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我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文山壮族、彝族铜鼓舞”的结缘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坦率地说，最初我对铜鼓舞相关文化事象的认知是从铜鼓开始的。具体来说，就是博物馆以及一些考古书籍中的铜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个时候，铜鼓在我的心目中就只是文物。生活中的铜鼓，即村寨中的铜鼓以及铜鼓在村民中的神圣性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的故事发生在2005年。
2005年春节前夕的一个清晨，一位省领导带着文化部门的研究者和一大队新闻记者来到了偏僻的壮族山村——贵马村。从那洒镇到贵马村是蜿蜒又狭窄的弹石路，进出十分不方便。贵马村村民与外界的接触也仅限于附近的几个壮族、苗族村寨，赶街天才是他们与外村的人交往的日子。不过，这个小山村却因为保留了铜鼓而渐渐变得有名了。各级文化管理部门，还有长期做壮族研究的王老师会经常来贵马村，算是熟面孔，除此以外，鲜有外人来到这里，更不用说了解他们的文化了。
贵马村还是第一次有这么大的领导来。跟着的那队人马也是“长枪短炮”，配备齐全，这阵仗村民从没见过。围观自然是少不了的。王老师找到了他的一个老朋友，也是村里的寨老之一——老梁，说明了来意。原来，省里的领导知道春节期间贵马村的戴氏家族会举行“祭鼓”仪式，准备在领导调研的同时，也让电视台拍摄一部有关壮族铜鼓文化的纪录片。
贵马村来了这么大的领导，而且还要拍电视片，这是多大的光荣啊！老梁赶紧招呼大家，然后兴致勃勃地带着大家去老戴家。到了戴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老戴不愿意了。
“又没有哪家人去世，为什么要拿鼓出来？你就是贵马村的还不清楚吗？”
一句话把老梁弄得非常不好意思。最后，县里陪同的领导好说歹说，老戴同意先到他家去拍几个铜鼓的镜头，但是坚决不让把铜鼓搬离存鼓的地方。
老戴家也是传统的老式干栏建筑，现在人畜分离，一楼就变成了厨房和卧房。从柴房取来了梯子，几个摄像人员跟着老戴爬上逼仄的、被厨房烟灰熏黑、偶有几缕从墙壁缝隙中透进光线的黑暗阁楼，直到老戴打开同样昏暗的电灯，才发现柱子旁边有一团用壮族老式土布包裹的东西。老戴小心翼翼地打开土布，里面就是铜鼓，鼓耳的一头用铁链连接着柱子。村里人说铜鼓是会飞的，或者是会自己跑到水里去的，所以要用铁链拴住。
包裹一打开，几个摄像人员一顿狂拍，还自己上手去变换位置。在他们非常投入的时候，老戴的脸色已经越来越难看了，铜鼓岂能让外人如此大不敬地对待？何况还有女人去碰触！老戴及几个族人耐着性子、憋着气，勉强配合完成了拍摄，但是这群外来人的不敬和鲁莽很快传到戴氏家族其他人的耳中。
大年三十子时是祭鼓的时间。摄制组提前做了部署，各种家伙事儿都被抬出来了。他们去老戴家准备选点设置机位的时候，就被礼貌地拒绝了。他们只好赶快请老梁出面协调，老梁一样吃了闭门羹。王老师来了，省社会科学院的壮族学者也来了。得到的答复还是不同意。
要是这次拍不了就要等到第二年。摄制组几个胆子大的工作人员趁人多的时候混进老戴家，希望软磨硬泡会打开局面。但是很快就被戴氏家族的几个年轻人赶出了门，甚至警告要把他们的摄像机砸了。
一件好事啊，怎么就要弄成打群架了？正在闹哄哄的时候，省领导只好出面调停。领导对老戴说自己也姓戴，也是同一个民族，能否看在同姓、同一个民族的份上，让记者拍一下。重要的是，这是宣传壮族、宣传贵马村、宣传戴家的好事。但是老戴觉得这些对他以及整个家族的意义都不是很大，正常的仪式活动也会被强行打断，还是很坚决地拒绝了拍摄。整个摄制组只好先离开去拍摄系列片的其他内容，领导们也只能讪讪地走了，只留下王老师留在村子里继续做老戴的思想工作。
接下来的几天，老梁和王老师每天都到老戴家里抽水烟筒、聊天、套近乎。老戴才慢慢放下芥蒂，和大家聊起铜鼓的历史，从起祖到他这一代保管铜鼓已经有12代了，过去匪患猖獗，尤其是经历了几次政治运动，老辈们冒着生命危险保全铜鼓的故事历历在目，他不想在这一代有什么闪失，要是太多人知道他们家保管着铜鼓，一旦铜鼓弄丢了，他的家庭要被整个家族唾弃，家族蒙羞不说，贵马村没了铜鼓还得去别的村寨借。况且这个鼓是整个戴氏家族的，能不能拿出来使用要召集戴氏家族的所有男性成员集会商量，就算同意了，还得让借的人履行一系列的仪轨。最重要的是，贵马村的铜鼓是公鼓，要拍春节“祭鼓”的大祭，还得去者克（村）借母鼓，同样要得到那边家族成员的同意。
这一次，铜鼓舞硬是没能拍成。
作为当时的旁观者，现在的研究者，我把这一段故事放在这里，是为了让自己记住：现实中的铜鼓在村民的心中是非常神圣的。即使是大领导来了，通融一下也是绝不可以的，因为，通融一下的结果就是铜鼓神圣性的消解，而消解的过程就是从村民对保管铜鼓之人的不信任开始的。换言之，一旦村民对铜鼓都失去了敬畏之心，那么，铜鼓就只是一件摆设。
这件事之后又过了一年，我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欣喜地发现，“文山壮族、彝族铜鼓舞”赫然在列。铜鼓和铜鼓舞那么明显的紧密关系也第一次引起了我的重视。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铜鼓舞常常是以“民族民间艺术”的形式而被人们所提及。在民族民间艺术的视域中，铜鼓舞中的铜鼓往往只被视为舞蹈道具。是否为属于村民的铜鼓，甚至舞蹈中的那个铜鼓是否为真的铜鼓，都不重要。似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铜鼓舞作为艺术是否具有审美价值。在最初的关注之后，随着我的田野调查的不断开展，我逐步认识到，只有当铜鼓舞存活于现实的文化之中，即铜鼓依然是村民的铜鼓，铜鼓舞也只是在村民们的仪式活动中才举行的舞蹈的时候，铜鼓舞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铜鼓舞在2006年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事实上，在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后，铜鼓舞开始在一些表演场合出现，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铜鼓舞在村民中的神圣性消失而越来越世俗化呢？如果真的没有了神圣性，那么，铜鼓舞的传承还有可能吗？铜鼓舞进入非遗名录的意义是不是就大打折扣了？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需要认真加以思考的。铜鼓舞的神圣性的保持是其能够在村寨中以活形态传承下去的重要基础。铜鼓舞不仅以民族民间艺术的形式传承发展，而且还能够继续在村寨中传承，就与铜鼓舞是否具有神圣性、铜鼓是否在村民心中依然是圣物有着莫大的关系。
下面这个故事发生在2017年5月，即铜鼓舞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的第11个年头。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委托云南承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陆孝宗进行抢救性记录。[1]
公司摄制组来到十分闭塞的白倮村寨，找到了传承人陆孝宗的家，与陆孝宗确认了整个项目实施的目的和在即将到来的荞菜节时的拍摄计划。就在商谈快结束的时候，几个亲戚来到陆孝宗家邀约他一起去孟梅参加一个葬礼。今天请“大客”，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会去，会很热闹，陆孝宗热情地招呼工作人员也一起去。根据前期的一些案头工作，随行的学术专员知道铜鼓舞是在丧葬仪式中必不可少的舞蹈，当然不想错失这个能够去现场拍摄的机会，在确定了没有任何忌讳的情况下，打算与陆孝宗一同前往。但是公司第一次承接这样的非遗项目，毫无随时应对突发事件的经验和准备，工作人员竟没有带摄像机，加之手机夜间拍摄的效果也达不到项目验收的要求，考虑再三最后也只能作罢。想不到这样的机会到项目交付前再也没有碰到。
抢救性记录中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便是记录铜鼓舞表演过程中每个套系铜鼓的敲击手法以及与之配合的所有舞蹈动作。但是按白倮的规矩，这个时节严禁击打铜鼓，陆孝宗只能用口传谱的方式告知每套鼓点的敲击方法。没有鼓点的舞蹈动作显得干巴巴没有活力，视觉效果差强人意，然而为了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也只能这样，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
就在荞菜节开始前的三四天光景，摄制组突然听说临近新寨那边有一户白倮人家有人去世。摄制组在记录工作的间隙赶快询问陆孝宗拍摄整个葬礼过程的可能性，陆孝宗觉得问题不大，但要等他去询问一下丧家的意愿，工作人员也开始着手准备。丧家恰好有个女儿嫁到城寨，按白倮的习俗，女儿女婿在出殡前两天的下午三四点钟要拉头牛去新寨“上祭”，摄制组计划安排其中一个小组跟随“上祭”队伍去新寨拍摄。获得两个寨老的默许之后，摄制组来到了丧家的女儿女婿家，但是没拍多久就被一个亲属制止，调解了一会儿之后又继续拍，但是其他亲属也认为确实不妥。因为他们用的白倮语言交流，摄制组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究竟说了什么，只是从表情和体态上感到情绪激动，摄制组还是中断了录制，并请陆孝宗以及另外的寨老出面进行协调。在协调的过程中，摄制组才了解到去世的人是意外死亡，在广东打工的孩子知道消息以后还没有及时赶回新寨，电话中也表示不希望摄制组进行拍摄。协调以后，家属同意摄制组拍摄在城寨进行的所有仪式、“上祭”的过程以及丧家门外的一些活动，但是所有人员都不能进去。虽然很遗憾，但是摄制组怕影响到整个项目的推进，只好按协调的结果行事。
属龙日那天，按规矩，传世的老鼓是万万不能动的。但是为了配合政府组织的展演活动，县委宣传部送的新制作的鼓被抬到了铜鼓广场，悬挂在榔树上，展演前后寨老们还特意做了禳解仪式。展演活动结束后，摄制组当机立断，在取下铜鼓之前请求陆孝宗将每套鼓点一一做示范。在录制的过程中，专家在分析鼓点的时候指出，鼓点如果不配合现场舞者的动作，节奏、节律甚至轻重都是不清晰的，那么将来在为研究者或是给年轻一代提供视频教学的时候就会带来麻烦。摄制组立即调整方案，请陆孝宗找来弟子配合鼓点进行动作示范并重新完成录制，但是陆孝宗却很委婉地拒绝了。因为陆孝宗当时已经听到了城寨内的萨拉响，说明丧家的女儿女婿已经在去上祭的路上，按白倮的规矩就不能再敲铜鼓了，即便是新鼓也是如此，而且他本人也不能在铜鼓旁边，按当地人的理解，这对他本人也不好。铜鼓就这样静静地悬在两棵大榔树上。等所有的人逐渐散去，坐在铜鼓广场中心的寨老们用完了酒食，铜鼓才被几个人抬回陆孝宗家，放在一楼，三天之后才放回原处保存。
记录葬礼中的铜鼓舞必须得到村民的同意，而村民依然对于外来者的进入充满疑虑。不到敲鼓的时间是不能敲的。这表明了铜鼓以及铜鼓舞依然在村民心中具有神圣性。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村民接受了文化部门提供的新铜鼓。在村民的心里，新的铜鼓已经具有了神圣性，对新铜鼓的使用也要遵循所有的禁忌。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山壮族、彝族铜鼓舞”的两个传承点——壮族贵马村和彝族白倮村发生的这两个故事时隔12年。在铜鼓舞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政府相关部门参与保护该项文化遗产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铜鼓以及铜鼓舞的各种禁忌依然保持，这意味着铜鼓和铜鼓舞依然是具有神圣性的。这期间村民不断外出打工，集体意识是如何保持的？村民接受了政府提供的按理说是没有神圣性的新铜鼓，但村民现在已经赋予这个铜鼓神圣性。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村里的老铜鼓和新铜鼓之间有没有区别呢？有区别或者没区别又说明了什么？从政府相关部门最初把铜鼓视为文物，将铜鼓舞视为民族民间艺术从而采取的分离式的保护措施来看，都不是从文化生态视野对这一传统文化事象的保护。那些措施对于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实施具有铺垫作用，但从铜鼓与铜鼓舞并重，将其视为一个文化事象的角度看，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文山壮族、彝族铜鼓舞”的保护与传承才是真正对保有这个文化事象的文化拥有者的尊重。从文化人类学的整体观的视野出发，我们非常有必要进一步分析铜鼓舞传承的文化生态条件，认识村民集体意识对于保持铜鼓舞的神圣性的重要性，深入考察在村民不断外出打工、村寨集体事实上开始发生变化之后，传统文化传承的困境以及政府文化部门是以怎样的方式支持保护与传承工作等诸多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并值得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1972年11月16日，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会议上通过的世界性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首次将遗产划分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颁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后，“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Heritage）作为正式的官方称谓和操作概念在世界范围内应用。世界各国通过积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来推进文化遗产的保护。
就中国而言，继2001年5月、2003年11月及2005年11月，昆曲、古琴艺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以及蒙古族长调（与蒙古国联合申报）先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以后，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为使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规范化，2005年3月和12月，国务院办公厅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并制定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体系[2]，要求各地方和各有关部门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随后，全国掀起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成立了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也都成立了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机构。各地政府也积极投入到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工作中去。而其中最为重要且最有意义的工作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建立。截至2017年，国务院分别于2006年、2008年、2011年和2014年批准了四批由文化部确定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6年5月，第一批共计518项；2008年5月，第二批共计510项；2011年6月，第三批共计191项，以及第一批拓展名录147项；2014年7月，第四批共计153项，共计1519项[3]。至此，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为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国家之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自治州）、县（区）政府文化部门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普查、申报作为重要的日常工作任务。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被引入中国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实践在政府的推动下得以广泛开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完善的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体系，另一方面使得“非遗”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应该予以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借由这一平台，很多行将没落的地方文化或者民族文化获得新生。但是我们也遗憾地发现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因为商业目的而被破坏性地开发，重申报、轻保护、轻传承的案例也大量存在。“从文化部获悉，该部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实施动态管理3年多来，已对554家项目保护单位进行了调整和重新认定，其中由于履责不力、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不具备履责能力和条件等原因而进行变更的有300余家。”[4] 诸如此类的负面新闻也不鲜见。
目前来看，越来越多的文化事象被命名为不同层面或等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国家已经为其保护和传承铺设了轨道，但是实际的情况可能是并没有在既定的方向上实施相应的措施，甚至也有因为利益驱使而产生的文化生造现象，相应的保护、传承便无从谈起。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尽管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尚未做到尽善尽美，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制度，也许那些产生于农耕文明且已经走入没落的传统民族民间文化有可能会面临生存危机，甚至于消失于无形、消失于无声，这又是让人更为沮丧的情况。所以要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怎样传承和发展，甚至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应该如何调整，这些才是更应该受到关注的话题。尽管非遗保护工作中存在许多的不足，但是没有诸如名录建立等国家非遗制度的制定、实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情况可能会更糟糕，甚至连问题都很难被发现。现在，至少出现问题还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鉴于我对铜鼓舞的关注已经有了较长的时间，在查阅大量相关研究文献之后，我的选题最终聚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问题之上。
2014年7月1日至30日，我在广南县嘎洒镇贵马村村委会完成了对壮族铜鼓舞的第一次田野调查。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是2006年5月第一批进入国家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与传承人和村民接触的过程中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对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深的情感。是什么驱动了村民自觉地参与到保护的过程中去，国家非遗制度的实施对于他们以及整个村庄都带来了什么？这些问题都是我想进一步了解和挖掘的。
要讨论铜鼓舞，对于铜鼓的重视是必要的，对于铜鼓舞的理解是要在理解铜鼓的重要意义的基础上展开的。铜鼓在壮族或者彝族的文化中是什么？文化赋予了它什么样的意义？作为文化器物的铜鼓是怎么用的？运用的场域是什么？没有了场域，即礼仪、祭祀与农耕需要的淡化，它要面临的是有一天人们不再按传统使用它，其文化意义必然消失还是会发生怎样的改变？这些问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铜鼓舞在传统社会中的意义是什么，面对新的时代需要，它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无论是铜鼓还是铜鼓舞，之所以有神圣性是与村寨集体意识相关的。随着社会流动的不断加强，外出打工等生计方式的变化都会对村寨集体意识产生重要影响，保护传承铜鼓舞需要怎样的集体意识建构等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此外，传承人在非遗项目中扮演什么角色、集体性的非遗在传承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等都需要深入调查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