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下阶层理论视角

在大量关于中国农村城市移民的文献中，属下阶层研究是一种重要的分析视角。“庶民”一词最早由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安东尼·葛兰西在他的第一本《狱中札记》中使用（Gramsci，1995：Notebook 1，note 48，note 54；Green，2002）。随后，这个术语被拓展应用于比喻或隐喻意义下的属下社会群体或阶级（Gramsci，1971，1995：Notebook 3，note 14），包括“奴隶、农民、宗教团体、妇女、不同种族和无产阶级”（Green，2002：3）。值得注意的是，葛兰西对属下阶层研究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方法论。他提出了一种属下阶层历史学的方法论，其中基于庶民群体的存在和历史发展的转型策略至关重要。葛兰西指出，属下阶层群体可以从“原始”的从属地位发展到自治地位，他写道，“历史学家必须记录和发现从最原始阶段开始走向完全自治的发展线的原因”（Gramsci，1971：Notebook 25，note 5）。“位置”是庶民研究的一个关键主题。根据葛兰西的观点，后殖民群体的社会地位不仅可以是转变的，而且可以在不同程度或阶段上得以发展（Green，2002：15）。

葛兰西关于庶民阶层的见解激发了以下研究者的灵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南亚历史学家常常利用这个术语来研究后殖民主义。《属下阶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 Volumes）系列的编辑Guha将庶民群体定义为“人民”（people）或“非精英”（non-elite）。他认为，“属下阶层在历史上‘独立地’行动，也就是独立于精英阶层之外”，并且他们的政治建构了“一个自主的领域，因为它既不起源于精英政治，也不依赖于后者的存在”（Guha，1980：3-4）。然而，与葛兰西相反，Guha认为“源于属下阶层政治领域的倡议不足以将民族主义运动发展为一场全面的民族解放斗争”（Guha，1980：6-7）。基于反帝国主义行动的丰富历史记录，属下阶层群体过于分散，无法有效地形成国家解放运动，尽管他们有自己的意识（Guha，1980：6-7）。Guha在印度历史记录中举出了大量例子，解释了为什么“第三阶层的话语”（tertiary discourse，即由历史学家对不相关事件的解释构建）代表了“属下阶层”（Prakash，1994）。

这些讨论与Gayatri Spivak关于属下阶层群体的思考有一些相似之处。Spivak对于属下阶层群体的讨论聚焦于他们的意识、所属社会位置和代表性。在她最有影响力的文章《属下阶层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中，她回顾了福柯和德勒兹对于知识分子和权力的批评，认为受压迫者，如囚犯、士兵和学童等的政治呼吁是通过知识分子的具体经验得以表达的。因此，对于Spivak而言，福柯和德勒兹似乎都没有意识到知识分子可以帮助强化被压迫者的立场。在更多的印度社会案例的支持下，她指出属下阶层者不能发声——被殖民者不仅在精英中很少留下或根本没有存在的痕迹，而且属下阶层群体的代表性被嵌入了主流话语之中（Spivak，［1988］2003a）。

与葛兰西和Guha相比，Spivak更关注属下阶层的定义，而非“地位”（positions）。她认为，属下阶层不仅仅是被压迫的群体，还是一个没有政治组织和代表的群体。因此，属下阶层的关键在于代表和组织。对于葛兰西和Guha的讨论中的一些属下阶层群体，例如无产阶级，在Spivak看来不是属下阶层，因为这些群体被组织起来了（Green，2002：18；Spivak，1990；De Kock，1992）。根据Spivak的看法，一旦无产阶级被组织起来并且能够代表自己，他们就不能再声称是属下阶层群体。值得注意的是，尽管Guha和Spivak对属下阶层的定义存在不同观点，但他们都承认在特定条件下将属下阶层转化为主导群体的可能性。例如，Spivak说：“当一个‘属下群体’的成员与公民权及制度化交互过程中之间建立起沟通路径时，‘属下阶层’已被纳入通往霸权的漫长道路。”（Spivak，1999：310；Green，2002：19）尽管Spivak不同意葛兰西关于“分阶段发展”的观点，但她支持源自这一观点的属下阶层转化的可能性。然而，对于葛兰西而言，这种方法，即“一种沟通路径”（a line of communication），相当于“政治斗争”（Green，2002：18-19）。

以上这些关于属下阶层研究的见解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城乡移民研究。基于中国社会制度的现实，学者广泛引用城乡二元结构去解读中国人的实际权益。在此背景下，与城市居民相比，来自农村的移民在城市空间里被边缘化，包括教育、就业、住房、社会保险和医疗服务等方面（Solinger，1999；Chan and Buckingham，2008；Chan and Selden，2014）。此外，从属下阶层研究的角度来看，城乡移民较城市居民而言，其制度身份与权益的日常实践均处于从属地位。

除了农村城市移民的次要地位，学者们还讨论了城乡移民是否可以作为属下群体发声——这是属下阶层研究中的一个经典问题。对此，研究者通常从两个角度探讨这个问题。第一，作为属下阶层群体，城乡移民是否具有意识？第二，他们如何表达自己的意识？关于第一个问题，许多研究都揭示了城乡移民的身份认同或自我意识。在由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于2004年主持开展的有关全国分配公平感的调查中，中国人口被分成了三个广泛但独特的社会群体，即城市居民、移民和农民（Wang，2010）。许多研究已经证明，户口制度在制度层面上区分了城乡居民的权利，一道无形的制度身份壁垒也形塑了他们的禀赋与社会流动方式的差异（Chan，1994；Whyte，1996；Knight and Song，1999；Wu and Treiman，2004）。在此背景下，有学者在论及移民面对不平等的心理状态时指出，“移民非常清楚自己在城市中由于农村出身而处于低地位，他们也表达了对基于群体成员身份的歧视的关注和不满”（Wang，2010：238）。基于大量的调查数据，Wang认为移民确实具有对自己社会地位认知的意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农村城市移民都应该被认为是属下群体的代表。正如Sun在《中国的属下阶级：城乡移民》（Subaltern China：Rural Migrants）一书中解释道，“在资本积累的时代，中国工人永远不可能是单一的实体”（Sun，2014：38）。正因如此，本研究在数据收集和分析的过程中将寻找移民的异质性。葛兰西认为，属下阶层群体可以具有转化力量，因此属下群体被认为是一个社会群体。如果强调这个群体内的差异特征，移民的属下性将变得更加复杂，因此，笔者认为需要重新界定或进一步澄清当下城乡移民的阶层状态。

学界现有很多文献亦可回答第二个问题。正如前面提到的，自我表达的路径在属下阶层研究中至关重要。许多学者批判性地讨论了知识分子和属下阶层自我表达之间的差异。比如，Guha的“第三阶层话语”和Spivak对“知识分子具体经验”的批判表明知识分子非但不能真正代表属下阶层群体的意识，反而强化了其主导群体的地位。尽管如此，在方法论层面上，有学者仍认为解读精英对属下阶层的认识是必要的（Spivak，1988；Chakrabarty，2000）。正如Spivak所说，属下群体的意识是“构建在符号链上”（Spivak，［1988］2003：224）。精英的解释对于全面理解属下地位至关重要，即使他们不能真正代表属下阶层。此外，研究人员建议当代属下阶层研究需要转移方法论范式，即从文本和历史转向“民族志、实践、日常生活和在地性”（Chatterjee，2012：49）。这些建议拓展了属下阶层研究的领域，激发更多的研究人员探索“人们自我表达的实践”（Chatterjee，2012：49）。

以上方法论的建议激发了学界对中国城乡移民研究的探索，许多学者进而审视农民工自我意识表达的方式。在潘毅的研究中，她探讨了女性城乡移民（1990年代出现的“打工妹”群体）所面临的多重压迫（Pun，2005）。在分析支配者与“打工妹”之间的互动时，她选择分析打工妹的日常叙述和行为，包括梦境、尖叫、昏厥、痛经、“自我”在工作场所中的内在纠结和反抗。她引用詹姆斯·斯科特（1990：4-5）的概念，指出“隐藏的转录”（hidden transcripts）或“基础政治”（infrapolitics）可以被每个属下阶层群体创造，不仅可以在支配者背后行动，还可以公开地挑战和破坏他们的权力（Pun，2005：195）。同样的，在Sun的研究中，她通过分析农民工的纪录片、政治文学、摄影以及农民工文学来探讨农民工的从属地位（Sun，2014），揭示了社会弱势群体如何与支配群体协商两者间的从属关系。

属下阶层研究及其在中国背景下的相关应用启发了笔者对本书的撰写。基于日渐显著的移民群体异质性，城乡移民的社会境遇似乎也在发生改变，需要学界去重新审视和定义。同时，在城乡移民异质性的情境中，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移民的自我意识和表达也相应趋于差异化，于是他们表达、协商、实践他们“属下”地位的方式也可能会有所不同。此外，属下阶层研究的视角给予了笔者方法论层面的灵感，尤其是研究者的自我反省（self-reflexivgity）和对研究对象的审视。正如Spivak所说，“不是研究‘属下阶层’，而是学习他们”（Spivak，2005：483）。由此，本研究特别关注城乡移民自我阐述的质性资料以及他们与其他群体的差异化互动，而非将分析局限在政策和“支配者”或“主导者”的话语之中。