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诗歌创作

龚自珍生前曾三次自编诗集。第一次是道光三年（1823）三十二岁时，共有诗四卷，但编而未刻，细目与篇数不详。第二次是道光七年（1827），编录道光元年以来诗，成《破戒草》、《破戒草之余》两集，共收一百八十四首。第三次是道光十八年（1838）四十七岁时，把1806—1838年的诗合编为二十七卷，篇数不详，也未刻印。上述诗作在龚自珍去世后，只有《破戒草》、《破戒草之余》与1839年刊刻的《己亥杂诗》三百一十五首完整流传下来，共有诗五百首。后经多方搜集整理，1959年中华书局刊出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共收诗六百零三首，可分称之为编年诗与《己亥杂诗》。

龚自珍现存编年诗主要创作于1819—1827年，1830年之后的诗，大多是后人辑佚而成的吉光片羽，已难窥全豹。编年诗较为集中地记录了诗人京师生活时期的情感世界和心路历程。1819年，龚自珍第一次到京参加会试不中，从刘逢禄受《公羊春秋》。次年，捐职内阁中书，开始了在京城读书、写作、交友、仕宦的生活。编年诗的前三首分别为《吴山人文徵、沈书记锡东饯之虎丘》、《题吴南芗东方三大图》、《行路易》，三诗中“我有箫心吹不得，落花风里别江南”，“周情与孔思，执笔思忡忡”，“三寸舌，一枝笔，万言书，万人敌”等诗句，表露出初出茅庐的诗人的人生憧憬与理想。“剑气箫心”所代表的情感方式，“周情孔思”所蕴含的人间关怀，“万言书，万人敌”所概括的人生理想，构成了龚自珍编年诗的思想情感原点。

“万言书，万人敌”是龚自珍编年诗的第一个思想情感的原点。上万言书而献治平策，为帝王师；学万人敌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这是每个书生都有的入世理想。龚自珍1819年所作的《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首篇云：“少小无端爱令名，也无学术误苍生。白云一笑懒如此，忽遇天风吹便行。”其十道：“荷叶黏天玉蝀桥，万重金碧影如潮。功成倘赐移家住，何必湖山理故箫？”在少年得志的诗人看来，天风、功成、声名，乃囊中探物，唾手可得之事。但随着科考不第，阅世日深，少年得志渐成失意，书生意气也变成牢骚。《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云：“名场阅历莽无涯，心史纵横自一家。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东邻嫠老难为妾，古木根深不似花。何日冥鸿纵迹遂，美人经卷葬年华。”该诗写在第二次会试落第自京师南返途中。诗人由科考失利，引发对死气沉沉、老气横秋社会的不满。秋气已至，堂燕不觉；夕阳西下，犹恋昏鸦。东邻美女，已经迟暮；古木根深，何处著花？有志向才华的人，只有纵迹四野，在美人经卷中消耗年华了。《秋心三首》首章云：“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漠漠郁金香在臂，亭亭古玉佩当腰。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斗大明星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该诗写在第五次会试失利，才华出众、学有所长的好友相继去世的1826年。秋气如海，秋魂难招。气寒西北，何人仗剑？声满东南，谁复听箫？星烂无数，月坠林梢。诗人既为“漠漠郁金香在臂”英年早逝的好友深感惋惜，也为“亭亭古玉佩当腰”怀才不遇的自己大鸣不平。《释言四首之一》道：“东华环顾愧群贤，悔著新书近十年。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略耽掌故非劻济，敢侈心期在简编。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写任内阁中书之职多年，当值东华门内，悔著新书，顺势应天。略耽掌故，无关匡济之计；以琐耗奇，不作传世侈想。从今往后，更当努力守默守雌，无损上相宵眠。全诗以讽刺的口吻，写出在官场所感受到的压抑。这种动辄得咎的处境，与诗人初入京师“忽遇天风吹便行”的想象，相距甚远。1838年，诗人沉浮宦海近二十年，此年有《退朝偶成》、《乞籴保阳》两首诗，诗中有“屠龙吾已矣，羞把老蛟罾”，“苦不合时宜，身名坐枯槁”的诗句，其屠龙罾蛟的雄心壮志不复存在，而烈士暮年的穷愁之感却时时袭心。

周情孔思是龚自珍编年诗第二个思想情感的原点。周情孔思的核心是儒学精神及其所陶冶的士大夫情操，它构成了龚诗书生意气和人间关怀的底色。读书与写作是龚自珍京师生活的主要内容。初到京师，诗人有“情多处处有悲欢，何必沧桑始浩叹？昨过城西晒书地，蠹鱼无数讯平安”的感叹。其《城南席上谣》记述了京师文人席间流传的古文家、西北地理家、算学家、金石家、辑佚家、校勘家、说文家、动物学家、掌故家、公羊家等十客自诩各家治学门径家法的歌谣。歌谣对拘于家法门径的专门之家略带嘲讽的口吻，显示嘉道之际的学界风尚。

龚自珍“幽想杂奇悟”的诗，曲折细致地表现出嘉道之际一个久困冷署、敏感多思书生内心的矛盾和痛苦。自称有“心疾”、“诗祟”的诗人，处在个人穷达进退选择的无奈，秋气秋声汹汹逼来的夹击之中，心事浩茫，忧愤深广。其《寥落》诗云：“寥落吾徒可奈何，青山青史两蹉跎。乾隆朝士不相识，无故飞扬入梦多。”《赋忧患》诗云：“故物人寰少，犹蒙忧患俱。春深恒作伴，宵梦亦先驱。不逐年华改，难同逝水徂。多情谁似汝？未忍托禳巫。”读书之我辈，蹉跎于隐逸与入世两端，让人难以左右；如磐之忧患，纠结在春深与宵梦之间，让人无可摆脱。扪心自问忧思多愤与生存艰难的原因，其《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道：“贵人一夕下飞语，绝似风伯骄无垠。平生进退两颠簸，诘屈内讼知缘因。侧身天地本孤绝，矧乃气悍心肝淳！欹斜谑浪震四坐，即此难免群公瞋。”人生在世，本来就充满孤独忧患，何况自己进退两颠簸，气悍心肝淳！诗人向往“布衣结客妄自尊”的康乾盛世，向往“诗成侍史佐评论”的汉代政治，向往《能令公少年行》所描述的可以“怡魂而泽颜”的世外桃源：“十年不见王与公，亦不见九州名流一刺通。其南邻北舍，谁与相过从？佝偻丈人石户农，嵚崎楚客，窈窕吴侬，敲门借书者钓翁，探碑学拓者溪童。”

身处封建末世，敏感多思书生的忧患，还来自正在酝酿生成的风云之气：“楼阁参差未上灯，菰芦深处有人行。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杂诗·题陶然亭壁》）暮霭已生，危机四伏，而身居要职的士大夫阶层却依旧浑浑噩噩，蝇营狗苟。其《咏史》诗云：“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暮霭生处更待风雷之声，江河日下还看砥柱中流。诗人期待士风吏风顿焕精彩，“委蛇貌托养元气，所惜内少肝与肠”者渐少，而“阅世虽深有血性，不使人世一物磨锋芒”者渐多，养成“国有正士士有舌”的士林气象。

龚自珍写于1827年的《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是一组幽想奇悟共有、忧思多愤杂陈的古体诗。第一首言尊重心力。没有心力，人无法面对万籁苍穹的外部世界。心力强健的人，死而信道更笃，生而天马行空。心力可以给人以海水倒流、落日还东的力量。第二首言民胞物与。民胞物与是士大夫精神的要谛，也是儒学精神的要谛。儒者仁心广大，视百姓如骨肉，天地本比邻。四海秋气萧瑟，一室难驻春色。嫠妇匹夫，尚知国家社稷为重；慷慨之士，自当常怀杞人之忧。第三首言进退蹉跎。高隐之行，屈骚之韵，让人神往。山林清苦，人世混浊，去留蹉跎；天涯芳草，丘壑吾心，两相寂寞。第四首言儒学堪忧。儒学在汉代为九种学派之一，后代益受尊崇。学术的生命力在不断地创新，汉之九种学派，今存有几？有人说儒学先亡，或未可知！第五首言逃禅学佛。恋文字而始有忧患，慕仙侠而气悍谑浪；入世深而渐疑百家，忧患久而逃禅学佛。佛为万法之王，是伤心之民的精神家园。诗人以积极进取的心态面对万籁苍穹，讲求民胞物与，视百姓如骨肉，天地本比邻，徘徊于青山与青史之间的价值理念和行为选择，主要来自儒家，带有较为浓厚的周情孔思的思想色彩。

剑气箫心是龚自珍编年诗的第三个思想情感的原点。“之美一人，乐亦过人，哀亦过人”，“我生受之天，哀乐恒过人”。诗人之哀乐来自对春花秋月的感伤，来自对童心母爱的眷恋，也来自“以良史之忧忧天下”所带来的忧患与沧桑之感。“剑”与“箫”，“风雷”与“落花”，“童心”与“母爱”，是龚诗中经常对举的词语。诗人超越常人的哀乐情感，在诗词中物化为“剑气箫心”、“风雷落花”、“童心母爱”的意象。众多对举的词语中，与“风雷”有关的意蕴，大致可归并在“剑气”之内，而“落花”、“童心母爱”的意蕴，又大致可归并在“箫心”之中。龚诗中的剑气箫心意象，是一种人格期待，一种行为选择，又是一种诗美追求。“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又忏心一首》）诗人胸臆中，来何汹涌的是揽辔澄清的磊落不平之气，去尚缠绵的是幽情孤愤的缥缈神游之思。剑气如虹，表现了诗人弘毅自信、狂放任侠的一面；箫心低回，表现了诗人悱恻缠绵、幽想奇悟的一面。以剑气托扬心志，触之峥嵘；以箫心抒写幽想，忆之缠绵。“长铗怨，破箫词，两般合就鬓边丝。”“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剑气”与“箫心”成为诗人思想情感飞扬的两翼。龚诗中剑气箫心的意象，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嘉道士人自作主宰、担荷天下风气的形成。

《己亥杂诗》共三百一十五首，诗体形式均为七绝，因作于1839年诗人辞官返家的路上，此年为农历己亥之年，故称之为《己亥杂诗》。龚自珍1840年春致吴虹生函中叙述《己亥杂诗》的写作过程道：“弟去年出都日，忽破诗戒，每作诗一首，以逆旅鸡毛笔书于帐簿纸，投一破簏中。往返九千里，至腊月二十六日抵海西别墅，发簏数之，得纸团三百十五枚，盖作诗三百十五首也。”《己亥杂诗》所表现的情感是复杂而多层面的。诗人有意在告老还乡这一人生的转折处，用组诗的形式，对自己前半生读书、著述、交游、家世、情感做一整理回顾，留此存照，为前半生谢幕，为后半生揭幕。

《己亥杂诗》首篇云：“著书何似观心贤？不奈卮言夜涌泉。百卷书成南渡岁，先生续集再编年。”南渡在诗人看来，不过是新的著述生活的开始。《己亥杂诗》前十几首，描述了诗人辞官返乡的复杂情感。诗人三代京师为宦，可谓“百年綦辙”，百年心事。从容进退，并非易事。先生不老，红颜尚在，无奈已成“宦后”、“故将军”，因而难免落花心绪，浩荡离愁。我马玄黄，我心踯躅。吟鞭东指，落红有情护花；白云无根，人间独往独来。诗人不携眷属，雇两车，一车自载、一车载文集百卷的离京方式，及十一月不进京亲迎，而在河北固安等待妻儿出都的行为，曾引发研究者的诸多猜疑，其中何尝没有不愿搅动更多离愁别绪的用意呢？

《己亥杂诗》中的不少诗是写师长朋友的交往与友情。这些交往和友情，过去是诗人京城仕宦生活的重要内容，今后也将成为诗人心底最温暖的记忆。龚自珍1829年中进士时，同年中有五十一人留在京城。同年送别，诗人有“五十一人皆好我”之语，“他年卧听除书罢，冉冉修名独怆神”。乡归后只盼望同年升迁的好消息了，念此仍不免怅然若失。龚自珍以“北方学者君第一”的诗句称誉许瀚，并有“烦君他日定吾文”之托。诗人与好友吴虹生相约，“自今两戒河山外，各逮而孙盟不寒”，希望子孙后代永远是好友。其别黄玉阶诗云：“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别汤鹏诗云：“觥觥益阳风骨奇，壮年自定千首诗。勇于自信故英绝，胜彼优孟俯仰为。”“亦狂亦侠”，“勇于自信”，既是对友人的称誉，又是一种自勉，嘉道士人以生气相求，以自信、有所作为相瞩望的风气由此可见。

龚自珍的自信更多地体现在《己亥杂诗》对自己读书、治学、仕宦生涯可圈可点事情的回忆中：“霜毫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言1829年殿试异常顺利，遂使功成名就。殿试作对策，大旨本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故有“药方只贩古时丹”之语。“齿如编贝汉东方，不学咿嚘况对扬。屋瓦自惊天自笑，丹毫圆折露华瀼。”言自己口齿清晰，声音洪亮，被引见向皇帝报告履历时，声震屋瓦，天子并不责怪。“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处士卑。一事平生无龁，但开风气不为师。”言自己但开风气，不蓄弟子。“文章合有老波澜，莫作鄱阳夹漈看。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言《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两文所议之事，五十年中，定会实现。历史的事实是：西域1884年设立行省，而东南番舶却未能得禁。

《己亥杂诗》对路途中所见所闻的记述，多与民情民瘼和风云之气有关。路经市肆，所见升斗尺秤，无人校正。而冀州境内，本应是新桑遍地的季节，却很难看到桑树。新种的蒲与柳，三年便砍下给儿孙作屋梁了。民生的凋零可想而知。北方民生凋零，南方也不景气。诗人途经运河，见纤夫十余人拉粮船过闸，号子声起，细算每天上千只船从这里运粮至京，为自己曾挥霍过太仓之粟感到不安。漕政艰难，盐政、河政、禁烟之政同样艰难。“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津梁条约遍南东，谁遣藏春深坞逢？不枉人呼莲幕客，碧纱护阿芙蓉。”遥想独撑南天、禁烟大业未成的故友林则徐，诗人顿生“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的遗憾。天下艰难，艰难在缺少人才。龚自珍对社会评价的逻辑起点，是以人才为坐标的。过镇江时，道士乞撰青词，诗人便有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这样脍炙人口的诗句。

《己亥杂诗》中对个人的命运遭际，也多有慷慨牢骚之语。“少年揽辔澄清意，倦矣应怜缩手时。今日不挥闲涕泪，渡江只怨别蛾眉。”“促柱危弦太觉孤，琴边倦眼眄平芜。香兰自判前因误，生不当门也被锄。”两诗中的“倦”字，写出了离京后的孤独与无奈。人生的高扬与繁华已去，让人神往的只有秉烛读书和享受亲情的生活了。“九流触手绪纵横，极动当筵炳烛情。若使鲁戈真在手，斜阳只乞照书城。”诗人过孔府，有“从此不挥闲翰墨，男儿当注壁中书”的感慨；答子书，又有“五经烂熟家常饭，莫似而翁啜九流”的叮咛。

龚自珍的诗具有奇谲瑰丽、风发云逝的气象。就创作精神而言，龚氏崇尚《庄》、《骚》，其《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其三云：“名理孕异梦，秀句镌春心。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古来不可兼，方寸我何任？所以志为道，淡宕生微吟。一箫与一笛，化作太古琴。”《庄子》的名理异梦，《离骚》的秀句春心，像精灵盘踞肝肠之中。兼取《庄子》的迷离惝恍、《离骚》的芳香恻悱，游刃于方寸之间，发而为高古之音，此正是诗人孜孜以求的诗境。熔《庄》、《骚》传统为一炉的可资取范者是李白。其《最录李白集》云：“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并庄、屈之心，合儒、仙、侠之气，成就了李白想落天外、傲岸脱俗的诗风。学李白者，不可不知“并”与“合”的奥妙与境界。可与李白相提并论的还有陶渊明。龚自珍从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闲适中体会到了心事与不平。其《己亥杂诗》论陶诗道：“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在龚自珍看来，陶诗蕴含着与诸葛亮《梁甫吟》、屈原《离骚》一脉相承的磊落不平之气。

龚自珍并庄、屈以为心，合儒、仙、侠以为气的诗学理想，在其诗词作品中，是通过剑气箫心、风雷落花、童心母爱等特有的意象得以实现的。龚诗中丰富的想象，东云露一鳞、西云露一爪的表现方法，汪洋奇诡的浪漫风格，近庄而仙、侠；而其感时伤世，悲天悯人，以香草美人体物写志的表现方法，深婉幽独的自我拷问，近屈而儒家。龚氏1823年所作的《三别好诗》，赞美“自髫年好之，至于冠益好之”的清代三位作家，诗人对吴梅村儿女诗中的缠绵情怀、方百川集中的风雷之声、宋大樽《学古集》中的泠然清气推崇备至。诗序以为“自揆造述，绝不出三君”，“吾知异日空山，有过吾门而闻且高歌，且悲啼，杂然交作，如高宫大角之声者，必是三物也”。龚氏翘首以待的“高歌”、“悲啼”、“杂然交作”的诗境，不正是“剑气箫心”之谓吗？其《冬日小病寄家书作》后记尝言：“予每闻斜日中箫声则病，莫喻其故。”斜阳箫声与幽思愁绪，澄清童心与无边母爱因此而缠绵纠结。张祖廉《定庵先生年谱外纪》记述：“先生广额巉颐，戟髯炬目，兴酣，喜自击其腕。善高吟，渊渊若出金石。京师史氏以孟秋祀孔子于浙绍乡祀，其祭文必属先生读之。与同志纵谈天下事，风发泉涌，有不可一世之意。”龚自珍在日常行为中，即以敏感多情和慷慨激昂为士林所熟知，其性格特征在诗词作品中，则物化为阳刚与阴柔之美的两种极致。以剑气寄托侠骨心志，其势如长风出谷，表现了诗人对担荷天下、通古今、决然否的士林精神和“大言不畏，细言不畏，浮言不畏，挟言不畏”狂狷做派的刻意追求；以箫心抒写幽思奇情，其状如林泉呜咽，表现了诗人对春花秋月、童心母爱的感伤眷依及选色谈空所闪现的幽光狂慧的别样放纵。诗人少年时，充满着“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湘月》）、“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又忏心一首》）的激情渴望；而人到中年，又有着“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丑奴儿令》）、“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己亥杂诗》）的失落惆怅。剑气与箫心，记录着诗人丰富的思想与情感历程。

嘉道之际盛衰转换的时代，造就了“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的名士，也造就了对社会现实观察敏锐、对人生忧患孤独体会深切的诗人。龚诗中悲天悯人、感士不遇、愤世嫉俗、独清独醒的情感，唤醒我们对古典诗歌长河中高士形象的记忆。而龚诗中惊于秋声、戚于飘摇的末代感伤，对童心母爱的深长眷依，“亦狂亦侠亦温文”的人生意趣，则是活生生的“这一个”，闪烁着个性解放的光彩。龚自珍是站在历史转折关头的诗人，其“善哀善怒”、“哀以沉造怒则飞”的人生态度，给近代志士仁人留下了灵犀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