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法家与儒家：本可“阴阳互补”，却势不两立

先秦诸子灿若繁星，只有“君”是不一样的烟火

在所谓“不仁不义”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创建不同学派学说的诸子百家并存的文化盛况。这些思想家及其继承者，在诸侯治国之道上“百家争鸣”，形成了中国国学中各个思想流派之间错综复杂的竞争与融合关系，在争鸣中互相借鉴，在进言中彼此攻讦。

值得注意的是，百家诸子之中有且只有一个思想家没有被尊以“子”的头衔，而是被称为“君”。这个人就是法家思想无可争议的代表人物商鞅。商鞅是卫国国君后裔，原名公孙鞅，又名卫鞅，其著作也被尊称为《商君书》。他这个“君”，不是道德君子意义上的那个“君”，而是因为他立下战功，秦孝公封给他於、商十五个城邑，才号称为“商君”的“君”，也叫“君人”，有封邑之主的意思。《说文解字》中说：君，尊也。从尹，发号，古文象君坐形。故从口。可见商鞅不仅有思想、有文章，更重要的是有着长期执政实践、尊贵政治地位的“子”。这一点，和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孟子等长期“在野”人士，是完全不一样的。

历史上对商鞅的评价很多，褒奖他的多是在其政治业绩上，贬损他的多是在其政治手段上，褒贬不一的是他的政治理论。秦朝后的人士，特别是儒家一脉的政治家（包括贾谊、司马光等有才华、有抱负却缺少政治历练的文人）对于商鞅的口诛笔伐，到了谩骂的程度，如贾谊：“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司马光：“商君尤称刻薄。”

不过历史上还是有些人能够理性认识商鞅和商鞅的历史地位的，比如班固：“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仟伯，东雄诸侯。”诸葛亮：“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王安石：“自古驱民在诚信，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自清朝末年起，由于变法的社会需要，人们开始正视商鞅的历史地位和“商鞅变法”的社会作用。梁启超在《中国六大政治家》中，将商鞅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与管仲、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和张居正同列；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列出“中国六大丞相”为：管仲、商鞅、诸葛亮、王猛、王安石、张居正。有意思的是，这些人都是变法图强的政治家。到了现代，大多数人都承认商鞅是一个敢于触动旧势力、敢于改革政治体制，并且改革成功了的英雄式政治人物。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的伟大政治家，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商鞅之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福祉，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商鞅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仅限于当时，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百代皆行秦政。

那么，商鞅执政二十年来具体做了些什么呢？《韩非子·和氏》中是这样概括的：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我们依照现代历史书的编年体方式（变法措施的推出时间，众说纷纭，我们以张觉老师归纳的一、二次为基准），来简略概述一下：

秦孝公三年（前359年）第一次变法：

1.改变社会基层组织：把百姓编成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联保组织，实行连坐，加重刑罚，要求民众们彼此监视。

2.改变社会阶层结构：废除国君嫡系外一切贵族的世袭特权，只对“内耕农、外作战”的有功之人实行重奖，并授予官职爵位；还取消了贵族不受刑律制裁的特权。

3.颁布实行魏国李悝的《法经》，焚烧儒家经典《诗经》《尚书》等。

4.改变税赋户籍制度：加重工商业者的赋税，推行户籍登记制度，限制人口流动，禁止游宦之民。

5.实行重农重战政策：奖励耕织和作战。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以免除奴隶身份，甚至可以用粮食捐官爵；实行全民兵役制度，重赏重罚。

变法后，秦国国力大增。孝公十年（前352年），商鞅率兵围攻占领魏国安邑。次年，再次率兵围攻占领魏国固阳。

孝公十二年（前350年），迁都，并第二次变法：

1.改变土地的所有权，废除井田制，决裂田埂地界，确认土地私有，听凭土地买卖。

2.统一按照田亩数，朝廷抽取土地产粮量的十分之一作为地税。

3.改变行政组织区划，集中城镇乡村为县，设置县令、县丞、县尉，以加强管理。

4.缩小家庭人口数字，不准父子、兄弟同居一室，必须分户。

5.统一度量衡制度，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

6.设置独立的法令系统和独立的法令官。

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年），商鞅率军攻打魏国，擒获公子卬，大破魏军。

从这些改革措施涉及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深度和广度来看，这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没有大智慧、大勇气、大毅力是无法做到的。就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而言，涉及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彻底性，也许只有新中国的民主体制才可与之比拟。商鞅最后被“车裂”而死，算是“殉道”于变法。但是其变法的措施没有被败坏，沿用了下去，最终成就了秦始皇的天下归一，也成全了中国“天下归一”的信念。之后的中国历史，虽然几经分裂，终究一统，不得不说是“天下归一”的信念之功啊。

商鞅如此“刨坟掘墓”式的改革，是因为他通晓法家之法，就是要顺应时代社会的需求，就是要“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而且，商鞅对于国家组织如何在诸侯争战中生存下来，有着深刻的认识：“强者必治，治者必强；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强者必富，富者必强。故曰：治强之道三，论其本也。”商鞅对于国家组织如何在诸侯争霸中发展起来，也有着深刻的认识：“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如果我们把这“内外”两点比拟为企业组织如何在市场竞争中发展起来，不就是“内用运营管理，外用营销竞争”这最基本的两点要素吗？！

商鞅的法治，被后世的儒家一脉公评为“苛法严刑”，是因为这些人不愿意看、不敢看商鞅法度理念、法治思想的全部内容，不知道商鞅法治“轻罪重刑”的本质是为了“以刑去刑”，是为了爱民和利民，其“刑无等级”的理念和措施，在当时的革命性影响，远胜于稍晚些孟子的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毕竟孟子只是说说而已，而商鞅是真的两次处罚了孝公的哥哥、太子的师傅公子虔。

按照现代人的理解方式，我们来总结一下商鞅的法治思想：

1.法度理念：“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

翻译：不效法古代也不拘守现状，根据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强国政策，考察社会风俗来制定治国法令。

2.法度原则：“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翻译：法度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礼制是为了方便政事的。所以圣人治国，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会沿袭旧有的法度。如果能够使百姓得到益处，就不必遵循旧有的礼制。

3.法治依据：“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

翻译：人之常情是喜好爵位俸禄而憎恶刑罚，所以君主设置赏赐和刑罚来控制民众的志向，确立民众的欲望。

4.法治理想：“夫明赏不费，明刑不戮，明教不变，而民知于民务，国无异俗。明赏之犹至于无赏也，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

翻译：修明的赏赐不费财物，修明的刑罚不用杀戮，修明的教化不变人情，而民众都知道自己的任务，国家也没有特殊的风俗。修明的赏赐到了一定高度就可以不用赏赐，修明的刑罚到一定高度就可以不用刑罚，修明的教化到了一定高度就可以不用教化。

5.法令制定：“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

翻译：所以圣人制定法令，一定使法令明白易懂，名分确定，愚人智者都能懂得；为民众设置法官，设置主管法令的法吏，作为民众的老师，使万千民众不致陷入危险的境地。

6.赏罚制度：“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

翻译：所说统一刑罚的，是指刑罚的施行没有等级之分别，从卿相、将军一直到大夫和平民百姓，有不听从君主命令的、触犯国家禁令的、破坏朝廷制度的，处以死罪，绝不赦免。

以上这六条，类比于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也是有着很多的类同。至于“人权”的概念，也没必要苛责商鞅，毕竟当时的诸子百家都没有个体“人权”的概念，治理民众就是“牧民”而已。法家之所以主张“弱民”，是在那个残酷的“争于气力”的年代，国家统一意志和个人自由意志并不兼容。在个体人权的理解上，法家是以国家主权下的个体人权，或者说是以法制限制个体人权为主的政治学说。

商鞅认为儒家学说在“争于气力”的战国时代，只是说说而已的空话，没有实际效用。他在《商君书·开塞》中说：“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他认为社会教化要有用，主张“不贵义而贵法”，以法治代替教化，以法制代替教育，使民众“不贵学”而民风朴实，使民众安心于国家指定的生活方式“国待农战而安”。现在看来，这就是文化专制和愚民政策，民众只是国家的基础“资源”。

在成都武侯祠有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下联说的是诸葛亮依据当时社会形势而重典治蜀的故事。刘备也在临终前遗书儿子刘禅：“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同时期，北方曹操的为政举措，也颇具法家的特色：“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由此可见商鞅的法家思想在复杂激烈的社会环境中所具有的实用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