氏又作《春秋复始》，进一步辩驳了古文经的传授谱系和左丘明“受经作传”之说，并认为《穀梁传》也是古文经，也出自刘歆伪作。但反对康有为“刘歆伪作《左传》说”的学者也不乏其人，既有经古文家的章太炎、刘师培，也有今文学家的廖平。梁启超虽是康有为弟子，后期也认为其师之说过于武断。但在传统经学的区范之内，这种论争多挟有门户意气的成分，双方皆有主观武断之言，对古籍本身很难进行平和深入的科学研究。

20世纪五四运动之后，民主科学思潮的兴起反映在学术上，就是利用历史考证的方法，对古代经典和上古历史系统进行一番全面清理，从而把对《左传》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历史考证法”的始倡者是胡适，深受胡适影响的顾颉刚把西方的进化论思想用之于古史研究，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也就是说，一般的所谓古史，是古人依据上古的零星传说，按照不同的时代需要不断增加附益而形成的。于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而“传说中的中心人物也就愈放愈大”（《读书杂志》第九期《致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因此，研究者的任务就是依靠严谨的考证弄清古代不同时期人们造伪的情况，从而恢复古代历史和古典文献的本来面目。这样，以顾颉刚为中心的“古史辨派”高举疑古的大旗，同固守经典偶像的“信古派”展开激烈论争，时间长达二十年。这种争论不再是以儒经为标尺的真伪观（传经为真，不传经为伪）作指导，而是以考求信史为目的，区分出真古史伪古史，二者性质上是不同的。

1930年顾颉刚先生发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1942年他在重庆大学讲授《春秋战国史》，此讲义也被以《〈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的名字出版，都论述了他对《左传》真伪问题的意见。他基本沿袭刘逢禄的意见，认为《左传》“原亦杂记体之史”，今本《左传》经过了刘歆的改造：一是改经以立传；二是释“不书”（即《春秋经》何以对某事不记载）于经之传上；三是粉饰书法；四是标举凡例；五是伪造“君子曰”“君子谓”“孔子曰”“仲尼曰”；六是续经。顾先生特别指出，今《左传》中把少昊插在黄帝、颛顼之间和表明刘汉为尧后火德的几条材料，都非左丘明原书所有，而皆出自刘歆杜撰。刘歆不仅附益，而且对《左传》古本的原文进行变动，把本无年月日的事实分插入数年中。

钱玄同也是“伪作说”的一员大将。他坚持康有为的刘歆分割《国语》以成《左传》的说法，但又与今文学家不同，认定《左传》是“真史料，假经传”。他承认，《左传》所记的事实远较《公羊传》为可信，因为它是晚周人做的历史。20世纪40年代蒙文通发表《论国语、家语皆为春秋》一文，从新的角度论证《左传》为割裂《国语》而成。郭沫若在《述吴起》（见《青铜时代》一书）一文中也认为《左传》是刘歆割裂古史掺杂己见而伪托的。

现代反驳“伪作说”者也摆脱了传统的经派之见，而着重通过对《左传》内容的分析研究来作论证。1927年前后，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左传真伪考》被胡适介绍到中国。全书分上下二篇。上篇通过文献考证说明《左传》成书于秦始皇焚书之前，下篇通过对《左传》语法的研究证明《左传》有着为汉代人所无法模仿的语法系统。钱穆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表》是一篇史学力作，他以犀利的词锋向“伪作说”提出二十八条驳诘。后来他又发表《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二者均载《古史辨》第五册）一文，正面阐述了他对《左传》中被认为出于刘歆增窜之文的不同看法。杨向奎先生于1936年发表《论〈左传〉的性质及其与〈国语〉的关系》（载《杨向奎学术文选》，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一文，反驳刘逢禄以来的附益伪作说，也否定《左传》出于《国语》的看法。杨向奎当时化名“杨守”，与化名“童疑”的童书业展开争论。沈玉成《春秋左传学史稿》在叙述这一段学术史时说：“守意味着信守古籍，不过信守不是保守，而是对疑古主张的批判和发展。”

1949年之后，政治性的“批判胡适”等运动，使得正常的学术讨论不能再继续下去，疑古派缄默不言，所有教材著作都异口同声肯定《左传》绝非“伪作”。“文化大革命”以后，徐仁甫先生出版《左传疏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并撰写多篇论文，以更加细密的论证方法，肯定《左传》为刘歆伪作。他认为：第一，根本不存在《左氏春秋》，司马迁见到的是《国语》。《史记》提到“鲁君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的话为刘歆窜入。第二，从文字对比看是《史记》在前，后来的《左传》从《史记》中大量采集的例证有127条之多。第三，先秦两汉著作中引《左传》之言或事，实为刘歆抄用他书以作伪，如认为《左传》成于战国不可靠。第四，以《左传》与马王堆出土《春秋事语》中的文辞作比较，后者避“子楚”之讳而作“荆”，《左传》不避“楚”字且文章技巧更高，说明《左传》在后。徐仁甫还考证出，刘歆伪作《左传》前后经历了十八年。

徐仁甫的观点很快受到杨伯峻、胡念贻、宋敏等先生的反驳，并称之为“用主观主义的研究方法得出来的奇怪的结论”。总之，限于客观材料的局限和主观理解的差异，目前关于《左传》作者和著成年代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尽管同意某种看法的学者人数比较多，某种看法鲜被人支持采纳，但学术观点的判定是不应该套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

笔者认为，判断古籍的著成年代，不能泥古不化，还应具有整体的观点（不能抓住后代窜入的片言只语大做文章），同时参照先秦古籍形成的规律性特点，综合考虑。所以在上述诸种意见中，笔者比较倾向于《左传》成书于战国说。至于著者何人，因史料的局限，目前仍难准确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