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
年轻时，笔者十分爱读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的绝笔诗《示儿》：“死后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1]既为他深沉执着的爱国激情所感动，也敬佩其“死后元知万事空”的凝远通达。进入老年，慢慢地更喜欢陆游的另一名篇《游山西村》了，着迷于它的自然成趣、恬淡隽永，尤其是诗句所描述的八百年前浙东农户的淳朴敦厚，“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以及生活与自然的和谐，“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2]觉得余味无穷。这大概是自己阅世既久，能够真正体会日常生活的意义，更因为多年从事史学研究，对于当代史学难以触及历史时期人们真实生活的状况，越来越不满意了。
我们的祖先们为了使子孙后代能够从先人的生活经历中有所受益，向他们讲述先前的故事，传授经验，这大概就是历史学的起源，它同时也体现了历史学的一个基本特性——“叙述”。或者说：讲故事。近代以来，随着历史学研究方法的社会科学化，这门学科日益以解剖、分析历史时期人类社会为己职。这对于我们认识以前的人类社会提供了许多帮助，但同时也常常使我们停留在“性质”“结构”等概念中的历史社会，有一种悬空八只脚的不落实感，对于人们在历史上的真实生活有点隔膜。与此同时，经典的历史学理论虽然强调历史为劳动人民所创造，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由于留存至今的历史资料绝大部分只记载上层社会的帝王将相，基层民众的历史活动总是隐晦不显，为人们所遗忘，普罗大众就不幸地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于是，这推动着笔者将自己观察的目光转向历史时期的乡村社会。
可是，想要观察分析中国传统时期县级政权之下基层的乡村社会并不容易。事实上，史学界一向重视研究乡村基层社会，对于十至十三世纪这个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前后转折意义的两宋时期，更是如此。只不过，当时虽然雕版印刷术开始普及，保留下来的书籍比前代多了好几倍，但关于基层社会的记载依然十分有限。目前讨论相对深入的部分，仍然不免集中在国家制度等方面的内容，例如关于如何编造户籍、组织乡里保甲、征发赋役等，其他方面，尤其是关于村民们的日常生活，则大多不得不停留在泛泛而谈的层面，难以真正深入，令人沮丧。例如，无论是对后期历史的许多研究发现的，还是当今现实生活向我们提示的，都可以推知十世纪至十三世纪的宋代乡村社会必然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但是现有的研究却常常不得不满足于平面的笼统描述。
困窘的局面促使我们改变观察的视角，也许不再执着于传统研究思路所关注的各种社会科学式的“问题”，而是尽可能回归历史学的本义，从专注分析转向侧重叙述，这样至少在某些方面，尽可能去复原两宋时期乡村民众的各种生活场景，有一定的可能性。在这一方面，宋代文人留给我们的海量田园诗，能够为我们提供不少历史信息。
陆游（1125～1210）就是这样走进了笔者的视野。
在中国历代诗人中，诗作保留到今天、数量最多的就是陆游，达9362首。据估计，共72册的《全宋诗》中共收录了不下九千余位诗人的作品，共计27万余首，陆游一个人的诗作在其中占了近3册，约为总数的3.4%。而且陆游长期居住在浙东农村，他的诗作大部分是反映乡村生活的内容，因此是一个十分难得的资料宝库。
二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陆游的生平事迹。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公元1125年，宋徽宗宣和七年的农历十月十七日，他出生在一条行进在淮河的官船之上。当时他的父亲陆宰（1088～1148）从淮南路转运副使任上接到诏令，回京城开封府向朝廷述职，由水路进京，结果到半路夫人唐氏在官船上产子，取名陆游。陆游是陆宰的第三子。后来陆游对自己的出生专门写过一首诗——《十月十七日，予生日也。孤村风雨萧然，偶得二绝句。予生于淮上，是日平旦，大风雨骇人，及予堕地，雨乃止》：“少傅奉诏朝京师，舣船生我淮之湄。宣和七年冬十月，犹是中原无事时。”[3]这当然是他后来根据长辈们的告知记下来的。
陆氏是江南越州（今浙江绍兴）山阴名族，据说五代时从嘉兴迁居杭州（南宋为行都，改称临安府），后又渡过钱塘江，迁至越州山阴县，赘居于城西鲁墟村，数代务农。到北宋真宗赵恒大中祥符五年（1012），陆游的高祖陆轸考中进士，陆氏家族才开始“起家”。近两百年后，陆游在写给儿子的诗中，还专门提道：“西望牛头渺天际，永怀吾祖起家初。”[4]从此，山阴陆氏成为官宦世家，子孙们或者通过科举，或者依靠门荫制度入仕为官，出了不少名宦。其中官位最高的是陆佃（1042～1102），他在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登进士第，曾经向王安石学习儒家经典。到宋徽宗赵佶继位的建中靖国元年（1101），陆佃升任尚书右丞，几个月后又升左丞，位列执政（副宰相）。陆游的父亲陆宰是陆佃的第五子，陆宰是通过门荫入仕的，官至吏部尚书，曾任南宋行都临安府的知府，但山阴陆氏要到陆宰的儿子陆游这一辈，才在文坛上大放异彩。
陆游出生之时，恰逢北宋亡国大难，金军正在大举南侵。女真金国在与宋朝双方约定海上之盟、联合灭辽后，于宣和七年（1125）十月出兵南下，进攻当时已经交还给宋朝的燕京府，拉开了灭宋战争，并在两次围攻开封府后，于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二月丙寅日（3月20日）掳掠宋徽宗、宋钦宗两个皇帝北上，北宋从此灭亡。当时陆宰居住在寿州（今安徽寿县），年幼的陆游在父母膝下。第二年，他跟着父母回到了越州城中故居。
1127年五月初一，宋徽宗第九子赵构（1107～1187）收拾残部，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即位，改元建炎，成为南宋第一位皇帝。建炎三年（1129）十月，金军为了彻底消灭新建立的南宋政权，再次起兵南侵，十一月渡过长江，一路追击赵构，连下建康府（今江苏南京）、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直至明州（今浙江宁波）。为了躲避兵祸，陆宰带着母亲以及包括年仅六岁的陆游在内的全家人，向南逃到婺州东阳县（今浙江金华东阳）的深山之中，四年后才返回山阴故里。那时陆游已经九岁了。出生于国难之时，成长于兵乱之中，幼年的经历无疑是陆游形成以北伐复国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最重要原因。
宋朝制度规定，中高级官员的子弟可以依程序直接出仕当官，称为“门荫”。绍兴六年（1136），陆游十二岁时，就已经通过其父亲的门荫，获得了登仕郎的低级官阶（官位级别），只是还没有被任命具体的职务。不过就像当时所有士大夫家庭的子弟一样，他们仍然以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从而出仕为自己人生的首要目标。据说陆游少时就很会写文章，颇有文名，从东阳避难回越州后，他一直埋头苦读，刻苦用功，并且从绍兴十年（1140）十六岁那年起，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但一直不顺利。
十九岁时，陆游与表妹唐婉结婚，夫妻恩爱，鸾凤和鸣。可是他的母亲不喜欢唐婉，四年后陆游迫于母命，与唐婉仳离。第二年（绍兴十七年，1147）又应母命娶了夫人王氏。这一婚变给陆游留下了极深的精神创伤，他后来曾撰有多篇诗词表达对唐氏的眷念与自己的悲情，名篇《钗头凤》就是代表作。
绍兴二十四年（1154）陆游三十岁，参加由礼部主持的考试，权相秦桧因为陆游在初试时排名在自己孙子秦埙前面，更恼怒他喜欢谈论北伐恢复北方故土，将其黜落。[5]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科举考试。第二年秦桧病死，南宋朝廷的政治出现一些变化。陆游经人荐举，开始出仕。有学者认为绍兴二十六年冬到二十七年，陆游曾经出任温州瑞安县主簿，是他的首次出仕为官。不过陆游后来曾有诗明确提到，绍兴二十八年（1158）自己三十四岁时出任福建宁德县（今福州蕉城区）主簿为“初仕”。[6]
绍兴三十年（1160）五月，陆游三十六岁，在福州司法参军任上奉朝廷征召，任敕令所删定官。这是他第一次到行都任职。这次他在临安府生活了三年。两年后，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宋高宗赵构退位为太上皇帝，养子赵昚（1127～1194）继位，他就是宋孝宗。九月，敕令所改为编类圣政所，陆游遂由枢密院编修官兼任编类圣政所检讨官。圣政所的工作是编撰皇帝的“圣政”，这是宋朝官修史书的一种，所以这也是陆游第一次出任朝廷的“史官”。
宋孝宗继位以后，改变了其养父赵构一味求和的方针，试图反击金国，重振国势，任用了一批主张北伐抗金的士大夫，又以陆游“力学有闻，言论剀切”，赐他进士出身，[7]这样陆游终于有了一个科举功名。只可惜到了第二年，因为不满幸臣弄权，招致宋孝宗不高兴，被贬为镇江府（今属江苏）通判（州府的副长官）。三年后，改任隆兴府（今江西南昌）通判。不久却因“力说张浚用兵”等原因被罢官，回到山阴。这次陆游在山阴闲居了三年。
乾道五年（1169）年底，陆游四十五岁，得报被任命以左奉议郎的官阶出任夔州（今重庆奉节）通判，于是在第二年闰五月携家小前去四川赴任。陆游在四川任上历时八年，这是他官宦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段经历。这中间他更换了几个不同的职务。乾道八年（1172）三月到十月，陆游出任置司于兴元府（今四川汉中南郑区）的四川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这是他所任官职最靠近前线的一次。四川宣抚使司是四川地区最高军政机构，陆游任职其中，就算是他生平中唯一的一次军旅生涯了。这八个月的军旅生涯促成陆游诗风更趋雄放，也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时期。
淳熙五年（1178）二月，陆游得到朝廷诏令，携家人东还，回到了临安府。此后陆游又曾分别出任提举福建路与江西路的常平茶盐公事。到淳熙七年（1180）十一月，宋廷将其召回，但因谏官弹劾，陆游就回到了山阴故里。按宋朝的惯例，卸任官员在一定时间内可以挂名担任主管某个道观的祠官，称为“奉祠”。淳熙九年（1182）宋廷提拔陆游的官阶为朝奉大夫，让他担任“主管成都府玉局观”，实际上他仍然闲居乡里，只是可以请领一份祠官的俸禄。
四年后，宋廷再次召回陆游，先是命他出知严州（治所在今浙江梅城镇），后又到临安府任军器少监、礼部郎中。到淳熙十六年（1189）十二月，又被人弹劾，罢官返里。第二年除中奉大夫，提举建宁府（今福建建瓯）武夷山冲祐观。
一直到嘉泰二年（1202）六月，朝廷又一次召陆游回临安府，任秘书监，负责编修国史。这时他已经是七十八岁的老人了。第二年四月，陆游向朝廷奉上编修完成的《孝宗实录》五百卷、《光宗实录》一百卷，请求致仕回乡。从此，一直到嘉定三年（1210）八十六岁那一年去世，陆游再未离开山阴农村。
总之，从三十四岁出仕到八十六岁去世的五十二年间，陆游仕少闲多，总计在外任职不到二十二年，先后出任近十任地方官，最重要是在川蜀的八年，因此他以“渭南”为自己文集之名，“剑南”为诗集之名。他还三次到行都临安府的朝廷中任职，主要是数次充任史官。陆游对此也是颇为得意的，所以在临去世前不久还专门写下《残菊》一诗，自诩“我是三朝旧史官”。[8]除去游宦在外的时间，他就长期在山阴乡村闲居。嘉泰二年，陆游有《自嘲》一诗，说自己“平生扬历半宫祠”。注文称：“予仕官几五十年矣，历崇道、玉局、武夷，今又忝佑神之命。”[9]这“仕官几五十年”之中，在家闲居领宫祠近三十年。如果再加上出仕前的时间，他在山阴农村生活了近六十年。
相对而言，陆游存世的作品，属于散文的那部分以表笺启帖铭赞等礼仪性文字为多，奏札记文书信等纪实性文字略少。纪实性文字之所存留至今的，也大多数是讨论国家政事与文人间应酬往来的文字，较少反映乡间日常生活。只有《家世旧闻》《放翁家训》等笔记稍可参考。在此之外，陆游对南宋时期浙东农村细致的观察，就都反映在他那些存世的海量诗作中了。可以说，加上早年未出仕前的作品，他的海量诗文作品中大约有六七成是与家乡农村生活有关的。
本书的叙述之所以可能，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陆游诗集《剑南诗稿》的编纂工作做得相当完善。《诗稿》的前二十卷是陆游在知严州任上亲自删定印行的，后六十五卷由他的长子陆子虡在其去世十年后最后编定，但陆游生前也曾一一“亲加校定”，[10]两部分合起来共八十五卷。因此巨量诗篇的编次相当清晰与准确，再加上历年来有关学者的辛勤而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不仅使得几乎每一首诗的创作时间与地点都已基本明确，为将它们引为史学研究的资料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而且关于陆游生平、文学思想、艺术风格等各方面内容，也都已有相当丰富的学术史积累。只有在前人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才有可能着手去探索陆游的“乡村世界”。
所谓陆游的“乡村世界”，就是试图通过集中解读陆游的诗文，借陆游的目光来观察南宋时期浙东地区的农村社会。
三
不过，陆游心目中的乡村世界，与我们试图探寻的目标仍存在明显的落差。
首先，诗由心发，诗词并非纪实文体，由诗句所描绘的乡村与现实世界之间必然有不可忽视的距离。如何透过文人诗意的夸张与遐想，去发掘出可资利用的历史信息，进而将其拼凑成一幅幅鲜活的历史场景，绝非一件轻松的工作。可贵的是，陆游的诗词创作具有某种写实的特点。有学者认为，“可以说陆游几乎是以写日记的方式在写诗”，[11]这就更为我们的解读工作提供了某种可能。
其次，我们根据陆游的诗文了解他心目中的“乡村世界”，不免是折射的与片面的。一位闲居乡间的官宦人士，他所关心的方方面面以及与其所交往接触的人与物，最后吟咏而书者，其主题选择必有其主观性，其观察必有其片面性。换句话说，陆游的乡村生活与一般的农民之间，无论在生活方式还是个人立场等各方面，都会有明显的不同。所以，他所记述的只不过是当时乡村基层社会的片面一角，不可能是全貌。难能可贵的是，陆游本人对自己与一般农民之间生活的差别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他曾经自惕：“民穷丰岁或无食，此事昔闻今见之。吾侪饭饱更念肉，不待人嘲应自知。”[12]事实上，他确实写下了大量反映当时一般乡村生活，尤其是贫民生活困苦的诗篇，他的这种近乎有意识的“纠偏”，使得我们的讨论更具可行性。总之，“陆游的乡村世界”大概只能是历史记忆瓦砾堆中几块相对成形、略呈光泽的碎片。不过，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乡村生活丰富多彩，乡居社会阶层复杂，闲休官宦散居于乡里，宋人多称之为寓公，他们本身即构成了当时乡村社会的一个重要阶层，值得关注。学术界此前讨论宋代乡村权势人物的社会角色，有人将其归纳为豪横与长者两种形象，当然这样的归纳不过是后人在历史观察中所做的概念式梳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性格往往有其多面性与复杂性。[13]陆游当然属于长者。此外，学者们更多关注的还在于乡村社会如何具体运作，以及如何从宋代乡村权势人物的活动中去分析后世缙绅阶层的形成过程等问题。可惜后人视野中这些重要的议题，能够在陆游的诗作中得到“回应”的却极少。大致来讲，关于南宋时期的浙东农村，陆游“乡村世界”的个案可能比较集中地提供了三个方面的信息：其一，浙东乡村一个中上水平乡居寓公的生活范本；其二，关于士人在乡村的社会角色的某些侧面；其三，由陆游所感知与描述的当时农村基层社会的一些其他生活场景。
这本小册子就试图主要从这三个方面略做试探。其结果，估计也只能给出一些孤立的白描性质的历史画面，无法达到经过一定量的、相互间存在有机联系的个案研究的积累，并经抽象归纳，最终达到描绘出整体的“宋代农村”画面的目的。如果能够以历史叙述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想象“宋代农村”提供几个可以依凭的支点，本书的目的也就算是达到了。
[1] 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以下简称《诗稿》）卷八五，嘉定二年冬十二月作于山阴（下文同此，仅非创作于山阴的诗篇才注明地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8册，第4542页。
[2] 《诗稿》卷一，乾道三年春，第1册，第102页。
[3] 《诗稿》卷三三，庆元元年冬，第4册，第2199页。
[4] 《诗稿》卷四六《舍西晚眺示子聿》，嘉泰元年夏，第5册，第2829页。
[5] 参见《诗稿》卷四〇《陈阜卿先生为两浙转运司考试官，时秦丞相孙以右文殿修撰来就试，直欲首选。阜卿得予文卷，擢置第一。秦氏大怒。予明年既显黜，先生亦几蹈危机。偶秦公薨，遂已。予晚岁料理故书，得先生手帖，追感平昔，作长句以识其事，不知衰涕之集也》，庆元五年秋，第5册，第2530～2531页。
[6] 《诗稿》卷六六《予初仕为宁徳县主簿……觉而感叹不已》，开禧元年秋，第7册，第356页；卷六四《绍兴中予初仕为宁德主簿……当时所尚也》，开禧元年冬，第7册，第3654页。
[7] 《宋史》卷三九五《陆游传》，中华书局，1977，第34册，第12057页。
[8] 《诗稿》卷八五，嘉定二年冬，第8册，第4525页。
[9] 《诗稿》卷五二《自嘲》，嘉泰二年冬，临安，第6册，第3089页。
[10] 《剑南诗稿江州刊本陆子虡跋》，《诗稿》第8册，第4545页。
[11] 林岩：《晚年陆游的乡居与自我意识——兼及南宋“退居型士大夫”的提出》，第131页，载中国陆游研究会、绍兴市陆游研究会主编《陆游与南宋社会——纪念陆游诞辰8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94～134页。林岩还有注释文字做出说明：“对于这一点认识，我本以为是自己的独得之秘，但后来发现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早已指出这点。〔日〕吉川幸次郎：《宋元明诗概说》，李庆等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第118页。”
[12] 《诗稿》卷三八《午饭》（第二首），庆元四年冬，第5册，第2445页。
[13] 参见梁庚尧《豪横与长者：南宋官户与士人居乡的两种形象》，原载台北《新史学》第4卷第4期，后收入氏著《南宋的农村经济》下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第474～5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