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之后的历次变法，为何都“儒里法表”

我们先来看看几位名人对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变法的评价。

关于王莽改制：

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他的贵本家王安石虽受一时的唾骂，却早已有人替他申冤了。然而王莽却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可怜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生性“不能无为”，要“均众庶，抑并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斩台上，至今竟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

——胡适

关于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的变法，旧史痛加诋毁，近来的史家，又有曲为辩护的，其实都未免有偏。王安石所行的政事，都是不错的。但行政有一要义，即所行之事，必须要达到目的，因此所引起的弊窦，必须减至极少。若弊窦在所不免，而目的仍不能达，就不免徒滋纷扰了。安石所行的政事，不能说他全无功效，然因此而引起的弊端极大，则亦不容为讳。

——吕思勉

关于张居正改革：

汉以后二千余年人物，真有公诚之心，刚大之气，而其前识远见，灼然于国覆种奴之祸，已深伏于举世昏偷，苟安无事之日。毅然以一身担当天下安危，任劳任怨，不疑不布，卒能扶危定倾，克成本愿者，余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

——熊十力

关于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失败的基本缘由不在康梁维新派的变法内容和详细战略上，而在于当时没有呈现一个使变法胜利的整体的社会环境以及与此相联络的强大的促进变革的政治和经济力气。

——李喜所

中国历次朝代更替，放在历史长河中看，有的在前进，有的在维持，有的在后退。前文提到这四次变法，不只是因为这四次变法具有代表性，还因为这四次变法的主持者都是儒家门徒，其中的代表人物王莽被柏杨称为“儒家学派的巨子”，但他的政策也有法家思想的影子，因而“儒里法表”可作为本节的核心内容；我之所以在各方人士各个角度的评价中选用了这四位学者的，是因为他们的评价相对而言更全面和公正，更接近我自己的意见。

儒家学者主持的变法，脱离不了儒家思想的忠恕理念、儒家伦理的政治秩序、儒家规范的仁义礼智信，其变法不可能如商鞅变法一样破而后立，因而会做出“夹生饭”，生出“二皮脸”。先天有缺陷的变法，进行过程中小打小闹，小修小补，还有最终成功的可能；但涉及政权基础的革命式变法大概率会失败的——有自己革自己命的吗？君不见唯一一个勇于自我革命的王莽最终被逼自杀。王莽以后，这些主持变法的政治人物，从理念到思维再到作为，都不能再算是变革社会基础制度的变法图强。

如果把一次朝代更迭看成一种成功的变法，那么每次变法成功的关键，都在于政治权力的更迭、政权组织的变革。对比着商鞅的变法，分析着自秦以后历朝历代内部的变法，没有一次彻底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否也是内部政治权力和政权组织的问题？我觉得这么理解的确是深刻的，但是太简单了，缺少技术性分析，也不足以为后人学习借鉴。现在能够看到的政治家、政治学者、历史学者对变法成功或失败的分析与评判，或寥寥数语或长篇巨著，大都缺乏一套公认的标准、公认的参数来做技术性的具体分析。

我不是历史学家，不会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变法失败的必然规律；我也不是坐拥故纸堆的学者，没有冷门资料来佐证这些变法必然失败的那些偶然事件。我想另辟蹊径，集合我们从古至今具有代表性的名人分析评判，用法家思想的“变法图强、君法集权、尚法非贤、吏法术微”这四大理念来分别对照，综合分析一下历代变法失败的原因，如表1所示。

由此看来，若要变法成功，法家这四大要素缺一不可。王莽改制，是四项全无；王安石变法，是四项缺二；张居正改革，是四项具足；戊戌变法，算是四项缺三。

为什么张居正能够成功呢？原因在于他大胆地施行了孔子所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后世儒家的弟子们，即使要变法图强，也很难或者不敢使用法家的“循名查实”和“刑罚手段”来整顿吏治，吏治不整顿，变法就无法执行下去。执行不下去的变法，即使是好的变法，停在中间也是劳民伤财八方责骂的，怎么可能成功呢？唯一的成功者张居正，是得益于整顿吏治的“考成法”的推行。

之所以会出现儒家门徒推行法家的政治经济思想以实现变法的现象，是因为这两家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其一，从思想的政治基础来说，法家和儒家都推崇圣王明君；其二，在对待治国对象——百姓这一点上，二者的“牧民之道”也基本一致。孔子的“放于利而行，多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韩非子的“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商鞅的“夫正民者，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所恶”，都是在说明，百姓在君主治下的集体中“应得的权益”，并不是自主生命自由个体“应有的权益”；只是二者在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下表现出来的，一个是明君贤德的政治体系，一个是尚法非贤的政治体系。法家的思想是通过法制层面的遏制，达到思想意识的统一。而儒家则先倡导思想意识的统一，行为自然就会趋向于道德的统一。

再来比较儒法二家的执政手段：儒家崇尚礼制，强调两者的基本差异就在“礼”和“法”二字。而这二者的差异，也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各自独立延展开去的，而是或“礼”或“刑”的先后次序不同而已。孔子强调“仁爱教化”，并不一味反对苛法严刑，认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在法家看来，现世则已经是世风日下：“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所以要先实行苛法严刑，使百姓畏法而不敢犯错误。《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有这么一段记载孔子的故事：

商朝的法律规定，对在街上倒灰的人处以刑罚。子贡认为这种刑律过重了，就向孔子请教。孔子说：“这是懂得治理民众的原则啊。在街上倒灰一定会迷人眼睛，迷了人家的眼睛，人家一定会发怒，发怒就会发生争斗，两人之间的争斗一定会引起各自背后家族的相互残杀，这种在街上倒灰的行为是造成许多家族相互残杀的罪魁祸首，所以即使是处以刑罚也是应该的。再说，严厉的刑罚是人们所厌恶的；而不去街上倒灰，是人们容易做到的。让人们去做容易做到的事情，而避免遭受他们所厌恶的刑罚，这就是治理民众的原则啊。”（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

于此，谁能说孔子不用法制刑罚呢？

由此可见，儒法二家的学说，并没有那么势不两立。因此我说，现如今儒法两家持续两千多年的争执可以休矣，两家可以在一个出发点、一个目的地的统一下，并肩而行，左右开弓，一个做教化，一个做规范，这一思路用在企业中，就是一个做企业文化，一个做企业管理。管理和文化是万万不可分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