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晚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也是中国历经多年闭关锁国之后，在列强的舰炮威逼之下被迫打开国门与世界接轨的时期。接轨的结果是西学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以及中西文化的交融。物理学是这一时期进入中国的西学代表学科，物理教科书是传播西学的主要载体，是学校进行物理教育的主要材料，更是晚清时期民众科学启蒙的重要形式之一。

通过整理晚清时期物理教科书的出版情况，梳理不同阶段物理教科书的文本特点，发现各个阶段物理教科书科学启蒙的特征，我们可以深化对晚清物理教科书特别是其科学启蒙（包含科学知识启蒙、科学方法启蒙和科学精神启蒙）特点、价值的认识和理解，为当前的科学启蒙工作、物理教科书建设与物理教学改革等工作提供参考和启示。

本书首先介绍了“科学”“科学启蒙”“物理教科书”等几个核心概念，明确了本研究的关键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对晚清时期科学启蒙的主要形式即科学报刊、科学展演和教科书等进行对比分析，对物理教科书在科学启蒙过程中的优势、影响和独特价值进行了阐释。

根据晚清时期（1840—1911）物理教科书科学启蒙特点的变化情况，结合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节点，我们将晚清物理教科书的发展分为强调科学知识的鸦片战争时期、引入科学方法的洋务运动时期、渗透科学精神的维新运动时期和趋向实用科学的新学制时期等四个时期，并对每个时期的历史背景、物理教科书编写、出版的总体情况、科学启蒙的特点和影响、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文本进行了分析和阐释。

鸦片战争时期是物理教科书的引入时期。在该时期，传教士是教科书编写的主体，教会学校是教科书使用的主要场所，教会学校学生和其他对西学感兴趣的知识分子是教科书的主要受众。物理教科书在发挥科学启蒙作用的同时，更多的是传教士进行“科学传教”的工具，科学的巨大威力、科学产品的强大功能是教科书的主要内容，物理教科书一般以“格致”“格物”或物理学的某一分支学科的形式出现。

洋务运动时期是物理教科书的发展时期，部分开明人士和洋务派官员开始认识到物理学“格致制造”的功用，将其视为“富国强兵”的关键，大力兴建洋务学堂、组织编写物理教科书。这一时期洋务派官员主导了物理教科书原本的选用，部分国人开始参与物理教科书的翻译和编写工作。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物理教科书成为“西用”的代表学科，成了洋务派官员“自强求富”的工具，在“中学为体”的影响下发挥着其特有的科学启蒙作用。

维新运动时期，物理教科书中所蕴含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被维新派人士关注，成为维新人士提出维新思想、反对封建势力的有力精神武器。这一时期开办的维新学堂普遍开设物理课程，推动了物理教科书的翻译、编写工作，也扩大了科学启蒙的受众群体。甲午战争之后，在“东师日本”风潮的影响下，大量学生赴日留学，留日学生很快成为物理教科书翻译、编写的新生力量和主体，开启了物理教科书的“日译时代”。

新学制时期，物理课程成为学校的“法定课程”，物理教科书的科学启蒙作用得到了更大的发挥。伴随着学制的颁布、科举考试的废除、清学部的成立，物理教科书也进入了规范化时期，物理教育的主旨、物理教科书内容的选择、编排等都“有法可依”，在“适于日用生计及实业之用”的实用主义思想的主导下，物理教科书的实用属性得到了更加彻底的体现，其科学启蒙更多体现的是科学功用的启蒙。

经过对晚清物理教科书发展历程的历史性考察和文本内容分析，本书最终揭示了晚清中学物理教科书科学启蒙的影响，即物理学知识趋于系统、规范，为民国时期物理教育奠定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的科学素养；提出了晚清中学物理教科书科学启蒙的启示，即教科书编写过程要处理好教科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要对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进行显性化处理，教科书建设要融入物理文化，坚持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