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汉王朝的塞上曲[1]

燕然山铭的发现，确定了汉朝军队到达的最北区域已经进入蒙古国境内。

汉匈战争中，由于各自王庭设置地的不同，汉军的打击往往落在西部，而匈奴的打击大部分在东部。

在战争中，大量的非战斗人员会死于非命，这与此前只杀军人的战争形成对比。

卫青第一次大捷歼敌五千，获得了三千八百户的封赏，可谓“昂贵的战争”。

汉武帝发动的战争对国家最大的破坏，是让汉朝失去了健康的财政，不得不制定一系列影响后世的国家政策，导致经济的凋敝。

消耗战几乎同时拖垮了汉朝与匈奴，使得汉朝社会出现了极大的萧条，也造成了匈奴社会的崩溃。

我游历蒙古国时，曾经在西部的乌瑞格湖和科布多河畔见到大量的石堆墓葬。回国后，又在新疆青河县的三道海子见到了世界上最大的游牧石堆墓，这座大墓高近二十米，直径近百米，如同一座小山的规模。

墓葬由中间的一个石堆加上周围的石圈构成。从石堆到石圈之间，还有若干辐条结构，最多的大概有七条。石堆的大小、辐条的多寡，可能反映了墓主的社会地位。

在墓葬前，有时还会发现竖立的石鹿或者石人，石人带着刀剑，留着胡子。

这些墓葬并不来自单一的时代，在数千年的时间里，草原上的各民族都有建立石堆墓的习俗。早期墓葬中甚至有印欧血统的墓主，而更多的墓主则属于东北亚血统。

许多墓葬的年代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秦汉时期，墓主很有可能就是当年的匈奴人。

秦朝对北方的少数民族采取闭关政策，筑起长城，试图将匈奴人隔离。汉朝则采取了另一种政策——主动出击。

汉朝两次出击最远的战役，分别是霍去病到达狼居胥山和窦宪到达燕然山。自古及今，人们一直在争论这两座山到底在哪里。

最流行的说法是，狼居胥山就是蒙古国东部的肯特山。肯特山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东面，它不是一座山，而是一组山丛，它并不高大。肯特山现在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蒙古人的领袖人物成吉思汗就出自这里。

燕然山可能是杭爱山。杭爱山位于蒙古国的中部，呈南北走向。在杭爱山以东，就是一个硕大的盆地，盆地之中是蒙古人最著名的都城哈拉和林遗址，也是唐朝突厥人建立的都城所在。当年匈奴人的都城早就不见了踪迹，但也可能就在附近。

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样的观点，针对狼居胥山和燕然山的另一种说法是：霍去病和窦宪并没有到过现蒙古国境内，这两座山可能都位于中国内蒙古地区，或许就是阴山和贺兰山。这种说法的依据，是认为汉朝还不具备穿越大漠的条件。

在蒙古国和内蒙古之间有一个庞大的戈壁，称为大漠。这座戈壁几乎是人类的禁区，只有游牧民族才能根据沙漠生物的蛛丝马迹穿行而过；对于汉朝军队来说，能否穿过广阔的无人区，的确是存在疑问的。

这个疑问随着现代考古的进行，终于画上了句号。2017年，考古学家发现了燕然山在蒙古国境内的最直接证据。当年窦宪到达燕然山后，随行者中有《汉书》的作者班固。班固写了《燕然山铭》刻在燕然山的山体之上。考古学家发现了这篇铭文，汉朝人到达过蒙古国成为定论。

准确地说，燕然山不是杭爱山的主脉，而是在杭爱山脉东南方的一条余脉上，距离主脉有上百公里。这条山脉位于中戈壁省的西南方，处于戈壁之中，并不高大。

燕然山在大漠的北边缘，不属于蒙古草原最肥沃的地带。也正因如此，汉朝对于蒙古高原的记忆充满了沙子和石头。

汉与匈奴的战争，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但作为战争本身，它却又是一次发现地理的冒险之旅，让人们可以借助战争的开拓作用，将北方广大的地域收进中原的记忆与地理认知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