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行政机构改革是一项伟大的社会工程，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机关为了完成现代国家繁复的使命，必须有极端庞大的组织，任用大批的行政人员。”[1]自大历史的视角来看，行政机构改革是政府的常态，每个国家的政府都会根据政治环境与事权变化，遵循一定理念，调整与改革行政机构，做好顶层设计，整体推进，分步实施，以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推进行政职能的制度化。当国家处于战争时期，行政机构改革尤为急迫，政府需最大限度实施社会动员，服务军事系统，提高行政效率。近代以来的中国亦如是，既有大量行政改革的呼声，也有行政改革的具体实践。有论者言，“戊戌政变以后，政治改革之声浪，甚嚣尘上”，“近世政治改革运动，不分中外，必须以改善行政为基本工作，此原则已为举世政治科学家之所公认”。“若不改善行政之制度，增进行政之效率，则任何主义，任何理想，均难望实行。”[2]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应对危机，实现抗战建国的目标，致力于推进政治现代化，调整与改革行政机构。然而这一主题并未为学界所关注，故需加以系统阐释。本书以抗战时期为观察阶段，对国民政府行政机构改革进行系统研究。
一 问题的提出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提出了“抗战建国”的任务，成立了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成为国民党总裁，集中了党政军大权，着手调整政治体制，改革行政机构，以期更好地服务于抗战。改革围绕事权厘定、机构精简、人员裁减等举措而展开。改革结果虽未尽收预期之效，仍在很大程度上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一定政治基础。抗战时期如何完成“建国”，是国民政府面临的重要任务，改革行政机构是“建国”的重要内容。
（一）政治环境与机构改革的时机
任何行政机构改革，需要考虑政治环境的适应性。政治环境包括国内政治环境与国际政治环境两个方面。国内政治环境涉及执政党在政治系统中的地位、执政党与反对党、执政党内部、党政军系统等诸多关系；国际政治环境指国家的生存空间与国际关系，包括邻近国家的相互竞争、吞并或妥协等。大多数行政机构改革成功的国家，是在相对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与宽松的国内政治环境中得以完成的，但也有于险恶政治环境中毕其功于一役的改革，如日本明治维新。险恶的政治环境是改革的机遇，也是改革的挑战，是执政党进行社会动员的有利时机，是政治系统或行政体制变革的重要助力，是执政党实现政治理念的十字路口。执政党要么以应对危机为借口，走上高度集权政体，要么以民主相号召，最大限度动员各阶级与阶层精英参与政治，实现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高度统一。
众所周知的是，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伊始就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中。政党权威既未有效树立，个人权威亦常受挑战，形式上的统一无法掩盖各种政治力量的持续纷争，并进而导致局势动荡，政治权力体制与运行机制不断调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逐步走向蒋介石的个人集权政治，为准备抗战奠定了一定基础。[3]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虽苦苦抵抗，但终究失利。12月，首都南京沦陷，国民政府政治中心被迫转移至西南，政治环境更为严峻。在军事步步退败的形势下，国民政府如何扭转颓势，继续坚持抗战，成为国人共同的期盼，也是政府重现生机的考验。值得深入考量的是，此时，是否为国民政府行政机构改革的最好时机？国民政府急切提出抗战建国的任务，“抗战”与“建国”何者优先？如“抗战”优先，则行政系统应当服务于军事系统；如“建国”优先，则不能不思量行政系统的未来构建与美好蓝图的实现途径。“抗战”与“建国”两大任务能否并行不悖？
从国际环境而言，20世纪30年代是国际社会谋求政治系统变革的年代，国际上爆发了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各国政府为应对危机，加紧推行改革。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推崇“凯恩斯主义”，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强化行政职能，扩大行政管控范围，树立了民主议会体制下成功改革的标杆；在亚洲，日本军部肆意扩张权力，要求改革行政体制，并脱离行政系统之羁縻，形成了在亚洲发动侵略战争的基础；在欧洲，德国、意大利迅速建立了法西斯政权，形成了高效的社会动员模式，欧洲战争策源地形成；横跨欧亚大陆的苏联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集权程度大幅提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工作竞赛运动，实行大规模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使苏联经济总量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为应对德国入侵奠定了牢固的政治与经济根基。这些国家的改革或体制变革，对国民政府的改革会产生何种影响？
（二）权威人物与机构改革的推动
行政机构改革既是政治系统的自我要求，也受权威个人的影响或限制。一般而言，政治人物权力集中的过程，多伴有政治系统的调整与行政机构的变更，并完成与之适应的人事布局。譬如，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行政院即进行了机构调整与改革。[4]因受日本侵华战争危机迫近与党内外持续纷争等政治环境所限，国民政府无暇对行政架构予以全面系统调整。
全面抗战后不久，首都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迅速转入战时体制，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内议和派气焰大涨。为统一思想，坚定抗战意志，1938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推行领袖制度，蒋介石担任国民党总裁，正式完成了个人集权政治的法理程序，着手改革行政。需要探讨的是，作为权威人物的蒋介石，是否具有完整的改革蓝图与清晰的改革路线？蒋介石对机构改革的预期何在？改革是一揽子工程，还是心血来潮？蒋介石在艰难的抗战环境中，如何驾驭政治体系，全面推动机构调整与改革？在改革舆论诉求的呼声中，国民政府成立了国民参政会等民意机构，蒋介石在多大程度上因应其改革呼声？
推行机构改革需有政治或行政中心，以统筹谋划改革步骤，制定改革方案，督促改革实施。为适应抗战之需，国民政府成立了国防最高委员会，下设中央设计局、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等专门改革设计与考核机构。然而，改革是由改革设计机构发起，还是由权威人物蒋介石个人发起？非程序性的权力在多大程度上渗透于行政系统并影响改革进程或产生何种效果？
（三）机构改革内部的制约与阻力
行政机构改革是为精简行政机构，优化行政程序，理顺行政关系，贯彻现代行政理念。然而，几乎所有的改革既受行政机构相互制衡的影响，也受机构本身面临裁减或重组时不愿退出之阻力所限，此外还有大量的人事安置、部门重组、利益冲突等。改革者无论出于对机构变动之抵触，抑或维持旧体系的惯性使然，都不可等闲视之。如发起改革的中央政府缺乏足够的改革推动力，政令往往难以贯彻，各部会对改革难免众相丛生，或敷衍了事，将改革方案束之高阁；或换汤不换药，终至不了了之，使改革陷入无疾而终之境地。
大凡中国历史上的行政改革，从来都未能轻易推行，不但“克终者盖寡”，幸而免于中途夭折者，执政者也往往要进行大量的改革妥协，以尽量争取对改革理念的认同、改革措施的支持。值得探讨的是，战时国民政府行政机构改革进程中，各部会的分立与融合、机构的精简与裁并、职员的分流与冗员裁减等阻力究竟来自何方？是受各部会利益驱动还是受传统人事制约？比如，担任经济部部长的自由知识分子翁文灏在推行经济行政机构改革时，受到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等上级主管官员的多大制约？机构改革之本意即欲撙节经费、精简机构、裁汰冗员，提高行政效能，为何抗战后期行政机构数量反而大幅增加，是为“建国”未雨绸缪扩充机构，还是受改革阻力之无奈而安置人事？在地方，改革意旨能否贯彻于省县？省、县对中央政令贯彻到何种程度？中央与地方权责又如何划分？
（四）行政系统改革的求稳与求变
一般认为，行政机构改革需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中进行，改革的最终目的为求得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求稳”与“求变”，是改革推动者要认真思考的主题。政治愈稳定，社会承受能力愈强。于国民政府而言，行政机构改革乃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或统制能力，即其时代所呼唤的“计划政治”，以作为保障战时供给之手段。
然而，战时民主呼声空前高涨，国民政府因应时事，并不否认宪政发展方向，亦未无视宪政与地方自治呼声。面临政治与社会转型，最高当局在“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前提下，能否维持“求稳”与“求变”的平衡？当局如缺乏改革雄心，一味求稳与维稳，使改革停留于细枝末节的修补，非但对政局革新于事无补，反给国人以逆流而行之印象，或致民心全失，终致行政系统日趋没落；如当局急切求变，改革过促，如清末新政一般亡羊补牢，反致重大波动，或将加速政治系统的崩溃。值得探讨的是，国民政府行政机构改革是欲真正推进民主化与现代化，抑或局限于维持一党专政？战时行政三联制之推行、工作竞赛运动等改革理念的提出是求稳，还是求变？蒋介石意欲稳中求变还是变中求稳？
诸如上述问题，要求探讨战时国民政府行政机构改革时予以阐释，并有助于理解改革的政治环境与时机选择、改革的内部动力与外在推力、改革遵循的原则与途径、国民党权威人物对改革的意图与进程、改革的困境与效能、改革衍生的问题及其产生逻辑、改革的启示与借鉴等。
二 文献综述
有关国民政府行政机构改革的问题，虽未为研究者系统关注，但从诸多论述中，亦可追寻相关脉络。国内外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可分为两个时期。
（一）民国时期的相关研究
民国时期对国民政府行政机构改革的相关研究是伴随20世纪30年代西方行政学理论开始输入中国而展开的。《东方杂志》《独立评论》《行政效率》《行政研究》《大公报》《益世报》《国闻周报》等报纸杂志刊载了不少有关行政制度改革、行政效率的文章。此后，学术界不断涌现探讨民国行政制度或行政改革的研究成果。
一是关于国民政府中央政治制度、行政制度的法理阐述。
民国时期的学者对国民政府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宏观性的法理阐释。早期的行政学理论相关介绍有江康黎的《行政学原理》（上海民智书局，1933）、张金鉴的《行政学之理论与实际》（商务印书馆，1935）、林叠的《行政学大纲》（南京仁德印刷所，1935）等。其后，学界多关注国民政府的中央政制变革。如钱端升的《民国政制史》（1938），详细介绍了1912年至1936年民国政治制度的设置与沿革；陈之迈的《中国政府》（共三册）利用翔实的政府法令规章、文书档案，以及各种政府报告和改革拟议对国民政府时期的党治理论与制度、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国民政府与五权宪法及五种治权、省市县地方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系统与详尽的叙述；沈乘龙的《中国现行政治制度》（1946）、甘乃光的《中国行政新论》（1943）对战时的政治制度与行政制度做了较为全面的概述；吕学海也对国民政府的战时行政体制进行了系统评述。[5]
对于战时政治制度的发展前景，陈烈甫从理论上探讨了内阁制与总统制之争，认为同一政制在不同条件下，可以产生不同结果。就内阁制而论，则特别需要健全的政党，有健全的文官制度和最起码的妥协精神。[6]陈之迈对战时政治的发展较为乐观，认为“抗战两年中，中国踏上了民主政治的途程”。[7]不过，常燕生的态度却相反，虽然国民党在1936年颁布了《五五宪草》，但他认为“宪法不过是白纸上写了几行黑字，如果有人相信几张白纸黑字改变了整个的国家社会以及每一个人，这未免太头巾气一点”。[8]胡秋原认为，宪政作为世界潮流与国家长治久安之道，虽有施行之必要，然而目下并无完成“新宪政”“真宪政”的条件，他悲观道：“战争烽火之中，哪有如许功夫，办理选举，从事政争！”他指出与其纵情浮谈，倒不如老实地承认抗战第一，努力做建设性的努力，无须太着意于政治之花枪。[9]
二是关于行政机构改革的必要性与改革理论探讨。
全面抗战爆发前，陈之迈认为，舆论界对行政改革问题的讨论渐趋热烈，“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10]抗战时期，学界对行政组织及其改革的研究逐渐增多，尤以张金鉴和陈之迈为著。张金鉴认为，“政府功能之高下，恒以行政组织之优劣为转移”，[11]指出了行政组织研究的重要性。张氏认为，关于行政的意义，解释不同政府行政之动向计有五点：由消极的行政到积极的行政，由被动的行政到自动的行政，由常人的行政到专家的行政，由浪费的行政到科学的行政，由治人的行政到治事的行政。[12]行政改革之目的：“一是提高行政效率，二是促进吏治道德，三是节省国家经济。”[13]换言之，行政改革应主要追求行政效率和撙节行政经费，整顿吏治。
陈之迈关注行政组织及行政机关的权责运用，如裁撤机构、精减人员等具体行政问题。他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政治之良窳，往往系于当时的主政者和辅政者如何把政权与治权组织起来，及如何地去运用这个组织，使其发生优良的效果。”[14]陈之迈赞成国民政府政治革新的必要性，认为“没有善良的政府，一切政治建设均无从谈起”。[15]陈之迈探讨了行政机关的运用，从设计、执行与考核的行政三联制予以分析，提出：“行政权的运用得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机关设置的复杂，因为种种法定手续的繁复，每办一件事情便要去费许多的时间往返商量，召集无止境的会议，一再审查研究。”[16]陈之迈认为，“行政机关内部的分工，似乎是已达到相当精密的地步，但是在谋取各个部分间之衔接一点，则似乎欠缺尚多”。[17]陈之迈还探讨了行政机关在考核方面的运用。[18]
上述论述是从行政机关的积极性予以探讨的。一些学者明确指出，国民政府行政机构运转不良的原因在于吏治败坏。姜书阁提出了政治人才与政治建设之关联，认为“政治上忽视人才，只是近代的事，而民国以来尤甚，古人主张‘为政在人’，所以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那几乎是完全拿人做政治的中心”。[19]李朴生认为，“责权不明，是目前政府的通病”。[20]李氏在1936年谈到行政改革的困难时，指出国民政府“公务哲学”势力太普遍，是行政改革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礁石，是提高效率工作中极不易抵抗的威胁。“行政的机构是互相制衡的，人事的关系是互相牵涉的”，“行政改革有时确比军事战争还不易成功”。李朴生说：“若中国不幸而亡，我以为是‘民非亡国之民，官乃亡国之官’。”[21]国民政府行政机关的敷衍塞责也为论者所关注。有论者注意到：“敷衍塞责与做事无效率也是中国政界流行的象征，抗战以后，有的机关固然是大忙特忙，有的机关还是照旧敷衍，有的在机关服务的朋友上午办公下午不办公，有的到办公室无一定的时间。”[22]这种现象体现了行政机构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关于行政机构改革的理念。有学者研究了行政机构改革与计划政治、行政三联制的关系。陈烈甫探讨了计划政治是世界的潮流及在中国的施行问题。[23]陈化奇认为，计划政治之采行，为现代政治之趋势，蒋介石所创导的行政三联制，则为计划政治精神之所寄。[24]关于计划政治的相关研究，《新认识》第5卷第1期有一组文章，为甘乃光的《中国计划政治导论》、张金鉴的《计划政治的由来与特质》、刘逎诚的《计划政治与现代政治趋势》、陈烈甫的《计划政治在中国》、李渔岩的《计划政治与政治计划》等文章。关于行政三联制研究的著作有吴哲生的《行政三联制概论》（正中书局印行，1943）、刘佐人的《行政三联制发凡》（民族文化出版社，1942）等。
关于如何进行行政机构改革。周焕提出了行政改革的三个原则，即“行政机构应统一化、简单化、合理化”，“行政人员应各尽所能、分工合作”，“行政工作应有全盘计划而且适应战争的需要”。[25]关于改革如何才能成功的问题，有论者提出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和伟大的政治家两大要素，由于“中国政治的特色是政治人事化”，所以“政局如已稳定，当政者如有远大眼光，政制自必上轨”，“欲求政治制度化，稳定的局面是不可少的，伟大的政治家尤其是不可少的”。[26]
一些研究者还关注到国外行政机构的改革，其中日本、美国的行政机构改革成为关注重点。有论者注意到，九一八到今日，日本资本主义的机构，一天一天地离开了自由竞争，走上了统制之路。[27]日本的改革目的就是“要使以后军人干政得到习惯法的根据”，从而“促进内阁之法西斯化”。[28]《外交评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美国之行政机构改革问题》，指出了罗斯福改革案之大纲：“（1）设置福祉部与公共事业部，改称内政部为保全部，于十二部之下，各设协议会、委员会等百余独立机关。（2）大总统之下，设行政辅助官六名。（3）改财政部之预算局为大总统之直辖机关。（4）改正文官任用制度。（5）废止审计官置总审计官。”这种改革“主宰增进社会的及公共的设施”，“即行政机构独裁的统制之强化”。[29]美国的改革以强化行政机构的权力尤其是总统的权力，来加强政府的统制力量。
关于战时蒋介石主导与推动改革的理论依据。付瑞华的《总裁行政论之研究》（拔提书局，1947），系统收录了蒋介石有关行政方面的论述，包括行政程序、行政三联制、分层负责制、幕僚长制度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出版的《蒋委员长政治建设言论集》（正中书局，1939）系统编辑了蒋介石政治建设的相关言论。
三是关于行政机构改革的进程与问题探讨。
1931年底国民政府的政制发生了较大变化，推行责任内阁制。1935年是重要改革之年，史美煊提出，1935年的改革主要涉及行政组织、人事行政、事务管理三个方面，从行政效率的眼光来看，改革尚属不彻底，如欲达成完备的程度，仍有再加改革的必要。[30]甘乃光把中国行政革新分为三个时期，一是1932～1939年的行营时期，二是1940年起的新县治开始时期，三是1941年开始的行政三联制时期。[31]
时论多有关于行政机构改革的建议。陈之迈提出，“行政机关在设置了以后，必须要时时加以调整，所谓的调整包括两方面：机关的增添裁废及其职权的扩并挪移”。[32]苏国夫提出了机构紧缩的含义：第一，骈枝机关，应予撤销；第二，主管事务或业务重复机关，当予合并；第三，组织庞大机构，范围应予缩小；第四，虽非骈枝机关，而它本身并无多大意义的机关，也应予以裁撤。[33]常燕生认为，第一，裁员要有公平的标准，其次裁员应当以任职久暂、劳绩多少为标准，再次中央应将各机关厘定一定标准，每一机关应有若干人员，都切实明白规定，不许另添名义；第二，简政比裁员还要紧，现在的现象是，不但同一机关冗员太多，同一政府系统下骈枝的机关更多，我们以为政府应下最大决心，将政府应属机关，重新审核一下，同一性质，不另设机构；第三，对于被裁人员应妥为安插。[34]苑义田提出了改革行政机构的具体建议，“改革行政机构，其总目标是在民主制度的建立。其方式应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配合，同时兼顾，才会有比较圆满的收获”。“改革行政机构的问题，是机关合理化、公务员健全化、民众组织化的综合。”[35]夏梦辉探讨了如何达到分层负责的目的，“就是培植责任观念问题”，“要使国家现代化、法治化，责任观念是必需不可缺的”，他指出，“抗战以来，政治上有许多新兴的设施，但是成果很少”，“设计的方案与事实的需要相去甚远”，[36]改革进程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管欧的《职权调整与政治建设》也做了有益的探讨。[37]
关于行政组织运行与改革的具体探讨。鲁学瀛的《调整中央行政机构之初步研究报告书》（油印本，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对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机构改革做了较为详尽的分析，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刘泳闿的《抗战两年之行政》一文探讨了抗战初期行政机构调整的相关内容，认为抗战时期中央政治机构的调整应力求简单化、合理化，以期增进行政效率，适合战时需要。该文探讨了民意机关及调整战区各地行政组织的相关问题。[38]
吕学海的《我国行政研究之过去与将来》（《行政评论》第1卷第3期，1940年）对一些研究机构如行政效率促进会及各高校的相关研究机构做了大致介绍。姜书阁的《行政院所属各部会人事概况》（《政治建设》第3卷第4期，1940年）、张群的《中央与地方之行政组织》（《中央训练团讲演录》，1939）等对国民政府的行政组织做了一些探讨。著作方面，张厉生的《内政部专题研究》（第1辑）（内政部秘书处编，1947）探讨了内政部的改革与问题，萧文哲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研究》（独立出版社，1940）、《行政效率研究》（1941）全面分析了国民政府政治体制中的行政督查专员、行政效率理论与实践等问题。
四是关于行政机构改革的评述。
针对战时行政机构改革，如何合理理顺政治体制，精简机构与裁员，引起了时人的关注。周焕谈到，1938年1月的改革，国府虽有调整机构之明令，但其调整程度，仅属最低限度之性质，徒赖党国领袖，总揽庶政，以人事之关系，补制度之缺陷。[39]刘振东认为，“吾国政府组织虽极单简，但自另一方面言之，则过于负责，盖应彼此间失其应有之联系与配合。而骈枝机关与对立机关，实不胜其多也。如同一对外贸易，有贸易委员会，又有中央信托局，至于资源委员会之经营钨矿及中国茶叶公司之专营茶叶等组织，尚不计算焉”。“我国政府组织言之，则所裁并者，或未有当，而应裁并者，或有未裁并也。”[40]
关于战时机构改革存在的弊端。林纪东认为，现制机关过多，层次过繁，实为不容讳言之事实。例如经济部欲新设一局，必先有组织条例之通过，仅此一组织条例，须经行政院会议、国防最高委员会、立法院之通过，而后再由立法院经最高国防委员会、国民政府、行政院乃至经济部，始能着手于该局之组织。一法案之提出，分歧周折，若是其甚，尚何行政效率可言哉。[41]《重庆大公报》社论认为，“主事者重感情而轻法制，每以个人意所欲为，辄置机构之组织职掌于不顾，因此机构失其作用，乃又增设一职，以为补救，兼摄二职以谋联贯，于是个人之作用愈增，机构之作用愈减”。[42]对于省县行政机构改革的弊端，赵澍认为，“省政府主席职权不明确”，“省政府不能统一集中”，“各厅处自成系统”“各厅处互相争权或推诿”等。[43]王贻谋认为，全国行政效率之所以几近零者，因各机构之十分之十全靠一纸公文。[44]
总体而言，民国时期学者所关注的或为具体制度，或为应景评论，或是恨铁不成钢的情感抒发，也有对其时改革提出切中时弊的意见和建议。
（二）1949年后大陆学界的相关研究
1949年后，有关国民政府的相关研究相对停滞，1978年以后才起步。中国社科院李新、南京大学张宪文、浙江大学杨树标等学者对民国史与蒋介石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积极探索。近年来，随着学术环境不断改善，资料大幅开放，中华民国史整体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学者们除继续关注公开出版的文献资料外，也充分利用了日记、书信、个人回忆、口述历史等新史料，高度重视实证研究，成果相当丰硕。杨天石、杨奎松、陈红民等学者充分利用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及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哈佛燕京学社、哥伦比亚大学等处所藏资料，推动了蒋介石的研究；吴景平利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进行研究；王奇生、金以林、黄道炫等人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处档案进行国民党党史研究；王建朗、金光耀、陈谦平等关注民国外交史的研究等。丰富的材料来源和多角度的研究视角，使中华民国史研究不断拓展与深化。
近年来，学者们不仅以新视角和新方法研究传统领域，且将研究触角伸向了一些此前较少涉及的新领域，如民国社会史、思想史等。在民国研究领域中，国民党的政治史研究，依然长盛不衰。根据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罗敏的分析，其一，学界关于战时体制的评价，从全盘否定转向局部肯定，既注意到战时国民党政权专制、反动的一面，又注意到其抗日、进步的另一面；其二，对战时国民党的研究从关注高层派系斗争，转向研究基层组织和政权；其三，学界对战时国共关系的研究，从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的变化为基本线索，转向关注国民党对中共态度的演变；其四，大陆学界开始以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为视角，来观察和思考中国在抗战时期国际角色与地位的变化；其五，对抗战时期民主政治运动的研究，从传统强调中共的领导作用，转向以第三种势力的出现为视角，同时关注国民党内部的各种力量对战时民主运动的影响与推动。[45]上述的几个转变大体概括了抗战时期民国政治史研究的概况。然细分起来，对抗战时期行政机构改革的相关研究却较为薄弱，相关研究大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国民政府政治体制机制的宏观论述。
长期以来，政治史研究一直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杨天宏认为，近代以来政制建设与运作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整个民国时期，国家与人民历经磨难，所争均在于此。即便是在今天，政治改革问题仍然处于不断探索之中。[46]对战时国民政府行政机构改革的相关研究，主要体现于一些宏论之中，如魏宏运主编《民国纪事本末》（7册，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4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朱汉国主编《中华民国史》（10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李新等著《中华民国史》（36卷，中华书局，2011），张宪文、张玉法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专题史》（18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等。
涉及政治制度方面的论述有孔庆泰的《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史》（1994）、袁继成等主编的《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1992）、徐矛著的《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1992）等，对战时的政治体制与机构沿革做了大致概述。赵红指出，从1938年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始，通过对国民党总裁制的确认、军事委员会的改组、党政军一体化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建立以及国民政府的改制等政权机构的频繁调整，逐渐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战时体制。[47]王永祥对“战时体制”的中央权力结构、运行机制有所记叙和评价。[48]石柏林认为抗战时期中国政治体制因受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两大因素的制约，政治体制复杂化发展，既设立了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表现出了民主化趋向，但同时又强化了以国民党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49]
二是关于国民政府机构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部分学者对国民党政府相关政治体制或机构改革理论与实践做了有益的探究。如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修订增补本，华文出版社，2010）、《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对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国民党的武主文从的双重变奏、基层组织等做出了深入的探讨。崔之清主编的《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对国民党的组织规模、党治理念、党务工作的发展、派系的整合、党政关系及党军关系等做了详尽的分析。[50]傅荣校借助政治学与行政学的理论对国民政府的施政予以研究，探讨了训政初期十年国民政府的行政能力。[51]邓丽兰提出，20世纪30年代南京政府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不在行政院内，乃在院外，如中政会如何改造？与行政院并肩齐立的各种委员会如何处置？五院制是存是废？在舆论压力下，中政会由改到废，各种委员会收束到行政系统之下，统一中央行政权的核心目标初步达到。[52]乐嘉庆将其权力结构的运行分为程序权力结构的运行和秘密权力结构的运行两种加以分别的说明。[53]邱涛介绍了国民政府反贪机构的设置与职能，以及五院制度的反贪立法与运作。
也有一些学者着眼于国民政府具体机构与权力运行的相关研究。党彦虹对中常会的组织和功能进行了完整的阐述。[54]陈雷论及该组织对抗战的积极作用及在蒋介石个人独裁将国民党一党独裁推到极端进程中的作用。[55]罗敏认为，抗日战争对国民党政权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它使国民党政权丧失了长江中下游的核心区域，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在受到严重削弱的同时，却利用民族主义的号召力实现了战前所无法企及的高度集权化的战时体制。[56]里凡认为，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是为适应蒋介石独裁统治而组织起来的御用工具，是蒋介石身边的一个亲信工作单位，是蒋介石实行日常统治的权力机关。[57]赵祖平认为，国民参政会在战时国民政府政治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权力来源、成员产生方式和法定职权都决定了其难以承担起引领中国政治从威权达至宪政的重任。[58]周玉玲分析了国民党为摆脱内忧外患的困境，推行新县制，在县及县级以下设立基层民意机关，稍能体现民主性质，但倾力打造的基层民意机关并没有如期建立，这就使民主政治丧失了基本的组织基础。[59]
还有研究者探讨了关于行政机构改革的理念。何云庵、时广东从分析《抗战建国纲领》的相对进步性和成因入手，进而比较了其与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异同，指出《抗战建国纲领》是具有鲜明二重性的纲领，具备逆向发展的可能。[60]陈雷指出，抗战时期国民党为提高行政效率而实行了一种新的行政管理体制。[61]陈宏民提出，行政三联制是20世纪40年代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党政当局推行的一项重大的行政革新措施，蒋介石推行行政三联制，一方面是为了革除行政积弊，提高行政效率，建立一个高效有能的政府，以实现抗战建国的使命；另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国民党政府的一党专政以及实现个人集权独裁的愿望。[62]周桂侠提出，行政三联制是4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创设的一项行政制度。它与新县制、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裁局改科、合署办公制等一起，构成了国民党政府建立现代行政制度，推行“新行政”的主要内容。[63]
笔者近年来一直关注国民政府的行政机构改革，对九一八后行政院的机构调整与改革、抗战时期行政院的机构调整与改革、蒋介石与战时国民政府行政机构改革、翁文灏与战时经济行政机构改革、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的党务整顿、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改组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64]
三是关于战时省县行政机构改革。
关于省制的研究。文建辉认为省政府合署办公制度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政府职能的强化与扩大以及战争（抗日战争与全面内战）的影响是其发展变化的主要原因，其实施结果没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65]张根福提出，抗战时期黄绍竑主政浙江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实施了“刷新政治”的开明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措施，在行政改革方面，调整各级行政机构、组建浙西行署、推行新县制、实施行政考核等，虽然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国民政府对基层政权和民众的控制，推动了浙江后方国统区的初步开发与乡村教育的进步，亦有利于抗战事业的发展，但由于各种原因，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实施成效也并不显著。[66]
关于基层政权的研究。王奇生提出，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自上而下构筑了一条党政并行的政治双轨。但在战前，其党的组织触角基本上止于县城，而行政轨道则逐渐延伸到县以下乡村社会。国家政权的下延，与20世纪乡村政治文化生态的衰颓相激荡。自治名义下的区乡组织实际成为国家政权的行政末梢；原本偏重政治控制的保甲，最终沦为社会征取的重要工具。区乡保甲体制的相继建立，恰好为土豪劣绅提供了一个纵横驰骋的舞台。国家政权的深化与地方精英的恶化相伴随，乡村社会日益沦为贫穷与动荡交错的深渊。[67]李天亮探索了战争状态下湖北基层政权的应变和适应能力，揭示了国民政府解决基层政权问题的成效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国民政府的权能和问题。[68]周学勤探讨了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的划分、省级行政权力的划分、县级行政权力的划分以及县级以下行政权力的划分。[69]王翼探讨了地方行政机构合署办公和裁局并科的改革问题，并考察了行政机构改革对于政府行政效率的影响。[70]
关于新县制与地方自治的研究。汪巧红探讨了陈诚与湖北新县制的实施，时间跨度为1939～1949年，认为地方自治多偏离了民众。[71]曾绍东探讨了地方自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立法上的激进主义、法的不稳定性、法出多门、庞杂混乱、矛盾冲突；行政权力过大和“乡村运动而乡民不动”；民意机关代表民意程度不高；选举中政府和帮派势力操纵、贿选、串通、要挟、胁迫、绑架代表；大量保甲人员辞职等弊端与问题。[72]曾凡贞认为，新桂系治理广西时期的20世纪20～40年代县政改革，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各省中县政改革和建设推行时间最长、受益人数最多、推行地区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地方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的综合性改革运动。基层传统政治的改造，“唤起民众”，集聚人力。[73]
（三）1949年后台湾学者的相关研究
台湾学者对战时国民政府行政机构改革的相关研究主要体现为民国政论学者的相关回忆及对民国政治的反思。
一是亲历者有关行政机构改革的回忆。
曾参与战时行政机构改革的政论学者或亲历者如李宗黄、陈之迈、阮毅成、王云五等去台后，对此前在大陆时期的从政经历或相关改革进行了一些反思，或上升为经验总结。李宗黄一直探讨行政三联制、地方自治等政治问题。他著成的《行政三联制概论》一书，提出“总其中心在行，精神在联”，认为行政三联制，是蒋介石为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而创制的。“行政三联制者，凡执行政令，办理业务，均须依据设计、执行、考核的三种程序进行，并须密切联系，以期贯彻始终、止于至善，而达到建立万能政府之目的也。”[74]李宗黄在回忆录中谈及，“计划政治，首须确定方针，没有方针，是无法计划的”。[75]阮毅成的《政言》（中央文物供应社，1955），探讨了相关的政治改革，如司法与行政的关系、惩治贪污等问题。对战时行政机构改革反思较为系统的是时事问题研究会编的《抗战中的中国政治》一书，汇集了战时中国政治存在的各种弊端，最高级的行政机构中所见弊端的形形色色，铺床叠架的机构、法制由个人感情定夺、骇人听闻的兼差兼薪、官样文章的行政计划、等于具文的法令、无人遵守的办公时间、人事、时间与物质的可痛浪费、劳逸不均与待遇不公、漫无标准的裁员等。[76]张季栾认为，在普通行政方面，“现在终于政府已经成了战时组织，而大多数省市的行政还不能与战时需要相应。我盼望中央赶紧改造各省市的行政组织，打倒等因奉此式的旧时代的规模，创行简单有效的战时行政”。[77]
此外有王云五的《岫庐论政》（法令月刊社，1964）、陈果夫的《苏政回忆》（正中书局，1951）、张金鉴的《明诚七十自述》（中国行政学会，1972）、周开庆的《八秩之年》（建华印书有限公司，1984）、陈之迈的《蒋廷黻的志事与生平》（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胡志亮的《王云五传》（台北汉美，2001）、刘振东的《孔庸之先生演讲集》（美国纽约中美文化协会，1960）、陈鸿瑜主编的《吴铁城与近代中国》（华侨协会总会，2012）、沈云龙主编的《常燕生：政论与时评》（中国青年党中央党部印行，1986）等有相关从政经历、见闻者的描述。
二是关于国民政府行政机构改革的相关研究。
关于战时政治制度的整体概述。张玉法的《中国现代政治史论》以概念化的取径，叙论了中国现代政治发展的七种政治形态：“君宪政治论”“政党政治论”“复辟政治论”“军阀政治论”“训政政治论”“宪政政治论”“派系政治论”。马启华的《抗战时期的政治建设》对七七事变之后国民政府的具体政治行为予以勾勒，分章节论述了战时中央政治系统、国民参政会、战时外交、战时地方政治、战时民主宪政运动等。[78]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主编的《中国国民党与政治建设》，论述了国民政府中央政治系统的建制、国民参政会、组织法的修改及中央行政机构调整的相关问题。[79]刘丽慧认为抗战时期的政治有军政与训政并举之性质，调整后的党政关系成为发挥抗战到底总体战力的幕后推手。[80]
李云汉的《中国国民党史述》（5卷）对国民党各个历史时期的活动进行了系统阐述。薛光前的《八年对日抗战中之国民政府》（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包括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相关的政治、组织等具体问题。徐有守指出，行政现代化有其技术方面的措施，也有其管理方面的措施。[81]秦孝仪的《中华民国政治发展史》（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王正华的《训政时期政治体系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1990）、梅嶙高编的《中国政府》（正中书局，1968）、傅启学的《中国政府》（三民书局，1964）、刘求南著的《中国政府》（幼狮书店印行，1964）、徐抗争的《领导在行政组织中之功能》（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1）等皆有相关探讨。
三是对国民政府具体的机构研究。
有关国民政府具体行政机构的调整与改革，在台湾学界鲜见成果，仅见许秀孟的《抗战时期省级民意机构的建立：以四川省临时参议会为例的讨论（1939—1945）》（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2011）关注抗战时期的政治发展，指出在国家危机存亡的非常时期，设置一个可以聚集全国人事、团结民心的参政机构，历史意义显著。此外，古顺铭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研究（1917—1928）》（硕士学位论文，台北中央大学，2010）、刘维开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组织运作》（《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1期，2004年）等对军事行政机构进行了相关探讨。
（四）国外学界的相关研究
国外研究者多从整体层面对国民政府进行了概述，鲜见专门论述战时国民政府行政机构改革的成果。对于资料类，有关抗战时期的政治建设相关档案，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尤多。相关档案所涉及的对象，一是经历抗战的国民党内派系人物，如谢持；国内党派政治人物，如曾琦、彭述之；国民政府部（会）行政首脑，如陈立夫、徐道粼、程天放；省（市）地方政要，如蒋经国、严立三；国内普通知识分子，如陈永玲等人的文书中。二是战时服务于国民政府的外籍政治顾问，如保罗·麦伦·安东尼·莱恩巴格（Paul Myron Anthony Linebarger），或与之有关联的外籍学者，如纳撒尼尔·彼得·拉思冯（Nathaniel Peter Rathvon）、威廉·培根·彼特司（William B.Pettus）等13人的私人文书。此类档案记载战时中国局部或某一方面的政治现状、改革、建设和纷争等内容，共计13个全宗、133盒、45个缩微胶卷。[82]利用相关档案撰写的著作如Moder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A Journey to the West（林孝庭，2010）等。
从整体上对国民政府行政机构进行相关探讨的有John King Fairbank（费正清），China，A New History（《中国新史》）；Lioyd E. Eastman（易劳逸），Seeds of Destruction：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1937-1949［《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Hans van de Ven（方德万），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三联书店，2007］；Arthur N. Young（阿瑟N.扬格），China’s Nation Building Effort，1927-1937［《中国建国的努力（1927—1937）》］；Jonathan Fenby（乔纳森·芬比），Chiang Kai-Shek：China’s Generalissimo and the Nation He Lost（《委员长：蒋介石与他丢失的中国》）；Frederic E. Wakeman（魏斐德），Richard Louis Edmonds（瑞志·安德蒙）：Reappraising Republican China（《重评中华民国》）；Jay Taylor（陶涵），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蒋介石与现代中国》）；Julia Strauss（茱莉亚·斯特劳斯），Strong Institutions in Weak Polities：State Building in Republican China，1927-1940）［《软弱政治中的强力机构：1927—1940年间民国政府的国家建设》］。此外，还有日本学界如山田辰雄、久保亨、西村成雄、川岛真、家近亮子等人的相关著述。需要说明的是，日本学者的研究普遍以资料见长，注重政治史的连续性，如家近亮子著、王士花译的《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反响较大。
综上研究可知，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战时行政机构改革研究奠定了基础，一是《蒋介石日记》等相关资料的开放及人物、事件乃至国际关系的研究，为战时政治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二是政治制度史的相关论述，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三是曾经参与政治的学者的相关回忆录及著述，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借鉴。
三 逻辑架构
从学术史可知，学界多关注对战时国民党权威人物或具体事件的考证，或中外关系，或政治体制，或党政关系。本书基于海内外第一手文献资料，以原始的历史资料与理论分析为基础，通过严谨的历史解读，运用归纳法与比较法、系统分析法、图表数据法等现代研究方法，考察战时国民政府在行政领域的危机应对。
在研究逻辑架构中，一是注重新的研究视角。本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立足于国际化与现代化的研究视角，探讨战时国民政府的行政机构改革，分析国民政府提高行政效能与“抗战建国”的现代行政理念及改革困境。二是注重新的研究思路。纵向考察战时国民政府行政机构改革不同阶段的连续性，横向考察行政机构改革的党政军关系、院部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诸多面向；既有对行政机构改革的全面论述，又辅以实证研究。三是注重新的研究资料。立足于已经公开出版的资料基础，运用原始资料如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的《蒋介石日记》（未刊稿）、台湾“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中研院近史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收藏的档案、报刊资料等。
由于战时国民政府行政机构改革涉及面极广，从中央到基层无一例外。笔者主要着力于机构改革的进程探讨，以行政机构改革之尝试、初步调整、深入推进、各部会改革、各省县改革、贯彻改革的理念、改革的困境与反思为主线而进行研究。探讨范畴主要指行政院及其所属行政部门的行政机构改革，兼及省行政与县行政体制与机构的改革。党部与军队行政系统，虽有诸多改革，因系统不同，需另作专文探讨，故不列入本书研究范围。基层组织的保甲制度，因研究成果较多，且国民政府于战时尚未有实质改革，亦未列入探讨。主要研究内容除绪论与余论外，共分为七个部分。
一是国民政府行政机构改革的尝试。分析国民政府行政系统的理论渊源、现实依据及具体建构，探讨五全大会前后国民政府行政机构改革的准备及其尝试。
二是抗战初期行政体制与机构调整。探讨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提出抗战建国纲领，设立总裁制，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民意机构国民参政会，精简机构与人员裁并等行政改革。
三是战时国民政府行政机构改革之深入推进。探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面对行政机构的膨胀与事权混乱，加强顶层设计，进行行政系统事权研究，改革行政机关作风，励行法治，深入推进机构精简与裁员。
四是战时行政院各部会行政机构之改革——以经济部、社会部为例。探讨为集中经济事权与应对经济困境，国民政府成立独立的经济行政机构经济部；以实现“建国”的使命，成立社会部，推进社会行政机构改革。但这些部会的改革不同程度陷入了困境。
五是战时行政院省县行政机构之改革。探讨国民政府为提高行政效率，注意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发起了省行政改革，强化省政的独立性；推行新县制，以建立地方自治与宪政之基础。
六是战时国民政府行政机构改革之理念。探讨在战时改革中，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一些改革理念，是为提高行政效能的行政三联制，为建立万能政府的工作竞赛运动，为加强政府调控与管制的计划政治。
七是战时国民政府行政机构改革之评价。战时国民政府行政机构改革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保障抗战胜利的基础，具有制度化与政治现代化之考量。改革因受政治主体生态环境之恶化、复杂人事关系之制约及体制本身之局限，豫湘桂大溃败后，改革陷入了困境。由此反思行政改革的推动力与行政官僚的执行力、行政改革之制度化与权威人物之随意性、行政改革之时机选择与政治环境之适应性。
余论。提出了行政机构改革如何顺应媒体的呼声、行政机构改革如何构建制度权威、行政机构改革如何保持政治稳定、行政机构改革如何保持阶段性与持续性的统一等问题，提出战后国民政府如何进一步推行行政改革。
[1] 陈之迈：《行政机关的运用》（中），《新经济》第8卷第11期，1943年，第203页。
[2] 张忠绂：《论行政效率》，《行政效率》第4期，1934年。
[3] 刘大禹：《蒋介石与中国集权政治研究（1931—1937）》，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4] 参见刘大禹《九一八后行政院的机构调整与改革》，《史学集刊》2012年第5期。
[5] 吕学海：《我国战时的行政体制》，《行政评论》第1卷第2期，1940年。
[6] 陈烈甫：《论责任内阁制及其成功要件》，《政衡》新2卷第1期，1947年。
[7] 陈之迈：《抗战两年来的政制》，《东方杂志》第36卷第14期，1939年。
[8] 《宪政运动在中国》，沈云龙主编《常燕生：政论与时评》，中国青年党中央党部印行，1986，第140页。
[9] 胡秋原：《宪政我见》，《民国史料丛刊》（67），第100～102页。
[10] 陈之迈：《行政与立法关系的调整》，《新政治》第2卷第1期，1939年。
[11] 张金鉴：《行政组织合理化之原则与方法》，《行政评论》创刊号，1940年。
[12] 张金鉴：《政府行政之意义特质及动向》，《行政研究》第2卷第8期，1937年。
[13] 张金鉴：《行政学之理论与实际》，商务印书馆，1935，第471页。
[14] 陈之迈：《行政机关的设置》，《新经济》第7卷第12期，1942年。
[15] 陈之迈：《中国政制建设的理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39，第33页。
[16] 陈之迈：《行政机关的运用》（上），《新经济》第8卷第9期，1943年。
[17] 陈之迈：《行政机关的运用》（中），《新经济》第8卷第11期，1943年。
[18] 陈之迈：《行政机关的运用》（下），《新经济》第8卷第12期，1943年。
[19] 姜书阁：《政治人才与政治建设》，《政治建设》创刊号，1939年6月。
[20] 李朴生：《行政计划的编造与考核》，《行政效率》第2卷第5期，1935年。
[21] 李朴生：《行政改革的困难》，《独立评论》第202期，1936年。
[22] 天柱：《抗战后中国政治的设施与改革》，《经世》战时特刊27，1938年。
[23] 陈烈甫：《计划政治论》，《厦大学报》第3期，1944年。
[24] 陈化奇：《计划政治体系之建立》，《安徽政治》第6卷第4～5期，1943年。
[25] 周焕：《政治问题论辑》，中国文化服务社陕西分社，1940，第2页。
[26] 朱国庆：《近代中国政制之改革》，《温中校刊》第6期，1940年。
[27] 家禾：《日本的行政机构改革问题》，《申报每周增刊》第1卷第42期，1936年。
[28] 《日本行政机构改革问题之检讨》，《东方杂志》第34卷第1期，1937年。
[29] 凯甲（译）：《美国之行政机构改革问题》，《外交评论》第8卷第3期，1937年。
[30] 史美煊：《行政改革问题之总检讨》，《黄埔（南京）》第4卷第3期，1935年。
[31] 甘乃光：《中国新政新论》，商务印书馆，1943，第247页。
[32] 陈之迈：《裁并骈枝机关的建议》，《新经济》第1卷第2期，1938年。
[33] 苏国夫：《关于机构紧缩与裁员》，《时论分析》第54期，1943年。
[34] 《裁员简政问题》，沈云龙主编《常燕生：政论与时评》，第674～675页。
[35] 苑义田：《改革行政机构与民众组织》，《国讯》第196期，1939年。
[36] 夏孟辉：《改革行政的各种意见》，《时论分析》第35期，1941年。
[37] 管欧：《职权调整与政治建设》，《政治建设》第2卷第5期，1940年。
[38] 刘泳闿：《抗战两年之行政》，《政治建设》第1卷第2、3期，1939年。
[39] 周焕：《战后中国建设问题》，《欧亚文化》第2卷第2期，1940年；周焕：《政治问题论辑》，中国文化服务社陕西分社，1940。
[40] 刘振东：《论政治机构》，《政治建设》第2卷第1、2期，1940年。
[41] 林纪东：《现行中央政制之缺陷及其初步改革》，《新政治》第2卷4期，1939年。
[42] 社评：《地方行政机构改善问题》，重庆《大公报》1939年3月21日。
[43] 赵澍：《论省政府机构改革问题兼及改进地方行政制度应有之原则》，《中央周刊》第1卷第28期，1939年。
[44] 王贻谋：《县政腐败的症结》，《全民抗战》第102期，1939年。
[45] 罗敏：《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政权：1937—1945年民国政治史研究述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46] 杨天宏：《政治史在民国史中的地位》，《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47] 赵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政治体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1。
[48] 王永祥：《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中央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河北学刊》1995年第5期。
[49] 石柏林：《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战时政治体制》，《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1期。
[50] 崔之清：《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51] 傅荣校：《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8—1937）行政机制与行政能力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04。
[52] 邓丽兰：《20世纪30年代南京政府的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福建论坛》2014年第12期。
[53] 乐嘉庆：《论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权力结构的运行》，《学术论坛》1991年第5期。
[54] 党彦虹：《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09。
[55] 陈雷：《国防最高委员会述评》，《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56] 罗敏：《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政权——1937—1945年民国政治史研究述评》，《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57] 里凡：《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沿革和文档处理述略》，《军事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58] 赵祖平：《论抗战时期的政治参与机构——国民参政会》，《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59] 周玉玲：《国民政府十年（1939—1949）基层民意机关建设数量分析》，《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60] 何云庵、时广东：《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评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5期。
[61] 陈雷：《行政三联制之考察》，《历史档案》2006年第4期。
[62] 陈宏民：《蒋介石推行行政三联制的原因探析》，《历史教学》2008年第6期。
[63] 周桂侠：《行政三联制述略》，《中国行政管理》1994年第11期。
[64] 刘大禹、王球云：《论九一八后行政院的机构调整与改革》，《史学集刊》2011年第5期；刘大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机构调整与改革》，《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3期；刘大禹：《蒋介石与战时国民政府行政机构改革》，《抗战史料研究》2014年第2期；刘大禹：《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行政机构的调整：以翁文灏主持的经济部调整改革为中心》，《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刘大禹、王球云：《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社会行政机构改革》，《民国档案》2016年第1期；刘大禹：《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的党务整顿》，《民国档案》2013年第1期；刘大禹：《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改组》，《民国档案》2015年第2期。
[65] 文建辉：《四川省政府的合署办公制度研究（1935—1949）》，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06。
[66] 张根福：《抗战时期浙江省行政改革述论》，《民国档案》2010年第4期。
[67] 王奇生：《战前中国的区乡行政：以江苏省为中心》，《民国档案》2006年第1期。
[68] 李天亮：《抗战时期湖北省基层政权建设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05。
[69] 周学勤：《民国时期宁夏省地方行政制度研究（1929—1949）》，博士学位论文，宁夏大学，2014。
[70] 王翼：《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行政机构改革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09。
[71] 汪巧红：《民国时期湖北的新县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7。
[72] 曾绍东：《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研究——以赣南（1939—1949）为中心的考察》，博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11。
[73] 曾凡贞：《新桂系县政改革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1。
[74] 李宗黄：《行政三联制概论》，台北：中国地方自治学会印行，1953，“序言”第3页。
[75] 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台北：中国地方自治学会印行，1972，第275页。
[76] 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政治》，抗战书店1940年初印，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翻印。
[77] 张竟无编《张季栾集》，台北：东方出版社，2011，第91～92页。
[78] 马启华：《抗战时期的政治建设》，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6。
[79] 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主编《中国国民党与政治建设》，台北：正中书局，1984。
[80] 刘丽慧：《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党政关系调整之研究》，《复兴岗学报》第84期，2005年。
[81] 徐有守：《行政的现代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第2页。
[82] 唐伯友、任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抗战档案分类研究——基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抗战档案典藏现状的调查》，《西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