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呼唤

北京大学王思斌教授指出，我国已经到了深入开展社会工作研究的发展阶段，社会工作界应该自觉地增强社会工作研究能力，积极开展研究，弥补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短板。

众所周知，“我们的社会学知识基本上是舶来品。自从社会学知识从西方引进以来，经过近百年的推广，尤其是一代代学子渡洋去学人家的社会学之后，我们的社会学早已深深地涂染上了西方社会学的特殊文化与历史风格而不自知。这种源于特殊历史背景与文化传统的思想风格，是我们不能不剖析的知识深层结构，否则，就无法充分了解整个西方社会学思维背后所隐藏的基本性格……这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走出西方社会学为我们所编织的知识象牙塔，回到我们每日所面对的现实世界，学习如何从中获得启示，凝聚理念，再用来反照这个世界”（叶启政，2006）。“我感觉现在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里做研究，仅只看一下外国学术杂志，找一些他们用的量表来翻译一下，再找一些中国‘受试者’来填答一下，把结果送进电脑里去‘处理’一番，出来的东西，加上‘文化’的胡椒、‘社会’的盐，最后撒上‘今后要……’的葱花。这样炒出来的一盘中国菜，我觉得实在是太无味了。”（杨中芳，2001）

我国的专业社会工作在其发展之初也具有专业移植的特点，有模仿西方和境外社会工作的做法，但时至今日，简单的模仿已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实际需要。总结我国已有的社会工作经验，概括其模式并将其理论化是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化、本土化的迫切要求。社会工作理论的本土化建构，一方面在于文化上的求同存异和积极对接，另一方面在于本土的实务研究和知识积累，即“通过经验研究探索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知识和建立本土社会工作理论”（古学斌、阮曾媛琪、王思斌，2007）。

1.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呼唤“自觉反省的意愿与能力”

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是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北京大学王思斌教授曾经说过，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是外来的社会工作同本土性社会工作的互动过程，这一过程的特点和进程与两者之间的亲和性密切相关。我们既反对理论的拿来主义，也反对理论的保守主义，在外来的社会工作与本土性社会工作共同作用的理论空间中，加强两者的交流与互补，并正视文化脉络对各自理论形成的影响。没有绝对好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只有最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

在社会工作实践过程中所发生的类似经验有太多是学术语言无法捕捉的。因此，“叙事研究在社会工作中常被用来作为建构知识的特有方法，负责处理个人经验的细节，以近乎自白的深入访谈来传达”（Ian Shaw & Nick Gould，2008）。

对社会工作专业者和研究者来说，本土化就是一种具有自我反省性的创造转化的过程。这就要求社会工作者要具有自觉反省的意愿与能力。“不论在学习或研究过程中，应当对外来之知识论具有莫顿所说之‘有组织的怀疑取向’的思维习惯。唯有对外来之西方中心社会的知识具有批判、存疑、反省的习惯，才可能突破长久纠结成的魔障，而展现自主的思考成果的契机。”（叶启政，2006）自觉反省的意愿与能力会使实务者过去的生活经验、直观和艺术家般的灵感在实务中展现。经过反思的实务知识既是具有价值取向的艺术形式，也会受到情境脉络和实务者对情境理解的影响。

用反身性这一书写方式来叙述自己实习的经历和体验，实质上也是一种反思。首先，反身性书写方式正好契合了社会工作实践性知识的诠释性、缄默性以及情境性的特点。笔者在叙说实习经历的过程中，通过叙事，对社会工作实务过程进行深描，对实践过程进行倾诉，重新建构、重新诠释我们的经验。把源于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研究嵌入反思行动的中国社会工作具体实践过程和中国经验，实现源于西方文化的社会工作理论和中国的地方性知识的反思对话，充分利用西方的理论话语和实务技巧来契合中国本土知识的社会工作实践过程，对具体社会工作实践中的社会情境、本土性经验事实和地方性知识给予较为深入系统的反思和诠释（潘泽泉，2014）。其次，反身性书写的过程也是研究者审视自己的过程，而且这种审视是一种内源性的干预，使自己变得更加自觉，变得对专业和研究更加负责。

2.社会工作实务本土化：需要“嗅闻本地泥土的味道”

要建立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体系，首先就要有大量的本土化实践做基础。“社会工作要想在中国实现本土化发展，必须考虑基于中国地方性知识的本土经验，思考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概念和理论话语建构方式和言语有效性基础，知晓中国本土化知识意义生成的规划，只有基于这一框架和逻辑发展起来的社会工作才是真正的中国化的社会工作，才能真正在中国扎下根来。”（潘泽泉，2014）

而目前社工界，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缺少本土化的创新。由于长期的引进和模仿，大多数社会工作研究者习惯了引经据典，习惯了用别人的语言说别人的研究，或者是用别人的语言说自己的研究。很多社会工作专家、学者所做的调研，由于调研规模限制、时间不足和地区不同等影响，其实用性都显现出不足。我们知道，一种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方法的产出，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验证和推敲，相同的介入方案重复实施，实施过程中多次调整修缮，方可推出具有复制价值的介入方案。与此同时，有时一线社会工作者完成了一项具有创新性的社会工作实务操作，但缺乏理论总结和归纳能力，完成不了理论框架的建设，产出不了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理论。因此造成一种现象，即“有理论的地方看不到服务对象，有服务对象的地方看不到理论”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研究的悖论。

要解决这样一种理论和实务分离的现象，社会工作者“在田野中书写”不失为一种可能又可行的路径。“在田野中书写”，首先，要求社会工作者要有一种洞察能力和对现象的意义的感受能力，在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中，通过对服务对象的真切感受，看到现象的意义的悖谬之处，将有意义的材料从所有材料中分离出来，从而做出初步的、离开经验层面的理论判断，从而提升社会工作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其次，要求工作者要有很强的理论概括能力，从而可以将获得的现象的意义提升到理论层面来认识。

社会工作者通过“嗅闻本地泥土的味道”，用自己的语言说自己的研究，以讲故事等方式来完成在田野中的书写，不仅为社会工作研究展示了一种可能的编织学术的方式，更是为我们突破社会工作研究方法论的窘境找到了一片新的天地。这对扩展社会工作的学术空间，激发社会工作的学术创新，壮大社会工作的本土根基，推动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建设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