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麻天祥[1]
黄敏博士的学位论文《〈新唯识论〉儒佛会通思想研究》，获湖北省优秀博士论文奖有年，今又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期资助，并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付梓，嘱予为之序。
有清之季世，内忧外患，公羊学家乃至乾嘉遗老，公然为佛弟子而兼治佛学，佛法自空门释子涌入居士长者之间，知识界竞相研习佛理而进退佛说。佛法之空无旨趣、众生平等的信念、万法唯心的心性学说，以及普度众生的菩萨行等思想，一变而为直面惨淡人生的强烈社会批判意识、争取民权的平等要求、实现个性解放的精神追求，以及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奏响佛法与近代社会思潮谐振的愤世嫉俗之慷慨悲歌。所谓新学家者无不祈向佛学，欲冶中西、儒佛、新学旧学为一炉，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问。可以说，由超越变参与，由出世而入世的晚清佛学，是中国佛学在近代复兴的特殊形态，是继隋唐之后，佛学中国化的全新阶段。
其中，以认识论、方法论见长之唯识学，钩深致远，因之扶摇而起。中国佛学之复兴，近代社会思潮之应运涵化，亦多有取法并凭借唯识学之兴者。而思想家借佛学营造新说，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又以章太炎的法相唯识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为翘楚。
熊十力，1885年生于湖北黄冈。原名继智、升恒，字子真。幼家贫，未入庠，然好学多思，性情旷达。“年十三岁，登高而伤秋毫，顿悟万有皆幻……久之觉其烦恼，更进求安心立命之道。”[2]青年时代曾投身湖北新军，组织秘密社团，参加革命团体日知会，奔走于反清爱国运动之中。后又追随孙中山先生，积极参加护法运动，然感外事动乱，内生种种疑虑，深以为革政不如革心，遂弃军从文，一心向学。先入金陵刻经处从欧阳渐研习法相唯识，继应蔡元培之邀，赴北京大学执教唯识，遂创建新论，评判佛家空有二宗而折中于易，旁参西方哲学思想，以返本之学贯通实证主体，以创造性思维构建主体、体证本体之儒家心性哲学系统，综摄儒释中西，形成本心本体的“新的唯识论”，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哲学研究拔萃之作。正因如此，历来关于熊氏及其学说之研究者不乏其人，熊氏思想研究已成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之显学。
然观今世熊氏思想之研究，虽汗牛充栋，但莫不着眼于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思想追溯，抑或重在其心性本体，热衷于探讨其思想对现代新儒家体系建构之影响，莫不囿于现代新儒学之研究范围。对其说虽赞誉有加，然何以赞誉者不可谓条贯具足；对其批评者或居士长者，或释迦弟子，因立场不同往往意气有余而偏于我执。其实，熊氏与近代中国儒佛传统思想发展之渊源颇深，其《新唯识论》视野宽宏，为近代中国哲学之名著，学术界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
观历来研究《新唯识论》者不多之原因，不外有二。其一，唯识学本身之艰涩繁难。《新唯识论》处处以唯识家为立言本旨，以评弹唯识学为立论根基，若缺乏对唯识学基本理论之了解，便无法与熊十力之唯识学研究平等对话，对其攻伐唯识学乃至佛家思想全体之种种问难便无从谈起。其二，评价立场及评价方法之不易。《新唯识论》主旨乃在平章华梵，最终归宗于儒家生生之易学传统，必要求后学研究兼涉唯识与儒学，能思及儒家传统现代转型之大势，且对近代中国思想发展中之中西文化之争有全局把握，方能入乎其内，而又不局限于现代新儒学或佛教唯识学任何一边，乃至超乎其上，平情立言，观其汇通，采众家所长，以创造性的思维，还《新唯识论》本来面目。据此而言，对熊氏《新唯识论》展开研究，并能别开生面者，殊为不易。
20世纪末，我负笈自湘入鄂，执教珞珈山下。其时，宗教学系初创，2001年首届招生，黄敏等均在其列，是武汉大学宗教学系第一届宗教学专业本科学生。四年后，她以优异成绩获推免攻读本校哲学硕士研究生，以中国佛学为研究对象。又是三年，成功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并获得硕士学位后，于2007年，继续选择中国佛学为主攻方向，直到博士学位论文脱颖而出，前后十年，终成一剑。
我们宗教学系的学生，大多是从其他学术领域转行而来，如黄敏从本科起就选择本专业，并且始终把本专业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的学生寥若晨星。如此选择，不只是兴趣，也可见其学识与勇气。
自2001年入学以来，她常善学多思，课堂前后每发疑难，可谓人如其名，敏而好学者。子曰：“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不仅要发愤忘食地读书，而且要虚心地向别人求教，也就是说，不仅要勤学，而且要好问，所谓“三人行，必有吾师”者也。学、问即此。此外，人生不如意处十有八九，她在珞珈山求学十年，学习道路上也不总是一帆风顺的，而她总能处之泰然，可以说是不忧。勤学、好问、不忧，显然是她学有收获的基本保障。我瞩目的更在于此。
黄敏选择《新唯识论》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向，既与她本人长期关注近代中国佛学的发展，特别是醉心于唯识学研究有关，也是在我们的不断交流探讨中逐渐确定的。因关注近代中国佛学思潮，继而关注到学者型的佛学研究之流，自然与我往日所关注者不谋而合。然选题之后如何展开，以何角度切入对《新唯识论》的文本研究，她自己则下了一番苦功。余常告诫她，研究熊十力并非易事，近者有我院郭齐勇老师堪为典范，可向郭老师学习，聆听意见。再者，研究《新唯识论》更不易，其不易之种种如前所述。然而，因她在武汉大学哲学系素来受到良好的中西哲学基础训练，遂能鞭辟入里地对《新唯识论》进行深入分析，并做到把握全局，难能可贵。
简言之，其论文意在揭示《新唯识论》的思想方法及思想主旨在于会通儒佛。以儒佛会通为切入点对《新唯识论》的思想内容及立论框架进行了系统研究，又能以唯识学的视角与熊十力展开对话，将《新唯识论》所涉的儒佛双方问题做精细剖解，以本体论、心性论、方法论和修养论四大部分拆解其理论内容，做到条分缕析，展而不散，说理精到，以小见大，体现出理论分析之深度和立意之新。
再者，该书从宗教对话的角度考察《新唯识论》的文本意义，展现了全新的学术视野。作者不局限于对《新唯识论》这一繁难文本的文字分析，将《新唯识论》放在近代儒佛交涉关系视野下考察，论述了熊十力试图通过儒佛会通以回应西方思想的挑战，最后将这一儒佛会通上升到当代宗教对话的语境下予以反思，以《新唯识论》为宗教对话的范本加以研究，这是此前有关熊十力的研究中所缺乏的。正如她的一位论文校外评阅专家所说：“这是我所见的对熊十力思想最为深入细致的研究……作者如果以后能专门从宗教对话的角度来研究《新唯识论》，再写一部专论，想必也是非常精彩的。”此虽为鼓励后学的溢美之词，然亦足资为证。
复次，该书对《新唯识论》之争所涉儒佛双方内容皆娓娓道来，展现了扎实的学术史积累和敏锐的思想梳理能力。作者兼顾到《新唯识论》之争所涉的儒佛诸家立场不同，分别对《新唯识论》之争引起的内学院欧阳竟无、刘定权、吕澂及武昌佛学院太虚、印顺诸君论战历程做了系统梳理，还论及与熊十力往来通信交互影响的诸人物，如梁漱溟、方东美、谢幼伟等。更可贵的是，作者还在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中梳理出《新唯识论》对熊门后学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的影响，对诸君思想之来龙去脉进行了比较分析，凸显出《新唯识论》的思想价值及对现代新儒家理论建构的影响，可谓画龙点睛，令人耳目一新。
从研究结论看，作者常常在行文中流露出自己的学术创见。如对《新唯识论》成因的逻辑分析，对熊十力所受欧阳竟无影响的分析，对唐、牟二人所受熊十力影响的理论观察，对儒佛会通所涉宗教对话问题的深入反思等，无不展现出其敏捷的思维和良好的中西宗教哲学研究功底。
此外，黄敏博士素喜文学创作，历来注重文字训练，故其文章语言流畅，文字简洁隽秀，可谓文义俱美，其论文可读性强，令人毫无陈旧乏味之感，这一点在答辩时已成诸位老师共识。该论文完成之后，以全优成绩得到校内外同行专家的认可，不过她并未停留在博士期间的研究，而是对论文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及理论上的不断提升。论文再次呈现在我面前时，可谓既熟悉又陌生。如其提出“中国式唯心论”一语解释熊氏思想，此为她后来苦思所得，惜书中尚未深入展开。
吾感其求学钻研之精诚，书中虽仍有一些可待商榷之处，然其孜孜不倦、踏实认真之态度，亦足慰辛劳。
吾乐见其成，特为之序。
2018年10月1日
[1] 麻天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 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一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