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屈原”问题

所有楚辞的作家里最重要的一位，毫无疑问是屈原，所以我们主要就谈一下屈原。当然宋玉也是重要的作家，现在大家比较认同的宋玉的作品，就是《九辩》。

傅抱石《屈子行吟图》

屈原这位人物，一提起来就很麻烦，过去对于到底有没有这个人，实际上是有争论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屈原的第一篇传记，也就是司马迁作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面提供的事实并不多，议论倒挺多的，而且有不少真假混杂的情况。几乎每一位专门研究《楚辞》的人，都会将《屈原列传》拿来做笺注，考订实际的人、事情况。著名的《楚辞》研究者汤炳正先生，有一部论文集《屈赋新探》，其中一篇文章《〈屈原列传〉理惑》，对《屈原列传》做过一个分析，追溯哪些部分原来是司马迁所表达的，哪些部分实际上是别人的文字，据说汉代淮南王刘安作过《离骚传》，其中一些部分也被混入《屈原列传》中。

屈原的生平并不那么清楚，许多学者投注精力，做了很多考证。基本上可以说，屈原大概是楚国的贵族，一开始得到过重用；在楚怀王后期，被流放到汉北，后来楚怀王上了秦国的当，入秦不返，死在秦国；到了楚国的顷襄王执政，屈原受到更大的挫折，被放逐到现在的湖南沅、湘流域；最后楚国的国都被攻陷，只好东迁，屈原觉得非常悲愤，于是投河而死。——如果相信有屈原这个人，对他的生平大概便是这么一个表述，很多人还会从细节上来考证，但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我们系的前辈朱东润先生，以前有学生读书读不通，就去问他，朱先生的意见特别有意思，他说有的地方如果讲不通，可能就是无法讲通的，上千年前传下来的东西，倘若句句都讲得通，肯定就是不对的。有时你越是要把一件事情讲得很圆满，可能离事实越远。所以后来我有时候觉得，常识是很伟大的，追求卓越、崇高当然很好，但用常识判断也很重要。

但另外一方面，也有人怀疑屈原这个人的存在。最大的问题是，除了他流传下来的作品之外，先秦的文献里没有屈原这个人。《史记》依据的材料可能很早，但其他文献中都找不到，所以很多人对他有怀疑。一些老派的学者，比如四川的学者廖平就专门谈过，他认为屈原的作品都是秦人写的；包括后来新派的胡适，认为屈原是箭垛式的人物。这类似于西方的荷马，意大利的思想家维柯认为，不能将荷马绝对地看作一个人，他实际上是古希腊时代行吟诗人的代表人物，大家把很多行吟诗人的作品，都归到他身上，构成《荷马史诗》，就像把弓箭都射到箭垛上。后来还有很多人，比如何天行在1940年代写过专门的著作，朱东润先生在1950年代也写过系列文章，认为《史记》的记载是不可信的，而屈原的作品基本是汉代的，可能是刘安这个时代写的。当然现在已经在出土文献里找到先秦时代屈原的残句，这是非常有力的证据，虽然不能确证全部的作品，但可以证明一些段落在先秦时代已经存在，所以认为屈原的作品是汉代产生的观点，就不攻自破了。但具体的情况到底怎样，到现在也没有特别清楚的结论。

荷马的大理石半身像

后来一直到1980年代，日本学者重提这个问题，当时国内的学者群情激昂，都表示相信真的有屈原这个人。屈原确实有一点特别，他的作品如此完整，而且根据《史记》，对这个人的生平、性格风貌，可以有比较清楚的了解，这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他之后很长时间，才有类似的人物。我这里也不是做判断，只是给大家介绍确实有这样的分歧意见存在。

我相信的一点是，很多人想尽力把一些作品和历史记述，都归到屈原身上，当作绝对的事实来看待，这一态度确实是有问题的。“知人论世”实际上是有限度的，中古以后的考究才比较有效，放在上古时代并不合适。比如研究《诗经》，说《诗经》的作者到底是谁，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这首诗，其实没有必要，它当时产生的机制就不是这样，我们现在也没有必要这样去了解。后代有些诗人也是如此，比如寒山，他的诗非常之多，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有寒山这么一个人，留下来的诗都是他一个人写的，然后通过这些诗和其他零星的材料，来印证寒山的时代，又通过这些诗来证明寒山是个怎样的人，建立他的形象，但不同材料之间其实有很多矛盾，我觉得这种方式是完全失效的。我写唐代佛教与文学的书时曾经提到：如果寒山真的是一个人，这些作品都是寒山这个人写的，那么他可能是整个唐代经历最丰富的诗人，因为他曾经归隐过，曾经想去考科举，曾经到西北从军，走了中国很多地方，有人编寒山年谱，说他活了九十几岁，可能一百岁，很长寿，这有可能吗？一个历史人物生平越完整，经历越丰富，涉及的面越广，就越说明他可能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人家把各种各样的人生经验都归到他的身上。我也不是要完全否定寒山这个人，但我觉得，先认同现存寒山诗都是一个人作的，然后再通过这些诗来建构寒山的生平和形象，这种方法是有问题的。回到屈原，如果要把所有有关屈原的历史记载，或者所有归于屈原身上的作品，都当成证据来证明屈原是怎样的一个人，然后再根据建构出来的形象，来解读他的诗，甚至落实到每一个段落、每一句，这个方法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提一下。大家可能经常听到屈原是爱国主义诗人，因为在《离骚》的第三个大段落，诗人已经准备好要离开楚国，但回过头来看到自己的国土，生了眷恋之心，就不走了，后来大家说这是爱国主义。对于这个问题，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里曾经谈到过，在春秋战国时代，对于家邦确实有强烈的文化上的认同，比如夷、狄入侵，中原人就要对抗，像《诗经·采薇》就显示了自觉捍卫自己文化的精神。孔子也说过“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说如果不是管仲，恐怕我们都要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打开，那中国文化就完了。但是就每一个邦国而言，像屈原那么眷恋自己的邦国，甚至以死从之，这种情况非常特殊，大部分人并不如此。在屈原生活的战国中后期，士的想法就是，我有本领，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用孟子的话来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如果把臣子当作无足轻重的尘土、草芥，那臣子也可以把君王当作敌人。像苏秦，他一开始是要到秦国去“连横”，秦惠王不重视他，他就到东方去“合纵”，佩六国相印。他未必有什么政治主张，只要能有国君采用他的观点，让他实现自己的人生，获得富贵，他就满足了。苏秦可能比较极端，但也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再比如对伍子胥来说，家仇就比国恨更重要，他的父亲被楚平王杀死，于是他跑到吴国，带了吴国的军队打败楚军，掘开楚王的坟鞭尸，这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现在讲的爱国主义，实际上采用的是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建立以后的概念，和中国古代的情况并不一样。如果用民族国家的概念理解屈原，实际上并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