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众中具体问题上的自由主义与一般原则上的保守主义

美国大部分选民总体倾向于在大多数单个政治问题上支持自由主义立场，同时在国家总体规模和作用上持保守观点，这种现象在50年前被首次注意并持续至今，强化了两党不对称。共和党政客们对其党内外选民的吸引力，主要是基于有限政府的宏大主题和传统的美国价值观。相比之下，民主党候选人通过倡导为自己选区和其他选民提供具有实实在在利益的具体政策来赢得支持。

表2-3通过总结美国公众在个别问题领域和更广泛的意识形态上的自由或保守的舆论倾向，说明了美国公众分裂的政治思想。该表列举了自1981年以来对公共舆论问题回答的平均百分比（所有中立性的回答除外）：低于50%的数据代表保守派占多数，高于50%的数据代表自由派占多数。自由派的立场一直比保守派的立场受欢迎，有时在几乎所有国内政策问题上都是如此，甚至在犯罪或福利等被认为是共和党“专有”的问题上也是如此。相比之下，保守派的回答主要体现在评估观念性自我认同的项目上，或者体现在对政府总体规模和权力的态度上。根据问题范围，美国公众舆论反映出美国既是中间偏右的国家，也是中间偏左的国家。这种哲学保守主义与行动自由主义相匹配的模式，在政策领域和政策类型中都存在；公众倾向于在总体上减少支出和监管，但在政府职责的每个特定领域，却要求增加支出和监管。

上述调查结果反映了公众舆论中长期存在的矛盾，使得两党都可以声称其政策目标是获得民众支持的。在有关政府规模的一般性问题上，大多数美国公众始终同意保守派的意见，但是在大多数具体政策问题上，自由派的立场始终得到支持。美国公众中行动性意识形态与象征性意识形态之间的差距至少从1958年就存在了，如图2-13所示。图中的虚线代表了在对数百个具体公共政策调查问题（涵盖了所有问题领域）的所有非中立性回答中，自由主义回答所占的平均比例。随着时间推移，自由主义回答的占比波动不大且持续占多数。实线部分表示受访者就尊崇国家政府的权力和范围等问题所作的回答，表明民众对于保守立场同样具有持续的集体偏好。美国人民认为政府应该在总体上少做些事情，但大多数具体的政府项目却应该保持或增加。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公众舆论不会起起落落；公众确实经常“自动调温式地”转向政策的对立面，在回应自由主义政策时变得更加保守，反之亦然。随着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扩张，民众对具体政策的意见和总体态度都向右转，之后在罗纳德·里根在1981—1989年担任总统期间，又向自由主义方向出现了逆转。

然而，50多年来，公众舆论总体方向和具体方向之间的差距一直非常稳定，平均相差25分（满分100分），标准偏差只有4分。美国人对政府总体规模和范围的看法紧随宏观意识形态（图2-1中的黑线，如上所述）：这两个指标的相关系数为0.87。具有宏观意识形态（对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评估）和对政府总体范围持有自由主义观点的公众比例均为37%（在重叠年份），而且是同步变化的；因此，总体上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口通常与愿意对大中央政府持积极看法的人口比例相当。

表2-4显示了大众中看似矛盾的观点是如何反映通常被称为“象征性”和“行动性”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差距的。我们使用埃利斯（Ellis）和斯廷森（Stimson）设计的测量方法，将行动性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定义为那些对具体政策问题作出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回应的受访者，而象征性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则是指那些明确表示自己是如此的人。行动性自由主义者虽然在选民中的人数远远超过行动性保守主义者，但他们不大可能视自己为象征性自由派，而更有可能视自己为象征性保守派。其他研究表明，即便是自称自由主义的人士，也不愿用“自由主义”这个标签来描述自己的（自由主义）态度，而保守主义人士则用“保守主义”标签来描述自己的许多观点，根本不在乎这种分类是否准确。抽象地说，比起自由主义，美国人无疑更喜欢保守主义，即使许多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持中间偏左的立场。此外，美国公众中存在两个在意识形态上相互施压的子群体，或者在道德问题上支持保守派、在经济问题上支持自由派，或者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群体都变得更倾向于共和党，尽管他们都只在相互排斥的问题上认可该党。因此，当共和党精英强调总体的意识形态观点而非具体的政策立场时，他们的政治立场就更加坚定，即使是在本党的支持者中也是如此。

一般原则和特定立场之间的这种集体性矛盾不单单是由于选民困惑或误解造成的。大众的行动自由主义并非不考虑成本或交易平衡；一些受访者，即使被告知在特定领域的支出可能需要更高的税收或导致预算赤字，仍然以几乎相同的比例倾向于自由派立场。此外，具有矛盾态度的个人并非是由于不知情。埃利斯和斯廷森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与非意识形态的温和派相比，那些行动性与象征性不匹配的公民更有政治意识，对政治的投入程度也高得多，与一贯坚持自由主义的人差不多。”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自由主义的问题立场相结合，“存在于所有层次的政治成熟度、所有层次的对政治的关注度，以及所有层次的对行动性或象征性信仰的极端程度中”。

那么，为什么许多美国人（以及整个国家）共同表现出这些看似矛盾的观点呢？埃利斯和斯廷森给出了两方面解释。首先，政治保守主义来源于美国人民由来已久的宗教和文化保守主义。大多数公民认为这个国家有宗教传统，并对传统、社会秩序和家庭关系表示尊重。美国人希望他们广泛共享的个人价值体系也能指导公共生活，但他们不一定会将这种传统主义、个人主义和宗教狂热的普遍倾向与具体的政策立场联系起来：

候选人有时可以通过动员道德上和宗教信仰上保守的选民，围绕一些同时期人为制造的文化问题（例如同性婚姻），获得选举优势。但这类个别问题在美国政治中几乎没有持久影响，它们对政治选择的影响往往被夸大了。此外，任何特定的“文化”议题对于宗教上保守的选民来说，其重要性可能会有相当大的不同，而且对任何特定议题非常关心的选民的人数可能很少。

与经济保守主义一样，社会和文化保守主义也是一种总体性的倾向，而不是应用于公共政策的明确指南。宗教传统和奉献精神在共和党政治和保守主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且日益加强的作用。然而，与其他共和党支持者一样，道德上的保守派公民与政党制度有着类似的关系：他们认同自己支持的政党，是基于广泛的价值观而非具体的政策立场。

埃利斯和斯廷森提供的第二方面解释引用了精英强化理论。两个政党都认识并强调其独特的优势，使公民接受来自两党的信息：

鉴于保守主义的象征性和自由主义支持具体社会福利这两个主要政治倾向根深蒂固，并且是大多数人的政治偏好，任何政策制定者试图澄清“行动”和“象征”之间关系的做法都是非理性的：自由派和保守派都已经找到解释自己观点的最好框架。过去30年里，精英职位的日益分化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媒体报道重复了政客们对公众发表的与两党现有优势相符的声明，两党领导人都没有反对对方提出的占主导地位的框架。

其他研究也支持这种说法，即精英阶层的言论强化了公众对两党主张的不对称支持。威廉·雅各比（William Jacoby）发现，选民会对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客在政府开支问题上的不同言论作出反应，共和党人利用宽泛的主题，而民主党人则强调具体的立场。两党都知道，选民支持大多数的单项开支，但总体上又反对开支，因此他们同意两党各自的表述。正如埃利斯和斯廷森所指出的，共和党政客们“在边缘处攻击受到热议的社会项目，说它们效率低下、管理不善，诸如此类，但他们却很少直接攻击项目目标本身的价值”。桑德斯·施耐德（Saundra Schneider）和雅各比发现这些不同的框架甚至在福利开支中也有影响：公众反对社会福利是对保守框架的回应，而非针对福利接受者。

这些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是令人信服的，尽管我们强调了一些不同的侧重点。首先，公众对抽象保守主义的偏爱远远超出了“保守”的范畴。它还包含了对有限政府的广泛偏好，并延伸至意识形态光谱中左右两极的其他标签，代表了在原则上和象征意义上与右翼的一致。其次，具体的自由主义立场往往与特定选民的利益相关。民主党精英可能会对他们多个类别的支持者群体的特定需求作出最优反应，而不是简单地重新构建他们对政府激进主义的总体维护。人们可以通过认同自由主义政策目标或通过与民主党试图帮助的群体产生共鸣来达成一致。

第三，一般的保守主义和具体的自由主义立场并没有反映出内在的逻辑矛盾。在保持其他政策不变的情况下，人们可以孤立地支持大多数当前的政策行动建议，同时仍然担心集体推进整个议程会导致政府角色过大。（苦苦挣扎的节食者能体会到类似的两难境地：许多人仍然希望总体上摄入更少的卡路里，即使他们被大多数特定的机会所诱惑，希望摄入更多的卡路里。）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联邦政府的规模和职责范围会越来越大，即使是那些对政府激进主义持怀疑态度的精英人士也必须决定是接受（并制定可行的）新政策，还是尝试（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以失败告终）废除这些政策。一些保守派领导人以理性的方式调和了这些冲动，他们一方面支持全面放缓开支和加强监管，另一方面却支持政府权力在个别领域的扩张。尽管几十年来公众在公共政策上的广义（保守）和具体（自由）观点之间的差异一直存在，但一些证据表明，共和党人越来越成功地向公众灌输对“大政府”的恐惧。图2-14是公众对盖洛普民意调查的反应。这个民意调查要求受访者在一段时间内找出“对国家最大的威胁”，并对“大政府”、“大企业”和“大劳工”进行比较。害怕“大政府”的比例大幅上升，而害怕“大企业”（民主党常见话语中的“敌人”）的比例保持不变。有趣的是，“大劳工”已经不再被认为会威胁国家（伴随着工会化的衰落）。这可以表明，共和党人已成功地将经济政策讨论从两种不同利益（在公众心目中的）之间的竞争，转向围绕政府规模和范围的意识形态之争。

主流民意中的相互矛盾可能吸引一些分析者，特别是那些同情民主党的人，将选民具体议题立场认定为“真实”的政治观点，将象征性意识形态视作不太重要或不太正当的个人意见，并认为共和党的政治胜利不完全代表公共意志。我们对这种解释持强烈谨慎态度。选民的象征性意识形态和行动性意识形态之间的内部矛盾不能必然被理解为偏向于后者；在持自由主义议题立场但自称是保守主义者的人当中，61%投票支持共和党谋求总统职位，只有34%的选民支持民主党。在具体政策上站在自由主义一边、但总体上赞同保守政府观点的人，尽管有时是摇摆不定的选民，但在选举中作出抉择时，更有可能将意识形态上的自我认同置于议题立场之上。民主党领导人痛苦地发现，为了能对美国公民的政治行为产生强有力的影响，保守的象征性意识形态不需要伴随着与哲学相一致的政策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