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财经媒体是以生产和传播财经新闻为主的媒体，作为经济环境中传播财经信息的重要载体，其不但提供市场交易双方所需要的信息，还可以通过议程设置引导社会舆论，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其健康发展对社会经济正常运行起到重要作用。
本研究以传播影响力相关理论为视角，分析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财经媒体在传播定位、传播内容、传播渠道等方面做出的新成绩与努力以及存在的问题，即从国家经济发展与全球影响的战略高度全面审视评估我国财经媒体发展在传播影响力层面的现状、成绩与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以此打造强势财经媒体，参与国际传媒市场的竞争与合作，既确保中国的舆论安全与主权，也使我国财经媒体参与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以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互联互通，同时更好地布局我国财经媒体的发展战略，促进财经媒体适应媒介生态的变化，在激烈的竞争中健康快速地发展。
本课题的研究意义既表现在对我国财经媒体的发展具有理论层面的指导作用和操作层面的应用价值；同时对我国财经媒体的报道内容、产业运作、公共关系的开展均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对发挥财经媒体的功能、提升我国财经媒体的国际化水平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此外，能够丰富媒介融合背景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基础理论与新闻业务理论，促进我国媒介的和谐发展和新闻学科的发展。
二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研究引论部分阐述了研究的目的与意义、研究方法及创新点，对媒介融合与传播影响力进行了详尽的文献综述，为本课题的开展提供了较好的理论框架与研究目标。
第一章，对我国财经媒体的发展背景及现状进行了阐释，概括出我国财经媒体发展所处的三大背景为媒介生态环境发生极大改变、媒体融合成为时代发展趋势、国家发展需要做强财经媒体；财经媒体发展的四大现状为传统财经媒体开始数字化转型、垂直财经媒体获得极大发展、财经自媒体开创内容创业时代、媒体资源重组开始深度融合，且从报纸、广播电视、财经网站和两微一端四个层面梳理了我国财经媒体的发展格局，为全书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研究起点。
第二章到第十二章，选取我国电视、报纸、网站、财经自媒体、国外财经媒体等有代表性的财经媒体的知名栏目、特色报道、特色版面作为具体研究对象，从微观层面探讨财经媒体传播影响力的现状、问题及对策：选取《经济日报》的《蹲点笔记》栏目探讨新闻报道策划与传播影响力的提升；选取《经济日报》区域版探讨中观经济新闻报道传播影响力的提升；选取《第一财经日报》的《财商》周刊探讨理财新闻传播影响力的提升。同时选取新财经报纸的典范栏目如《中国经营报》的《与老板对话》和《能源化工》、《21世纪经济报道》的《角落里的中国》、央视财经频道《环球财经连线》和《经济半小时》、网络财经媒体腾讯财经频道微信公众号、财经自媒体《吴晓波频道》，以及外媒《哈佛商业评论》等，结合传播影响力相关理论，从媒体定位、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效果等多个维度探讨其传播影响力的呈现和存在的问题，透视我国财经媒体传播影响力的具体表现和影响传播影响力发挥的各种因素，通过相关调查与分析，进而提出提升财经媒体传播影响力的策略。结语从宏观层面提出了提升财经媒体传播影响力的对策思考。
本研究以媒介融合为切入点，将对传播影响力的打造纳入媒体生存与发展的层面加以探讨，对当前我国财经媒体相关栏目、版面的报道做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分析与概括，集中为我国财经媒体问诊把脉，研究内容丰富，视角新颖。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
本研究主要运用了以下研究方法。
1.规范研究法
本研究综合运用新闻学、传播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公共关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知识，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指导下，对我国财经媒体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传播影响力发挥与提升的制约因素、表现及趋势、应对策略，加以解释与论证。
2.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通过将非定量的文本材料转化为定量的数据，并据此对文献内容做出定量分析和相应的判断和推论。为解决本课题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本研究选取典型财经媒体的专栏、财经媒体中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分析，通过建立传播影响力的相关指标，考量其传播影响力的实现，为研究提供扎实的支撑。
3.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是通过严格设计的问题或表格向研究对象搜集资料和数据的方法。本研究从媒体管理层、财经媒体及受众等多个层面进行问卷调查、文献数据分析，以获取研究所需的第一手资料。
4.访谈法
访谈法是由研究者针对相应的研究问题与受访者进行自由交谈，从中获取信息的方法。本研究通过赴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对不同类型的财经媒体的从业人员进行访问，收集我国财经类媒体从业人员的相关材料与数据，获取大量相关研究资料。
5.个案研究法
鉴于之前学者对传播影响力的研究宏观层次多、微观层次少的问题，本研究打破传播影响力研究的整体现状，从较小的切口出发，选取财经媒体的典范栏目、经典版面，结合目前我国传播影响力研究较具代表性的基础理论，解剖麻雀，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6.实证研究
本研究根据调查问卷的结果，利用SPSS 19.0中的因子分析法尝试性地构建相关报道传播影响力的评价模型，并选取相关媒体报道对构建模型的普适性和准确性进行了初步的检验。
本研究方法的创新体现在对以上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由此体现出本课题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现状分析与对策提供相结合的特点。
三 媒介融合、传播影响力相关研究综述
媒介融合和传播影响力相关研究都兴起于20世纪末，西方国家研究较早，国内相关学者借鉴相关概念将其本土化。21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对传播影响力、媒介融合展开大量研究，目前已有相关研究成果。
（一）媒介融合相关研究综述
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最早要追溯到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数字技术”的概念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媒体实验室创办人尼古拉·尼葛洛庞蒂在其著作《数字化生存》中提出，他提出了“媒体融合”的设想，并阐述了“数字技术”的概念、趋势和价值，以及数字化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利用图例的演示，从三个相互交叉的圆环趋于重叠的融合过程中，体现出了对电脑业、印刷出版业以及广播电影业趋于“融合”的理论构想。[1]20世纪80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伊契尔·索勒·普尔在其著作《自由的科技》一书中提出了“传播形态的融合”[2]，实现了传媒的融合由初步构想向现实的转变，并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逐步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
媒介生态的快速转变以及不同媒介多元价值的呈现使得西方学者逐步重视媒介融合，并开始对“融合新闻”或“融合媒介”做出界定。美国南加州大学安利伯格传播学院Larry Pryor教授认为，“在媒体新闻编辑部中，新闻采编从业人员共同进行内容生产，为多媒体平台生产多样化的内容产品，并以互动性的产品服务大众，这样的新闻生产方式称作融合新闻”。[3]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纳奇森将“融合媒介”定义为：“融合媒介为印刷媒介、音频媒介、视频媒介、互动性数字组织之间有战略性的媒体联盟，形成多样化的融合性媒介。”[4]普尔强调的是媒介平台的“功能”，注重基础性的开发和扩展，而纳奇森强调的是媒介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模式应该是融合媒介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单纯地去理解媒介的操作平台。[5]顺应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传统媒介互相分割的产业模式应该得到改变。新媒体产业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而产生，报纸、广播电视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界限越来越模糊，发挥各自优势成为可能。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不仅仅是业务上的互相交叉，更是媒介功能、媒体形态、资本所有权、组织要素的融合。
国内对于媒介融合的研究是在借鉴西方的基础上进行的。综合相关文献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媒介融合”的研究始于1999年，开始时间比较早，但早期的研究成果较少；2001年到2006年，研究成果数量呈现平稳上升趋势；2007年出现爆发态势，并持续至今。这样的变化与近年来我国新媒体的发展趋势相吻合。比如，2006年被称为“新媒体年”，2010年被称为“微博元年”，在这些年份前后，各种“媒介融合”现象出现在学者和公众面前，因而，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极大丰富。
从近几年来看，我国学者也对“媒介融合”做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如，傅玉辉从电信产业和传媒业融合交叉的角度，探讨了二者合作发展的关系。[6]许颖从媒介融合的轨迹出发，分析了从媒介互动到媒介整合再到媒介大融合各个阶段中信息的采集与新闻报道，以及如何在融合背景下进行信息的开发与整合，在著作中通过大量的国内外媒体融合实战案例，对媒介融合各个阶段的策略技巧做了前瞻性分析。[7]王润钰以产业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对产业融合趋势下影响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思考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方向和可选择的发展路径，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8]马胜荣认为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发生的突发重要新闻事件，当前国际上大媒体都运用现代化的传播手段，用立体的报道方式，全景式地报道事件的进程。[9]这是新闻媒介融合过程中的一种现象。“媒介融合”和“媒介整合”不是同一概念，最主要的差别是推动力的不同，融合的推动力来自内部，整合的推动力来自外部。
目前，对于媒介融合的研究，学界主要集中在媒介融合内涵界定、媒介融合发展历程和产生的问题与对策这三个层面上，也有大量研究把媒介融合当作大背景来探讨新闻传播实务。
1.关于媒介融合的内涵
我国最早借鉴西方“融合新闻”概念的是中国人民大学蔡雯教授，她从新闻传播的运作方式、编辑部生产作用、新闻编辑与策划以及新闻从业者技能创新等方面对“媒介融合”这一核心概念进行深度研究。她指出：“在媒体集团集中和融合的过程中，不同的媒体通过一些流程来控制实现资源重整，比如，电视台帮衬报纸、报纸联动网站、网站呼应广播电视，它们利用各自的介质差异，在新闻信息传播上实现资源共享而又产品各异，联手做大区域市场，并且在这一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10]随后，蔡雯连续关注媒介融合，把握我国媒介融合的趋势，从中发现我国传媒在媒介融合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策略。
黄旦从理论的角度来阐释媒介融合。他认为，在网络社会理论的视角下，媒介组织以数字技术为基础，把数字技术当作融合平台，数字技术引起媒介形态的变化，以数字媒体为元技术平台背景，将不同维度和不同性质的媒体重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社会网络，而媒介组织就是社会网络当中的一个节点。[11]他从理论框架视角去观测媒介融合，并以网络技术为核心对媒介融合进行界定，把媒介组织放在社会网络的关系中去认识。周鸿铎等[12]认为媒介融合体现为四个层面：“跨媒介融合”“跨区域融合”“媒介资本融合”“媒介集团化融合”。其系统地阐述了“媒介融合”的内涵并对其进行详细的界定，从媒介形态、媒介区域、媒介资本等多个角度对媒介融合进行定义。另外，不少学者通过大量的文献研究，得出了自己对于“媒介融合”的理解，比如，有学者给出了媒介融合的狭义与广义的定义；有学者将“媒介融合”置于超媒体或全媒体的语境下给出了自己的定义，认为媒介融合是超媒体时代的显著标志。
郝希汉[13]认为，“媒介融合”产生的背景是产业融合，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普尔教授提出，其本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关于它的想象更多的集中于将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融合在一起。显然，这种简单浅显的界定缺乏有力的理论深度和多维的视角。辛欣[14]对媒介融合的内涵界定，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媒介融合是指传媒业界内部不同形态之间媒介进行组合，并以此组建超大型的传媒集团，比如默多克的传媒帝国；广义的媒介融合是指媒介与其他一切有关要素的汇聚与融合，包括媒介形态、媒介功能、传播手段、资本所有权、组织结构等要素的融合。简而言之，按照她对媒介融合这一概念做出的理解，从狭义上看，媒介融合就是媒介形态的融合；广义上看，媒介融合包含了媒介属性形态、媒介资本运营、媒介结构功能这三种融合，这样的认识符合当今媒介融合发展的趋势，是一个较为全面的界定。
南长森和石义彬[15]认为，媒介融合作为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看起来是一种新闻生产的新理念、一种新方式呈现的拟态行为；但其实质是一些市场化运作程度高的传媒企业利用跨国企业进行全球扩张以寻求传媒企业新闻生产最大利润和传播效果的良好愿望；其诱因是新闻竞争的加剧和新媒体技术传受互动、网主天下规则的改变。按照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媒介融合不是新的传播方式和新的业态淘汰传统的传播方式和通用业态，而是吸纳优长，共体同生。
从大部分学者对媒介融合的内涵界定来看，媒介融合从媒介形态的融合中演变而来，是多种媒介形式的相互融合发展，但随着媒介融合的深入，媒介融合呈现形态、资本、经营管理、内容、手段、形式等多个层次的融合，由此看来，对于“媒介融合”这一核心概念的界定也伴随着媒体融合发展的进程而不断深化丰富。
2.媒介融合的发展历程
在媒介融合的发展过程中，媒介融合的发展模式与路径呈现了“阶段性”的特征。这种分阶段、分步骤的过程也是不断完善和深化的。
王溦[16]从媒介运营模式的角度来认识我国媒介融合发展的阶段，将我国媒介融合的递进阶段概括为“媒介互动—媒介整合—媒介融合”的过程。媒介互动是媒介在进行竞争时为营造良好的竞争关系而采取的一种战术；媒介整合是指媒介组织在经营模式上的调整，其试图建立完善、科学、合理的运营模式来提升媒介竞争力，表现出媒介融合的形式化；媒介融合是在多媒体数字技术的基础上实现媒介组织内容和形式上的融合，增加了定量的新闻服务和内容的可视性。他从媒介竞争需要互动到网络技术发展要求媒介实现融合的角度来看待媒介融合的发展，这样的观点揭示出媒介融合的最初动因，也就是媒体的相互竞争导致媒介互动，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他的观点没有完整揭示出媒介融合的各阶段特点，也没有清晰的划分界限。
党东耀[17]通过对互联网技术进化路径的分析，归纳出媒介融合所经历的“以传者为核心的融合模式—以个体为主导的融合模式—以数据为核心的融合模式—传者和受者双主体的模式”的发展阶段，并且认为媒介融合的最终追求是传受融合。他从互联网技术导致传者和受者关系的角度出发来认识媒介融合，这种全新的视角跳出了媒介技术和媒介形态的圈子，但脱离了媒介融合的主体。
崔保国[18]论述了媒介变革的显著特征：媒介的相互融合与渗透以及媒介的融合与裂变、信息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创新是产生这一系列变革的根本原因。媒介变革的过程与规律对大众媒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他认识到了媒介融合产生的新结果，即融合导致新媒介的产生，从媒介变革的特征来把握媒介融合的阶段，是一种新的认识切入点。
贺旖[19]根据数字技术的发展来对媒介融合的阶段进行划分，对媒介融合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进行了分析，将媒介融合的发展历程分为准融合阶段、融合阶段以及深入融合阶段这三个时期。王书怡[20]也根据数字技术演进的过程把媒介融合的发展分为准备阶段、融合阶段和深度融合阶段。这一类学者从媒介技术的角度切入，也是最典型的认识框架，根据数字技术发展的角度把媒介融合分为三个阶段，但是三个阶段的划分有点过于简单，没有明确地体现各阶段的特点。
此外，有大量的硕博士论文对媒介融合的发展阶段进行了概述，如张中雷《媒介融合的发展维度、阶段与路径探析》（山东师范大学，2015）；吴晓珍《媒介融合与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9）；鲍立泉《数字传播技术与媒介融合演进》（华中科技大学，2010）；等等。
关于媒介融合发展阶段的讨论，目前尚没有公认的划分标准和明确的阶段划分。媒介融合的趋势正快速加强，所以阶段的划分有待深入研究。就目前的划分来看，其大多把媒介技术的发展作为媒介形态的变化的诱发因素，但是大多数研究都没明显体现出各阶段的特点，也没有标志性事件或特征来作为界限。因此，对于媒介融合发展阶段的划分，我们需要深刻把握趋势，认清其在媒介形态、技术、内容、资本、管理等各方面表现出的特点。
3.媒介融合问题与对策
目前，媒体正在经历媒介融合的变革，在媒介融合发展的路径中，产生了一些问题。就媒介融合的状况来看，学界主要从媒介融合的广度和深度进行探讨，认为媒介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不够，媒介融合实践难以深入。大多数的研究把媒介融合产生的问题聚焦在体制僵化上，对我国媒介体制改革做了较多探讨。
宋丹丹[21]认为媒介融合背景下传统媒体面临的问题慢慢凸显，尤其是纸媒，其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尹连根和刘晓燕[22]认为，我国现在的媒介融合还停留在表层的融合，也是认知和文化意识的冲突，并没有进行本质上的融合。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媒介融合是一个过程，要实现实质上的融合，在一定的时间内不断变革现有管理体制和运营方式，才能有质的飞跃。
蔡雯[23]对我国媒介融合问题做了较为全面的探讨。一是观念的转变，换汤不换药的传统思路难以根本解决新问题；二是规章制度的改变和完善，加强媒介监督权和新闻内容产权之间的法律和制度建设；三是深化体制和机制改革，废除“双轨制”的限制；四是内容生产与媒体运营的矛盾，即怎样去平衡主流媒体宣传价值与媒介自身经济收益运营宣传；五是人才的培养与素质提升。这为我们探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路径提供了很好的启发。蔡雯较为全面地概括了我国媒介融合发展中的问题，她主要侧重于从体制、观念、权利、经营等方面对媒介融合发展提出问题，并在后期的论文中有针对性地给出了一些策略建议。
周鸿铎等[24]认为金融危机使媒介传统体制的弊端进一步暴露，所以媒介的融合还是要侧重于经济视角的融合，并从区域融合、资本融合、集团化融合等几个层面提出了实现结构调整和改革深化的决策。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地归结了媒介融合的原因，没有看到媒介融合的真正内涵。
申凡、谢亮辉[25]以《广州日报》滚动新闻部为例，探讨了我国媒介融合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对策，认为媒体发展中存在管理构架不明确、缺少与网民的互动、新闻版权维护困难等问题，需要不断地探索和解决。其中大部分研究是以案例来透析我国媒介融合发展的问题，但是最终得出的结论都主要归结于管理体制。
除此之外，还有部分研究以媒介融合为背景来探讨某类型媒体该如何进行融合发展。如庞井君、王雷[26]探讨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广播电视品牌建设问题。他们认为随着信息时代、网络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媒介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广播电视与视听新媒体等多种媒体的边界也越来越模糊，在视听市场激烈的竞争中，原来具有优势的广播电视品牌也正在受到严峻挑战，并对此提出相关建议。刘铮[27]认为，报纸网站尤其是省报网站正面临着来自门户网站、省级地方重点新闻网站的挑战，受到移动互联网、自身编辑素质、盈利模式不明确等带来的限制。未来，省报网站可以通过与地方重点新闻网站合并、注重本地信息、打造本地个人信息门户、开发移动客户端、对数字报收费等措施提高竞争力，为建设网络强国添砖加瓦。
201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此次会议对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并做出了具体部署。会议指出，要把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作为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部署、推进宣传文化领域改革创新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是适应媒体格局深刻变化，提升主流媒体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重要举措。
（二）传播影响力相关研究综述
对于传播影响力理论的研究，国内外关注的起始时间、研究重点都不尽相同。总的来说，国外关注这一理论比我国学界更早，由传播效果开始，展开了相关理论的研究。而我国理论界在国外传播效果研究的基础上，又在“传播力”和“媒介影响力”上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并引出了“传播影响力”这一概念。
国外对于“传播影响力”的研究源于对媒体传播效果的探索，自媒体出现以来，传播效果的研究从未终止，并且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融入其他领域的理论，从而更好地研究传播行为在受传者身上产生的各种效果。对于传播影响力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对传播效果的研究；对传播影响力的研究。
传播效果是传播过程的后期阶段，是指信息通过传者发出经过媒介传播到受者从而引起受者认知、态度、行为层面的变化。而“影响力”一般是指改变他人思想和行为的能力。现今对“影响力”的研究多出于实用层面，学者试图通过提高影响力为受众带来益处。罗伯特·西奥迪尼所著的《影响力》[28]一书，就从心理学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影响力的来源，帮助受众得到影响力与社会认同。
由Denis McQuail教授撰写的《大众传媒影响力和传播效果》[29]一文详细介绍了媒体的传播影响力。除了论述在一般性质上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影响，他对媒体传播影响力发展历史的追溯，于这一理论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在文章的最后，作者给出了研究结论，他认为虽然无法做出十分精确的因果联系或非常可靠的预测，但大众媒体很显然已经对社会个体、社会机构及文化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国外对“传播影响力”的研究多从实践角度出发，将媒体的影响力与一些具体学科、事件相结合，探索媒体在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作用和能力。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第一，大众传播对青少年的影响研究：Sara Krentzman Srygley在《大众传媒对当今青少年的影响》[30]及中泽智惠在《电视对青少年性意识形成的影响》[31]中指出，随着大众传媒如报纸、电视、网络等在社会生活中的普及，媒体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学界认为媒体在发展过程中应当重视这一现象，与教育工作者共商解决方案。第二，大众传播对社会生产的影响：有学者通过测量发现，大众传播与某些社会生产活动产生了某种相关性。第三，大众传播对司法的影响：论著《民事诉讼新闻报道及其对司法决策的影响》[32]认为，新闻媒体有可能对民事诉讼制度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媒体的报道影响决策系统中的参与者，在特殊情况下甚至会影响司法决策。
在我国，有关传播影响力的研究最早来自1982年，1994年以前的有关文献主要关注的是“影响力”，尤其是个人的影响力等。1995年之后，逐渐有学者研究新闻传播方面的影响力。第一篇有关传播影响力的论文认为[33]报纸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可以互相转换，互相促进——报纸的竞争力越强，影响力越大；影响力越大，竞争力也越强。2003年有关传播影响力的研究达到了第一个高潮，先是喻国明教授2002年岁末在湖南卫视举办的“千年论坛”中提出了传媒产业本质为“影响力经济”的观点，并分析了传媒影响力发生与建构所依赖的“三个环节”。喻国明有关传媒影响力的研究对日后有关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此后，有关传播影响力的研究开始兴盛，有关研究学者比较著名的有喻国明[34]、丁和根[35]、何春晖[36]、郑丽勇[37]、刘建华[38]、强月新[39]等。
1.有关传播影响力理论研究
当前我国传播影响力的研究有如下几个方向。
（1）传播影响力内涵界定
在“传播影响力”这一概念被提出之前，学界最早出现的有关媒介传播效果的概念是“传播力”，这是由刘建明提出的，他认为，“媒介传播力简称传播力，指媒介自身能力以及媒介信息检索、新闻报道，乃至对社会产生影响的能力”。[40]刘建明把传播力的影响因素概括为媒体规模、人员素质，传播的信息量、速度、覆盖率及社会效果，社会效果即传播效果是传播力最主要的外在表现。[41]
郭明全在其著作《传播力》中指出，传播力是媒体将所要传达的信息通过各种传播渠道的组合，扩散至受众，尽可能产生较好传播效果的能力。媒体的传播力受传播的信息量、传播速度与准确度、信息的覆盖面以及影响效果等多方面制约。[42]
北京大学陈刚认为，传播力实质就是媒体实现信息有效传播的能力。传播力可通过制定一定的衡量价值标准来评测有效传播效果。评测一个媒体的传播力，可以按照受众范围、阅读量、转发量、影响力等多种指标进行。[43]
对于影响力的研究，周志懿认为，学界对传媒行业的效果理论研究过渡到了“影响力”。影响力是指媒体所传播的信息被受众接收并接受，进而改变其认知、态度和行为，产生对传播主体积极的力量。[44]
后来，我国许多学者对“传播影响力”予以关注。张春华通过梳理“传播影响力”的概念，根据传播主体对两类研究进行了分类：一种是大众传媒；一种是社会组织。大众传媒的传播影响力是其功能体现，社会组织的传播影响力有经济利益的驱使，也有信息传播的需要。[45]本书研究的是大众传媒的传播影响力，故对于社会组织的传播影响力研究不做过多关注。
俞虹认为，传播影响力是指传播内容经过媒介到达受众的能力及媒介效果释放的能力，是接收者接收节目后对个人与社会实际产生的影响力度，传播影响力的形成步骤包括：媒介传播→个体接收→接受影响→影响再传播→社会影响力。[46]这一观点是国内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
喻国明认为，传播影响力首先通过受众接触媒介和媒介内容，引起受众注意，进而产生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等受动性改变，本质在于，媒体作为传播渠道可以在受众身上打上影响其认知、判断、行为、决策的烙印。[47]
欧阳国忠认为，媒体只有将传播平台、传播内容、传播人和传播渠道优化组合后，才能达到有效传播的目标。在以上四种因素中，内容为王，内容直接影响受众的数量和质量。[48]
国外学者同样对于传播影响力这一概念有所研究。
美国学者Graham Williamson认为，传播影响力是传者和受者作为传播过程的两头，进行信息编码和解码的能力。[49]
西班牙学者Manuel Castells指出，随着传播技术的革新，大众传媒在政治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大众传媒要想在政治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取得胜利，就应该善于知晓和利用媒体的传播影响力。[50]
综上，俞虹和喻国明的观点较为完整地揭示了传播影响力的形成过程，传播影响力是在媒体本身具有如何到达受众的传播力和到达受众后产生什么效果的影响力的基础上形成的。本课题组对传播影响力的定义也基于此。
（2）对传播影响力的宏观解读
此类研究主要包括对传播影响力的定义、本质、分类、构成要素、发生机制、评价指标体系等方面的概述性研究。对传播影响力相关概念的研究比较多，比较著名的如喻国明[51]认为传播影响力由“吸引注意”+“引起合目的的变化”两个基本部分构成。其本质在于它作为资讯传播渠道对其受众所打上的属于自己的“渠道烙印”。文章认为传媒作为产业的本质就是“影响力经济”。文章提出了传播影响力的发生机制，在媒介接触环节，传播力以优秀的传播内容和形式体现；在保持环节，应该构筑受众之于传媒的行为忠诚度和情感忠诚度；此外，还应该从内容制作、市场定位、目标受众三个方面来提升自身的传播影响力。郑丽勇[52]认为媒介影响力是指媒介改变受众的态度和行为的能力。他认为媒介影响力本质上是传播影响力，包括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影响力两大呈现效果。此外，唐朝[53]、李海颖[54]等也对定义进行了分析。
有关传播影响力的分类和构成要素以华文[55]的研究最为著名。该研究提出媒介影响力的构成要素为：规模、时间、内容、方向和效果；对其进行了分类，把传播影响力分为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影响力，并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总结归纳了传播影响力的整合、交流、导向等功能特征，还总结了传播影响力的评价标准，分别是：受众规模和层次、内容、传播效果、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可持续等。
有关传播影响力发生机制以喻国明[56]的“接触、保持、提升”三个环节说影响力最大，后来很多研究均参照了这一发生机制，或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就评价指标体系而言，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评价指标，如郑丽勇等[57]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媒介影响力乘法指数评价体系，他将媒介影响力的形成过程解构为接触、接受、保持和提升环节，并提出了广度、深度、强度、效度四个因子的四维评价指标体系。何春晖、毛佳瑜[58]从员工、受众、广告主、同行、学术界的角度提出了四个部分的量化指标。
现有研究对传播影响力的定义、分类等达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对发生机制的研究也相对统一，有关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分歧较大，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但是经过梳理后发现，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均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传播影响力评价机制体系是本课题的研究重点，故本节将在第二部分重点阐述相关研究现状。
（3）对某一类媒体或领域传播影响力的研究
此类研究范围较广，包括对电视、主流媒体、地方媒体、区域电视、传统电视节目等的传播影响力研究，这类研究大多从宏观视角进行系统分析。如郑丹妮[59]分析了党的主流媒体影响力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提出了建议。郑丽勇、郑春艳[60]分析了电视在当前媒介生态格局中的位置，电视传媒业内部影响力分布状况以及不同级别、不同内容的电视传媒各自发展状况。汪维诺[61]则分析了地方新闻门户网站的媒介影响力。罗雪[62]以佛山电视集团为例，分析了区域电视的传播影响力。涂雯丹、周建青[63]探讨了利用网台联动提升电视节目传播影响力的途径。
（4）对特定媒体和栏目的传播影响力研究
此类研究相对丰富，研究范围也极为广泛，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对电视栏目传播影响力的研究，如杨琳、李亦宁[64]以《百家讲坛》为例，分析电视文化节目的传播影响力；景皓丹[65]分析央视新闻频道《新春走基层》的传播影响力；等等。第二，以某项活动为例，分析媒体报道的传播影响力。如牛鸿英[66]以2008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为例，分析金融危机情境中媒体“议程设置”的传播影响力；李红秀[67]以“双百”评选活动为例，分析媒体“议程设置”及其传播影响力。第三，对比分析国内外报纸的传播影响力，如高红玲、董璐[68]以《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纽约时报》为例，分析中美报纸的传播影响力。
就研究现状来看，除了本课题主持人吴玉兰教授对财经类报纸或栏目有一定研究外，学界尚没有其他学者专门对财经媒体进行研究。吴玉兰教授等前期已经对财经媒体或栏目有一定的研究积累，主要以特定的财经媒体或栏目为例，来探讨该类媒体或栏目的传播影响力，如吴玉兰、张玉洁[69]对《新世纪》周刊《逝者》栏目的分析；吴玉兰、邢春燕[70]对《长江地理》栏目以及《财经郎眼》栏目的分析；吴玉兰、肖青[71]对《21 世纪经济报道》评论专版“星期六评论”的分析；吴玉兰、商跻雯[72]对《21世纪经济报道》地产版的分析；吴玉兰、张祝彬[73]对《经济日报》的分析；等等。在本课题中，课题组将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相关媒体和栏目，覆盖各类媒介形态，对特定的财经媒体传播影响力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关策略。
（5）对提升传播影响力策略的研究
此类研究既通过分析案例来探讨传播影响力，也从理论层面来分析，还有对提升国际传播影响力的探讨。如胡智峰、刘俊[74]在探讨如何提高中国传媒的国际传播力时，认为应该从主体、诉求、渠道和类型四个维度来切入。李希光、郭晓科[75]等人也提出主流媒体打造国际传播力、保持国际话语权的策略。庞华[76]以《朝闻天下》为例，提出了三点启示：创新发展，寻求本土化；亮出栏目整体独特风格；延伸触角，加强互动。张超[77]从内容创新、手段创新、品牌创新、人才创新四个方面进行阐述，探讨主流媒体如何以创新为动力，扩大影响力。赵树清[78]从国际传播影响力的视角提出了五点建议：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活动，精心打造独具审美品格的艺术盛典；加强动态编排，提升文艺节目的可看性和吸引力；扩大名人效应；加大原创力度，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曹坤、王钰[79]在媒介融合的语境下，提出城市电视台的文化传播影响力构建策略。
本书通过对文献进行研究后发现，目前国内有关传播影响力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有关研究正逐步增多，不过以单篇论文居多，系统、全面地对传播影响力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论著过于缺乏。第二，现有研究多是以某一类型的媒体或栏目为出发点，着眼点各不相同；而且从具体内容来看，有的是从媒介经营管理层面，有的是从新闻业务领域，较少有对传播影响力进行全面解读的研究。第三，目前对传播影响力的内涵、分类等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而对传播影响力的评价指标，各自从不同的出发点进行划分，尚未形成一套公认、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第四，研究方法正逐渐完善，从定量角度进行的研究逐渐增多。不过目前的研究方法仍然存在较为粗糙的嫌疑，定量研究的评价标准如何确定，这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2.有关传播影响力评价体系研究
目前，对于传播影响力的评价体系尚未形成一套公认的评价机制，罗建华、华文、俞虹、喻国明、何春晖、郑丽勇等都构建过相关评价体系。
罗建华[80]认为报纸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可以互相转换，并且探讨了竞争力的基本要素和转换成影响力的主要途径：新闻传播速度，抢占市场先机；信息发布厚度，获取规模覆盖；产品适用效度，实现价值提升；社会干预力度，扩大舆论影响；创新开发频度，推动持续发展。这应该是对传播影响力评价指标的初步探讨，不过，这个指标更多的是从定性的角度来设定，这样的评价指标在衡量的时候，还有很多缺点，不足以全面展示出媒体的传播影响力。
华文[81]是第一个将传播影响力从量化的角度来考察的人，他将媒介影响力的构成要素分为规模、时间、内容、方向和效果，有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影响力之分，并提出了衡量媒介市场影响力的评价标准：受众规模、质量、传播效果、媒介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可持续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华文的评价指标主要关注市场影响力，而怎么衡量社会影响力，作者并未说明，此外，衡量市场影响力中的有些指标可操作性不强，如可持续发展标准就较难科学界定。
喻国明[82]则主要从接触、保持和提升三个环节研究传媒影响力的发生机制，这个指标从理论高度对传媒影响力进行了确定，后来不少学者的研究正是基于这个发生机制进行分析，将接触环节用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来衡量，保持环节则用受众获取信息的频率来衡量，提升环节则用受众对媒体开展与读者互动活动的评价以及对创新推广、策划能力的评价来衡量。
俞虹[83]并未提出有关评价指标，不过他对电视收视率及传播影响力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提出了高收视率不等于强影响力、低收视率也不等于弱影响力的观点，这个观点对后来学者分析建立评价指标具有很大的启发和影响。作者还就传播影响力的形成过程，从意见领袖群体（小众）、意见领袖散体（中众）、意见领袖总体（大众）三个不同的层次分析了传播影响力的可能模式，认为受众的差异决定了社会影响力的强弱，传播影响力是小众、中众和大众三方合力的结果。
段鹏[84]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补充，认为应该客观地对待收视率和满意度，更加合理地对其加以使用。
何春晖、毛佳瑜[85]从接受者身上体现出的影响力结果来形成一定的媒体影响力量化指标，将这个指标分为四个作用对象，分别为对内部员工、对外部受众、对广告主和对同行及学术界的量化指标。这个指标体系是根据不同接受者来建立的，看上去十分全面，不过对员工的影响应该是组织管理而非媒介影响力范畴。此外，媒体对广告主及同行、学术界的影响力应该建立在对受众的影响力基础之上，后者是因，前者是果，这其中有些指标存在重复情况。
“对外传播效果研究”课题组高红玲、董璐[86]在分析中美媒体的传播影响力时，主要从媒体报道本身提出了四个评价指标：报道内容、报道形式、表达方式和报纸语言。这四个指标对于分析报道本身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过这四个评价指标缺乏对受众层面的考虑，也缺乏对受众反应的考察。
郑丽勇[87]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广度、深度、强度、效度四个因子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媒介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其中，衡量广度的指标为受众规模；衡量深度的指标为受众平均接触时间；衡量强度的指标为内容影响因子（包括满足受众需要的程度和媒介内容质量的优劣两个指标）和媒介品牌影响因子（包括品牌形象、品牌体验和品牌忠诚度三个指标）；衡量效度的指标为主流人群占整体受众比例，并提出媒介影响力指数MII=广度因子WF+深度因子DF+强度因子SF+效度因子EF。这套指标体系可以算目前最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对各因子进行权重赋值，是这套指标体系的一大创新之处。不过这套指标体系仍然具有一定的缺陷，首先是这些权重的确定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其次是各个因子之间应该存在内在逻辑关系，这套指标体系通过权重赋值的方式将这种关联割裂了。郑丽勇后来也意识到了这套指标体系的缺陷，并通过构建一个新的指数模型来解决这些问题。在补充的这个模型中，郑丽勇从受众规模、接触时间、可信度和主流人群比例四个方面分析媒介影响力的差异，并用乘法模型计算媒介影响力值。郑丽勇的这套指标体系推出之后，通过发布《2010中国新闻传媒影响力研究报告》等活动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刘建华[88]剖析了全媒体传播的三大发展趋势，并构建了评测政府全媒体传播力的评价体系，为此提出策略以提升地方政府媒体的传播影响力和政府执政能力。该体系的一级指标为信息上行力和信息下行力，二级指标为印刷媒体报道力、电子媒体报道力、数字媒体报道力以及政府组织采集力、传媒组织采集力，三级指标为报纸报道力、电视报道力等十个。其通过三级指标的形式，对地方政府全媒体传播力进行评测。
强月新等[89]综合前人对传播影响力的研究，构建了主流媒体影响力的评测体系。他们将影响力确定为对受众的影响，试图从受众的视角来构建主流媒体影响力乘法模型，他们认为，媒体影响力=用户接触频率×用户单次接触时长×媒体内容的重要性×媒体内容的价值导向。他通过把各指标细化、操作化的方法调查来湖北、广东、贵州几家主流媒体，对其影响力进行了评测。
分析发现，目前尚没有公认的比较成熟的评价指标体系，不同学者在进行研究时，虽然会参照和借鉴已有研究，不过均有自成一套的评价标准，呈现“各自为政”的状态。当然，不同的媒体形态，由于其特性，用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衡量其传播影响力并不科学，应该根据不同媒体的特点建立相应的评价指标。喻国明提出的发生机制对于弄清传播影响力的形成过程具有极大的理论指导价值，这是建立完整、科学评价指标的基础和前提。郑丽勇提出的评价指标体系相对而言属于目前最完整的，且有相关实证检验，对于后人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有些媒体甚至可以直接参照这一指标进行衡量，不过其权重比的设置是否合适，还应根据媒体或栏目具体分析。
综合目前学界的主要观点，本课题组比较认同俞虹和喻国明对传播影响力的界定。传播影响力首先需要有传播力，需要到达受众，其次受众在接收信息后产生改变，才能具有影响力。所以本课题组对传播影响力做出如下界定：传播影响力是媒介通过各种传播渠道的组合，借助新技术手段，将所传播的内容达到最大传播效果的能力。这一能力的衡量有几项指标，包括媒介定位、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效果。因此，我们将媒介定位、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效果作为评测传播影响力的四大指标，但是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我们根据不同财经媒体的特点给予不同指标不同的权重。此外，我们也结合郑丽勇提出的广度、深度、强度、效度四个因子来评价财经媒体传播影响力，力求针对不同财经媒体的特点，设定符合该媒体特点的传播影响力评价体系，以期真实反映其传播影响力。
四 本研究的创新点
本研究以媒介融合为切入点，将对传播影响力的打造纳入媒体生存与发展的层面加以探讨，对当前我国财经媒体相关栏目、版面的报道做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分析与概括，集中为我国财经媒体问诊把脉，研究内容丰富、视角新颖。研究中所采用的统计学因子分析方法构建的模型对传播影响力的综合评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突破了对新闻报道传播影响力定性分析的局限性，同时也为国际贸易等财经新闻报道传播影响力的综合评估提供了一个新视角，研究方法有突破；创造性地提出了“提升财经媒体传播影响力内容是关键”的观点，并通过《经济日报》区域经济版报道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借鉴说服传播“ELM模型”，认为财经报道传播影响力的形成主要源于对报道信息加工中枢路径的积极探索，拓展了传播影响力研究的视角与维度。
本研究开拓性地对《经济日报》区域经济版、《与老板对话》栏目、《角落里的中国》等鲜有研究的栏目展开研究，同时也紧跟媒介变化步伐，对@财新网微博、腾讯财经频道微信公众平台、《吴晓波频道》等网络财经媒体和财经自媒体展开研究，研究对象视野开阔，具有前瞻性和开拓性。研究中大量案例分析与量化研究、调查与访谈方法的运用，使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能够为我国财经媒体传播影响力的提升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本课题创新色彩突出，学术价值较高。
本研究从宏观层面提出的提升财经国内媒体传播影响力的四条对策具有较强的新闻业务操作实践上的借鉴参考价值；研究成果的主要观点和结论可作为财经媒体在制定决策时的参考依据。本课题结项成果的出版，将引起新闻业界和学界对财经媒体传播影响力问题的关注，促进我国财经媒体的发展和对财经媒体传播影响力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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